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阴性症状的严重程度。
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3月30日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及病房收集22例精神分裂症超高危患者(超高危组)、23例精神分裂症首次发病急性期患者(急性期组)、18例精神分裂症稳定期患者(稳定期组)，采用PANSS量表、阴性症状量表(Scale for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对3组患者进行临床评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和多重比较分析比较3组阴性症状的特点。
超高危组及急性期组阴性症状(采用SANS评估)总分高于稳定期组[分别为(48.95±19.98)、(58.68±21.29)、(34.61±19.1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79，P<0.05)；3组人群中，快感缺乏和情感平淡因子分占阴性症状总分比例最大。急性期组快感缺乏分高于超高危组和稳定期组(F＝11.33，P<0.05)，超高危组和急性期组的言语贫乏分高于稳定期组(F＝8.42，P<0.05)，超高危组和急性期组的意志缺乏分高于稳定期组(F＝13.84，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情感平淡和注意障碍在3组人群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超高危人群中已经出现明显的阴性症状，尤其是快感缺乏和情感平淡，因此需要在超高危期就开始干预阴性症状，以期改善功能结局。阴性症状各因子在精神分裂症的疾病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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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Nature发表了题为全球精神卫生重大挑战一文，将精神病预防和早期干预评为6个精神卫生亟须解决的领域之一[1]。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希望藉此改善其不良预后，减少残疾和疾病负担。研究者将第一个显著的行为变化到精神病症状完全显现这一段时期称为超高危期，大约持续1～5年[2]。对超高危人群的临床识别主要通过2种方法：一种是高危因素法[危险精神状态综合评价(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at Risk Mental State)和精神病风险综合征定式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Prodromal Symptoms，SIPS)；另一种是基本症状法[精神分裂症预测工具–成人版(Schizophrenia Prediction Instrument–Adult Version)][3,4]。但无论选择哪种方法，所筛选出来的超高危人群都有很大一部分在随访数年内未转化为精神病[5]。在这种情况下，对精神病超高危人群的诊断和干预就存在很大争议。如此，加入一些特异性的预测指标和生物学标记物可以增强精神病风险综合征标准的效能，提高预测疾病发生的能力，成为早期识别和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