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67年冬春全国范围的大串连,除了给沿途各地造成食、住、行方面的巨大压力外,数以千万计的人群流动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国性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暴发流行。串连学生是该病的传播者和第一批患者。前所未有的疫情规模和范围、已遭到破坏的医疗卫生秩序等因素加剧了疫情,周恩来重启"群防群治"模式才逐渐控制了疫情。50年后回顾那次流脑流行和防控的历史,诸多问题值得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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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冬至1967年春,正值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流行高峰,大串连的人流络绎于途的时候,流脑的幽灵也随之席卷神州。各地最先发病的几乎都是串连学生,疫情沿交通线暴发性扩散,并迅即形成全国性流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各地防疫、医疗机构已陷入瘫痪,幸有军队医务人员及时填充了医疗防疫的空缺,"群防群治"模式再度发挥作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目前所见论及此次疫情者,有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1]及张晓丽、陈东林[2]的论文。前者主要收集了地方志中的相关内容,后者分析了流脑大流行的政治原因及防控措施,对了解这次疫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对于这样一次波及全国的严重疫情,已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仍有进一步发掘史料和深化研究之必要。2015年,笔者曾对1958—1959年和1966—1967年2次流脑流行高峰做过探讨,关于1958—1959年流脑流行高峰期间中西医开展防治与合作的部分已先期发表[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后,引发了关于传染病史的讨论,爰整理旧文,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