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患者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REBP-2）的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血浆miR-33a以及血脂和心肌酶等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病例对照研究，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心内科三病区招募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受检者100例，其中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梗阻的CAD患者50例以及冠状动脉造影阴性的对照者50例。采集外周血样本，提取白细胞DNA，通过焦磷酸测序法检测SREBP-2启动子区两个片段，共计12个CpG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提取血浆RNA，定量qPCR检测血浆miR-33a水平；分离血浆，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浆中血脂、心肌酶、炎症相关因子等15项生化指标。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其相关性。
CAD患者SREBP-2启动子区F1-4 CpG位点（转录起始点上游-103bp）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4.56%±0.70% vs 3.54%±0.72%，t=-3.864，P<0.001）；F1-4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与血浆中miR-33a-5p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呈负相关（r=-0.318，P=0.001；r=-0.225，P=0.024）。此外，校正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病史混杂因素之后，F1-4高甲基化是CAD的独立风险因素（OR=2.452，95%CI=1.398~4.299，P=0.002）。
DNA甲基化和miRNA可能协同调控CAD发病机制中异常的脂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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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简称冠心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给全球医疗带来了巨大负担[1]。脂代谢紊乱，包括血浆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升高，和（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升高，和（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C）降低的病症，被认为是CAD的独立危险因素[2,3]。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除遗传因素以外，由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驱动的表观遗传机制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在脂质稳态的调控网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