乳腺癌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乳腺癌筛查可以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率、降低病死率。我国女性乳腺癌早期诊断率显著低于欧美国家，原因之一是乳腺癌的筛查工作薄弱；因此，亟待加强和规范我国乳腺癌的筛查工作。基于我国女性乳腺癌筛查的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我国国情，特制订了《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期望能更好地指导各地医疗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工作，提高我国女性乳腺癌的早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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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乳腺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女性健康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乳腺癌筛查可以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率、降低病死率［2］。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推广乳腺癌普查工作，并制定了以乳腺X线检查为主要筛查手段的筛查指南，在乳腺癌早诊方面效果显著。当时由于中国没有开展全国范围的乳腺癌普查工作，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早期诊断率和生存率都显著低于欧美国家。但近10余年来，随着中国乳腺癌科普和宣教工作的开展，以及“两癌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试点工作的进行，女性乳腺癌防癌意识逐渐增强，参与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女性比例逐年提高，乳腺癌早诊率也在逐年提高。由于中国女性的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为45岁左右，比欧美女性早10～20岁［3］，而且致密性乳腺的比例高。临床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以乳腺X线为主的筛查指南不适合中国女性；乳腺超声检查对中国女性乳腺癌的检出率、准确性和成本效益比都显著优于乳腺X线检查［4］。另外，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发展不均衡，亟需建立适合中国女性的乳腺癌筛查指南。既往陆续有一些中国的乳腺癌筛查指南发表，但大部分都照搬了欧美指南，严重脱离了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特点和国情。因此，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基于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的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中国国情，制订了《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期望能更好地指导各地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院开展乳腺癌筛查工作，提高中国女性乳腺癌的早诊率、保乳率和生存率，节约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
乳腺癌筛查是通过有效、简便、经济的乳腺检查方法，对无症状女性开展筛查，以期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最终降低乳腺癌的病死率，是针对无症状患者的一种早诊措施［5］。
乳腺癌筛查的目的是早期发现肿瘤，从而通过早期干预改善乳腺癌患者预后。乳腺癌早期诊断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可能显示乳腺癌发病率数据的上升，但患者的生存期将显著延长［6］。通过对多项前瞻性RCT临床试验的结果分析，有效的筛查可使乳腺癌的病死率降低20%［2］；除此之外，由于早发现、早诊断，肿瘤分期大多是早期，外科手术或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等带来的不良反应会相对较小，患者治疗过程中相关的病死率明显降低［7, 8］。例如，通过筛查发现早期乳腺癌，患者保乳的概率更高，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保留了乳腺外观，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担［9, 10］；并且，越早期的乳腺癌需化疗的可能性越小，患者也就避免了化疗所带来的心脏毒性、骨髓抑制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乳腺癌筛查在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弊端，包括过度诊断以及假阳性导致的不必要的组织活检［11］，增加患者经济负担以及焦虑不安、恐惧等心理负担［12］。除此之外，乳腺X线检查本身具有一定的辐射性，检查时可导致疼痛不适，部分女性接受度较低［13］。
乳腺癌筛查分为机会性筛查（opportunistic screening）和群体筛查（mass screening）［14］。机会性筛查是指医疗保健机构对因各种原因前来就诊的适龄女性进行的乳腺癌筛查，或女性个体主动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的乳腺癌筛查；群体筛查是社区或单位借助医疗保健机构的设备、技术和人员有组织地为社区所有适龄女性提供的乳腺癌筛查［5］。无论哪种筛查形式，都应保证乳腺癌筛查内容的完整和筛查技术的规范。欧美等西方国家通常采用适龄女性群体筛查的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特点与欧美国家存在很大差别，中国目前乳腺癌筛查以机会性筛查为主［4，13］。
乳腺癌筛查项目应包括：乳腺癌知识宣教、乳腺自我检查（breast self- examination，BSE）、临床乳腺查体（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CBE）以及乳腺影像检查。
1.乳腺癌知识宣教：我国乳腺癌防治形势不容乐观，公众对乳腺癌防治意识淡薄、相关知识欠缺是导致我国乳腺癌早诊、早治率低，整体疗效欠佳的重要原因［15］。Richards等［16］对全球87项研究进行的系统分析提示乳腺癌患者从发现症状到就诊，时间超过3～6个月会严重影响患者预后；而我国乳腺癌患者就诊延误率高达35%［17］，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对乳腺癌防治知识不了解而忽视检查。因此，乳腺癌防治知识的宣教刻不容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通讯技术在宣教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多项RCT结果表明［18, 19, 20, 21］，利用互联网或计算机进行患者教育可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知识水平，同时增加患者的满意度。通过宣教可以使公众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增强对乳腺癌的认识，从而自觉接受乳腺癌筛查，使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
2. BSE：BSE是指女性自己进行定期的乳腺手诊检查。BSE由女性自行进行，有利于提高女性乳腺健康和防癌意识，成本低、易操作，便于大规模推广应用。早期的研究显示，BSE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乳腺癌，使患者尽早接受治疗，从而提高生存率［22, 23, 24, 25］。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否定期行BSE与乳腺癌的早诊率、生存率没有显著相关性［26, 27］。但定期的BSE可以提高女性的乳腺癌防癌意识，尤其在中国乳腺癌筛查以机会性筛查为主，没有开展乳腺癌全国普查的现状下，定期BSE可以提醒女性参与机会性筛查，从而提高早期诊断率，故本指南推荐所有女性进行定期的BSE（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低级）。
3. CBE：CBE是指由临床医师对女性进行乳腺和腋窝的视诊及触诊。相比BSE，临床医师进行的查体显然更加全面、细致和精准［28, 29］。作为一种较经济且易操作的筛查方式，CBE是乳腺癌筛查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应用［30］。有研究表明，5%～10%的乳腺癌可以单纯通过CBE被检出［31, 32］；也有报道，接受CBE的女性查出的肿瘤相对更小，有利于乳腺癌早期诊断［33］。但是对于已经广泛开展乳腺癌影像普查的国家，没有证据表明CBE在乳腺癌筛查中有明确的作用［34］。
总体上，CBE是乳腺癌筛查的基础，在筛查领域有一定的作用。WHO建议，在卫生条件及医疗资源较匮乏的地区，CBE不失为一种低成本、易进行的筛查方式［35］。有些乳腺病变，例如病理性乳头溢液、乳腺派吉特病和仅表现为皮肤水肿的炎性乳癌等，影像检查通常不易发现，需要结合查体才能发现。中国目前尚未开展全国性的乳腺癌普查，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医疗资源也相对匮乏，所以本指南建议所有女性定期进行CBE（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低级）。
4.乳腺影像检查：乳腺影像检查主要包括乳腺超声、乳腺X线检查以及乳腺MR成像。大量的研究表明，乳腺影像检查可以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率，并降低乳腺癌病死率［36, 37, 38］。
乳腺X线检查是欧美国家进行乳腺癌筛查的主要手段，如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建议具有罹患乳腺癌一般风险的女性从45岁开始定期进行乳腺X线筛查［2］。大量研究表明，乳腺X线检查用于乳腺癌筛查可以明显降低乳腺癌病死率［38, 39, 40, 41］。乳腺X线检查，对女性乳腺癌筛查敏感度约85.0%；然而对致密型腺体的敏感度低，为47.8%～64.4%［42］。亚洲女性乳腺普遍为致密型，体积较小，乳腺X线检查的敏感度和准确度低［43, 44］。我国目前尚缺乏大规模高质量的RCT研究评估乳腺X线筛查乳腺癌的效果［45］（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
不同于X线检查，乳腺超声检查不受腺体密度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乳腺超声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乳腺X线检查的不足，作为乳腺X线检查的补充手段可提高乳腺癌筛查的敏感度和检出率，可发现更多早期乳腺癌［46, 47, 48］（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
乳腺超声是一种具有无创、无辐射、费用低、操作简便等优点的检查方法。近年来有研究提示超声替代X线检查用于乳腺癌筛查是可行的，尤其是对于致密型乳腺（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美国放射学会影像网络（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Imaging Network，ACRIN）6666研究，对比乳腺超声及X线检查的筛查效率发现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超声检出的浸润性乳腺癌比率为91.4%，较乳腺X线检出比率（69.5%）更高［49］。乳腺X线检查漏诊的乳腺癌多为浸润性癌，而超声漏诊的大部分是仅表现为钙化的原位癌。原位癌不一定会发展成浸润性癌，可能终生无症状；而浸润性癌的后果较严重。Omidiji等［50］的研究结果显示，乳腺超声对于致密型乳腺的肿瘤敏感度高，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乳腺癌筛查的首选方法。在中国乳腺癌筛查人群中，致密型乳腺女性比例高（约49.2%）［51］，超声作为单独筛查手段意义更大。Shen等［52］对比了乳腺超声及X线检查在乳腺癌高风险的中国女性中的筛查效果，结果显示，乳腺超声筛查的敏感度及准确度均显著优于乳腺X线；而且超声还有更好的成本效果比，采用X线筛查发现1例乳腺癌所需费用约为超声筛查的6倍［52］。由于传统手持超声检查结果对操作者经验和水平依赖大，且不能存储完整图像，自动乳腺超声成像（automated breast ultrasound system，ABUS）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可能提高超声检查的可重复性，降低对操作者的依赖性［53, 54］。
乳腺MR成像（MRI）通过对自然状态的乳腺进行三维扫描，对病灶的形态特征进行立体评估，可作为乳腺超声、X线检查之外重要的补充检查方法。对于携带BRCA1/2、TP53突变基因或高家族风险人群，乳腺MRI敏感度高，有助于早期发现微小病灶，尤其是可治愈的早期浸润性癌，筛查效率高［55, 56］。但乳腺MRI的禁忌证对检查有一定限制：如部分内固定术后、起搏器植入的患者，幽闭恐惧症者、钆对比剂过敏者等不适合MR筛查。乳腺MRI对软组织异常的高敏感度也提高了乳腺癌筛查的假阳性率［57］。女性的乳腺组织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增生程度及组织水肿情况有一定波动；因此，乳腺MR检查应避开经期。乳腺MR设备昂贵、检查费用高、影像科医师培养周期较长，在基层筛查的推广中具有一定困难。因此，乳腺MRI虽然效果好、敏感度高，由于假阳性率高以及应用的限制，目前主要用于乳腺超声、X线的补充检查和基因突变携带者等高危人群的筛查［58］（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
对于乳腺影像检查的起始年龄，部分指南建议为50岁，但多数指南中建议将40岁作为乳腺癌筛查的起始年龄［59, 60, 61］。根据流行病学统计，我国女性乳腺癌的第一个发病年龄高峰为40～45岁，比西方国家提前10年左右。因此，本指南中建议一般风险人群乳腺癌影像筛查的起始年龄为40岁；从18岁开始就应该进行乳腺癌相关知识的宣教和乳腺查体［3］（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对于高危女性，根据患癌风险的不同，需要提前进行影像筛查：推荐携带高外显率有害突变基因的健康女性，筛查起始年龄提前至25岁；对于具有小叶原位癌（lobular carcinoma in situ，LCIS）、乳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atypical ductal hyperplasia，ADH）或小叶不典型增生（atypical lobular hyperplasia，ALH）病史的女性，从确诊LCIS、ADH或ALH年龄开始；对于有乳腺癌家族史的高危女性，开始筛查年龄应比家庭中确诊为乳腺癌时年龄最小者小10岁，但应≥25岁（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级）。
对于乳腺癌影像筛查的终止年龄，目前仍缺乏相关的研究。但大部分乳腺癌筛查RCT研究都把65岁或者70岁作为筛查的年龄上限［38，62, 63, 64］。即使如此，中国老年女性乳腺癌的患病率仍然不可忽视［3］。因此，本指南中建议筛查终止年龄应结合个人的基本健康状况以及预期寿命而定。如果身体状况不佳，预期寿命有限，对乳腺癌的治疗方案选择有限，则可以考虑不进行乳腺癌筛查。同时，因老年人通常依从性较差，对于70岁以上的可以进行机会性筛查，在出现乳腺相关症状和体征时进行影像检查［65］（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低级）。
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的人群或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1）有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乳腺癌家族史；（2）有乳腺癌病史的女性；（3）有胸部放疗史（30岁之前累积放疗剂量≥10 Gy）；（4）40岁以前被诊断为ADH、ALH或LCIS。
1. 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的健康女性：（1）携带高外显率易感基因（BRCA1、BRCA2、CDH1、PALB2、PTEN和TP53）的健康女性推荐：①18岁开始对乳腺有自我意识的定期BSE；②25～29岁，在BSE和CBE（1次/6～12个月）的基础上，1次/年乳腺超声检查；③30～75岁，在BSE和CBE（1次/6～12个月）的基础上，1次/6个月乳腺超声检查，1次/年乳腺X线（TP53有害突变除外）或乳腺MRI（X线和MRI交替进行）；④75岁以上人群考虑个体化筛查方案。（2）除高外显率基因以外其他易感基因需结合基因类型以及家族史综合考虑，筛查的强度介于携带高外显率易感基因和其他高风险人群之间。
2.不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的其他高风险人群：（1）18岁开始有自我意识的定期乳腺自查；（2）从确定其高风险开始，在自查的基础上每6～12个月CBE一次；（3）于家族中乳腺癌最小发病年龄提前10年或确定其高风险开始，但≥25岁，在BSE和CBE（1次/6～12个月）的基础上，1次/年乳腺超声检查。50岁以后1次/年乳腺X线检查，必要时增加乳腺MR检查。
1.乳腺癌发病年龄≤45岁。
2.乳腺癌发病年龄在46～50岁之间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1）家族史不详或有限的家族史；（2）任何年龄发病的多原发乳腺癌（异时乳腺癌或同时乳腺癌）；（3）有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在任何年龄罹患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前列腺癌。
3.乳腺癌发病年龄≥51岁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1）具有血缘关系的近亲符合以下条件：①乳腺癌发病年龄≤50岁或任何年龄发病的男性乳腺癌；②任何年龄发病的卵巢癌；③任何年龄发病的胰腺癌；④任何年龄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或高危前列腺癌。（2）包括先证者及近亲在内共≥3例乳腺癌患者。（3）近亲关系亲属中≥2例乳腺癌或前列腺癌患者。
4.任何年龄发病的乳腺癌：（1）三阴性乳腺癌；（2）小叶乳腺癌患者，同时本人或家族中有弥漫性胃癌病史。
不同国家的乳腺癌筛查指南中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定义或标准有一定差异。西方国家大多数指南中［66, 67］将通过模型预测发生乳腺癌风险＞20%定义为高风险人群，例如美国的Gail模型（https：//gailg.github.io/rmap）以及英国的BODICEA模型（https：//www.canrisk.org/canrisk_tool）。这些模型的建立，有的纳入了基于基因检测的遗传评估数据。但是目前国外通用的乳腺癌风险预测模型，均缺乏中国人群的数据；因此更没有基于基因检测的遗传评估数据。由于人种的差异，国外模型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群。2019年的一篇文献对比了目前国外4种常用的乳腺癌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明确指出建模纳入基于基因检测数据的模型（如BODICEA模型）预测存在乳腺癌易感基因人群的风险较准确，否则对该类人群预测的准确性欠佳（如Gail模型）［68］。
2017年Sun等［69］报道的8085例未选择的中国乳腺癌患者的资料，8.2%的患者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BRCA1/2突变率为5.3%，其他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率为2.9%）。因此，中国未选择的乳腺癌中，不到10%由乳腺癌易感基因引起，而更高比例的患者有乳腺癌家族史却无明确易感基因突变，推测这一群体的风险因素更复杂。由于我国暂缺乏RCT易感基因人群的筛查结果，目前本指南中国人群乳腺癌高风险人群的定义是基于国际研究结果［70］、最新的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并结合目前我国研究现状。
由于我国暂缺乏乳腺癌高危人群RCT筛查结果，本指南制定过程中参照2018年V3版NCCN临床实践指南（乳腺癌筛查和诊断）［71］以及2021年V2版NCCN临床实践指南（遗传或家族高风险评估-乳腺癌、卵巢癌和胰腺癌）［72］，并综合考虑我国女性乳腺特点、乳腺癌发病年龄流行病学特征、相关危险因素和卫生经济学现况进行推荐。
国外所有指南中均主张乳腺X线检查用于乳腺癌筛查，中国目前缺乏对于明确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人群乳腺癌筛查方案的RCT研究。国外多项前瞻性研究结果［73, 74, 75, 76, 77, 78］也提示对于明确BRCA1/2有害突变基因携带者，超声筛查的敏感度（33%～65%）与乳腺X线检查相似。因此，对于明确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的中国人群，本指南推荐首选乳腺超声检查，并联合乳腺X线检查及乳腺MR检查。而对其余高危人群首选乳腺超声检查，可根据患者情况结合乳腺X线检查或者乳腺MR检查。
1.乳腺癌一般风险人群的定义：乳腺癌一般风险人群是除乳腺癌高风险人群以外的所有适龄女性。
2.一般风险人群乳腺癌筛查指南（推荐强度：强，GRADE证据分级：中-低级）：（1）18～25岁女性，①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②1次/个月BSE。（2）对于26～40岁女性，①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②1次/个月BSE；③1次/年CBE。（3）对于41～70岁女性，①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②1次/个月BSE；③1次/年CBE；④1次/年乳腺影像检查，结合中国国情，检查首选乳腺超声，必要时可以考虑辅助乳腺X线检查。（4）对于70岁以上女性，①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教；②1次/个月BSE；③1次/年CBE；④机会性筛查（有症状或可疑体征时进行影像学检查）。
在欧美等国家的指南中，推荐乳腺X线检查作为乳腺癌筛查的主要方法［37，59, 60, 61］。但由于中国女性普遍乳腺密度高；而且，发病高峰年龄较早，为40～45岁。我国女性乳腺X线检查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均较西方女性低，而超声筛查的敏感度和准确度显著优于X线检查［52］。对于中国女性，从乳腺癌发病年龄、乳腺的致密度、卫生经济学、检查的辐射及舒适度等各个方面考虑，乳腺超声在乳腺癌筛查中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和专家意见也支持乳腺超声在筛查中的应用。基于此，本指南推荐：乳腺超声应作为中国女性乳腺癌的首选筛查手段。
对于乳腺MRI筛查，由于检查费用高、时间长、假阳性率高，易导致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建议仅用于高危女性的补充检查［58］。对于一般风险的人群，本指南中不推荐常规进行乳腺MRI筛查。
BSE后，如发现异常（或可疑异常），均应去医疗机构进一步的检查。
CBE如发现异常（或可疑异常），应进一步行乳腺影像检查明确。
乳腺超声、X线检查及MR检查，均应根据“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对影像诊断结果进行记录及分析。
1. BI-RADS 1类和 BI-RADS 2类：定期筛查，无需特殊处理。
2. BI-RADS 3类：（1）X线检查评估为3类病灶：建议6个月后对患侧乳腺进行乳腺X线复查，第12个月和24个月时对双侧乳腺进行X线复查。如果病灶保持稳定，可继续随诊；2～3年随访无变化者，可以降为BI-RADS 2类；如随诊过程中病灶缩小或消失，可降级为BI-RADS 2类或BI-RADS 1类；如随诊过程中病灶有可疑变化，应考虑活检明确病理性质。（2）超声评估为BI-RADS 3类病灶：建议3～6个月后行超声随访复查。如2年随访无变化，可降级为BI-RADS 2类；如随诊过程中病灶有可疑变化，应考虑活检明确病理性质。
3. BI-RADS 4A类：密切观察病灶变化，必要时可活检明确病理性质。
4. BI-RADS 4B、4C和5类：推荐进行活检明确病理性质。
5. BI-RADS 0类：评估不完整，需要与以前检查对比并建议重新检查或进行其他影像检查，以综合评估。
乳腺癌的筛查是一个长期的、定期的、习惯性的工作。需要向广大女性传递的理念是：一次筛查阴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乳腺癌患病的可能，不能完全放松对于乳腺疾病的警惕。尤其是，两次筛查间期仍然可能发生肿瘤，这种“间期癌”通常发展较快，生长迅速，预后较差［79］。所以，一方面，广大女性应该规律接受乳腺癌筛查；另一方面，在两次筛查的间期应该时刻关注乳腺，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对于筛查阳性的女性，应根据BI-RADS系统对乳腺异常的分类，进行相应的后续处理。对于BI-RADS 3类及以下的病灶，可以密切复查随访；对于随访过程中进展的病灶，可以考虑活检明确性质；而对于较为可疑的病灶（尤其是BI-RADS 4B及以上），应该尽快活检［80, 81］。对于乳腺筛查的“假阳性”结果（即筛查发现可疑病变，但活检结果为良性），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丹麦、挪威、西班牙的筛查数据，对于乳腺筛查“假阳性”的女性，其今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要明显高于乳腺筛查阴性的女性，而且这种高风险可以延续10余年［82］。因此，乳腺筛查出现异常表现后，即使后续检查未发现乳腺癌，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长期密切随访。
本指南的制定基于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特点、中国经济和医疗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以及针对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的循证医学证据，广泛征求了工作于临床一线的乳腺外科、内科、超声科以及影像科等多学科的专家意见，最终形成循证医学、卫生经济学和专家经验相结合的乳腺癌筛查临床实践指南。本指南有助于规范目前我国乳腺癌的筛查工作，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院开展乳腺癌症筛查的医务工作者。本指南还需要在后期积累更多证据和意见进行完善。
执笔人：沈松杰、孙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执笔团队（以姓氏拼音排序）：黄欣、李炎、李玥翀、牛梓涵、宋雨、汪颖姣、周星彤（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制定专家组（以姓氏拼音排序）：白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乳腺外科）；蔡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程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外科）；韩宝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何建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胡夕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化疗科）；华彬（北京医院乳腺外科）；姜大庆（辽宁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康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普外科）；孔令燕（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李席如（中国人民解放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乳腺外科）；刘德权（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一科）；骆成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沈松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孙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孙涛（辽宁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唐金海（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唐鹏（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王靖（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王树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谢小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科）；徐红（中国人民解放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乳腺外科）；杨其峰（山东省齐鲁医院乳腺科）；杨新华（贵州贵黔国际总医院乳腺甲状腺科）；姚和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肿瘤科）；袁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特需医疗部）；赵文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肿瘤外科）；曾晓华（重庆市肿瘤医院乳腺中心）；朱庆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超声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