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RNA（miRNA）的异常表达可参与部分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表达调控，影响造血细胞的发育和分化，导致血液肿瘤的发生。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一种B淋巴细胞恶性克隆增殖性疾病，在发病个体、疾病进展、治疗反应、临床预后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miRNA的突变或异常表达与CLL的发生、进展、预后、药物疗效等密切相关，某些miRNA还可参与CLL细胞中B细胞受体（BCR）及其信号通路的异常调控。文章就近年来相关miRNA分子在调控BCR信号通路及参与CLL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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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一种B淋巴细胞恶性克隆增殖性疾病，是西方国家成年人白血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中位生存期为数月至数十年不等。与慢性髓系白血病不同，CLL的缺乏可以用于靶向治疗的共同遗传学异常。约80 %的CLL患者伴有不同的染色体畸变，提示不同的预后风险：（1）低危，正常核型或13q-；（2）中危，11q-或+12；（3）高危，17p-及其他复杂核型[1]。此外，一系列新的生物学标记包括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IgHV）基因、CD38、p53和Zeta-相关蛋白70（ZAP70）被作为识别信号用于预测和判断CLL的发展进程，对研究其发病机制及靶向治疗具有重要意义[2]。近年研究发现，在CLL细胞中存在B细胞受体（BCR）及其信号通路的异常调控。在骨髓、脾、淋巴结中，间质细胞、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黏附分子等细胞微环境的改变，通过与CLL细胞的交互作用，对CLL细胞定位生长存活以及药物抵抗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引起了BCR的活化和信号转导[3,4]。
微RNA（miRNA）是一类长度为19~25 nt的单链小分子非编码RNA，具有高度保守性、时序性和组织特异性。在各类小分子RNA中，miRNA具有最广泛的基因调节功能。近年研究发现，半数以上人类miRNA位于基因组癌症相关区域或脆性位点，与肿瘤的发生相关，在造血干细胞及血细胞的不同发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miRNA表达谱。miRNA的异常表达可影响造血细胞的发育和分化，导致血液肿瘤的发生[5]。自从miR-15a/16-1第一个被报道参与CLL的发病机制[6]，有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复杂多样的miRNA在CLL中可能扮演着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角色，miRNA的突变或异常表达与CLL的发生、进展、预后、药物疗效等密切相关。现就近年来相关miRNA分子在调控BCR信号通路及参与CLL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BCR复合物及其介导的下游信号途径在正常B细胞及多种B细胞肿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CR复合物由一个膜免疫球蛋白分子（sIgM）及与之相连的CD79a/CD79b异二聚体所组成。当IgM与相应抗原结合后，CD79a和CD79b分子胞内段的免疫受体酪氨酸激酶活化基序（ITAM）酪氨酸残基可被Src蛋白家族的酪氨酸蛋白激酶（PTK）Lyn、Fyn、Lck和B-淋巴酪氨酸激酶（BLK）等磷酸化。ITAM磷酸化后，BCR复合物将募集并连续激活多个下游信号分子，包括多种蛋白激酶、适配蛋白及共刺激分子，如Syk、Btk、适配蛋白Grb2以及B细胞连接蛋白（BLNK）等，将活化信号加以放大，激活其他通路，如促分裂素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及NF-κB通路。同时BCR信号转导可使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活化，催化磷脂酰肌醇二磷酸（PIP2）生成PIP3，从而募集并活化蛋白激酶B（Akt）。Akt通过Mtor，NF-κB或其他因子激活多种下游信号通路，从而介导B细胞的存活、增殖、生长、代谢等多种调控效应[7]。
近年来有关CLL细胞中BCR功能及其引导的信号通路的研究为了解该疾病的生物学特点和病因学机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很多证据表明，CLL细胞由经历抗原应答的细胞转化而来，随后在BCR与相关分子的相互作用及细胞微环境的诱导下转变为白血病细胞在多个免疫器官集聚。CLL中IgM的低表达、不同的抗原刺激响应及多种抗凋亡途径的活化都提示其具有异常的BCR信号通路。对IgHV序列的研究发现约1/3的CLL细胞表达本质上相同的BCR即识别相同的抗原，称为典型模式，提示特异的自身抗原或同种异型抗原的持续刺激促使肿瘤克隆扩增[8]。尽管具体机制尚未阐明，但BCR介导的免疫识别和选择在CLL发生中的作用得到多数研究肯定。一项针对多种B细胞肿瘤的研究发现，17例CLL患者样本中有显著自发的BCR信号转导，而未见于其他B细胞恶性肿瘤[9]。对部分CLL患者的BCR相关激酶检测显示MAPK、ERK、Akt及NFAT等均存在异常活化和表达上调[10]。体外研究发现，用抗IgM抗体中和细胞表面IgM从而活化BCR信号途径，可引起钙内流及下游信号分子活化，从而诱导抗凋亡的bcl-2家族蛋白、髓系白血病细胞分化蛋白（Mcl-1）及其他促存活因子的生成[11,12]。NF-κB在CLL细胞中的调控异常表现为抗凋亡基因的过度表达以及对CD40L刺激的反应明显增强，同时MAPK通路尤其是抗凋亡蛋白ERK1/ERK2在CLL细胞中也调控异常[13]。多项研究发现，BCR调节此类促存活因子的能力与sIgM表达水平、IgHV突变状态和ZAP-70的表达有关[14]。
miRNA在B细胞分化过程中的阶段特异性表达揭示了其在正常B细胞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Dicer是miRNA合成过程的关键酶。一项研究显示，在Dicer条件性敲除的小鼠CD19+细胞中，边缘区B细胞增多，滤泡中心B细胞减少，引起自体反应性抗体及自身免疫的产生[15]。虽然这一改变的分子基础尚不明确，但与近年来miRNA参与调控BCR信号通路及免疫球蛋白生成的研究密切相关。许多针对CLL患者miRNA表达谱的研究发现，多个miRNA的异常表达与ZAP-70、IgHV重排等预后因素密切相关，如参与负调控抗凋亡基因BCL-2的蛋白表达水平（miR-15a/16）及原癌基因MCL1（miR-29）、TCL1（miR-29、miR-181b）的表达[16,17,18]。同时BCR途径的激活也会改变特定miRNA的表达水平，与BCR相关的miRNA进一步参与影响B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及对BCR通路的敏感性[19]。
2002年，Calin等[6]第一次发现定位于人类染色体13q14区域的miRNA簇（miR-15a/16-1）在CLL患者B细胞中低表达。miR-15a/16-1被证实参与调节G0/G1-S期细胞增殖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miR-15a/16-1簇的缺失能够引起细胞周期蛋白D2、D3以及CDK4、CDK6激酶的显著活化[20]，引起抗凋亡蛋白BCL-2和Mcl-1的高表达[21]。在miR-15a/16-1敲除的转基因鼠中，约26 %出现了包括CLL、非霍奇金淋巴瘤、单克隆B淋巴细胞增多症（MBL）在内的恶性转化，提示miR-15/miR-16可能与CLL发病相关[17]。最新研究发现位于染色体3q25区域的miR-15b/16-2簇与miR-15a/16-1高度相似，它们调控相同靶基因的表达，在CLL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叠功能[22]。
原癌基因TCL1的活化是侵袭性CLL发病机制中的一个主要环节。TCL1作为细胞存活激酶Akt的共活化物，能够抑制DNA甲基转移酶Dnmt3A和Dnmt3B的活性，从而降低DNA甲基化[23]。多项研究发现miR-29和miR-181b在CLL中低表达并与TCL1的表达呈负相关。对miR29的靶基因预研究发现了TCL1、CDK6、Mcl-1等在内的多个靶基因[24]。miR-181b则靶向调控Mcl-1、TCL1、BCL-2、AID等基因的表达，并且其表达水平会随着CLL的疾病进程降低[25]。miR-29和miR-181在CLL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53通路介导细胞衰老、凋亡等，伴p53基因突变的CLL常合并DNA损伤反应迟钝、凋亡受抑、氟达拉滨耐药等，预后差。一些研究发现在p53突变的CLL中伴有miR-34a，miR-29c和miR-17的低表达[26,27,28]。miR-34a对其靶基因的作用有赖于p53通路的完整性，同时miR-34a对p53上游的效应分子的影响可以激活p53，形成与p53之间的正反馈环。进一步研究发现，鼠双微体2（MDM2）的启动子单核苷酸多态性（SNP309）可使p53失活，降低miR-34a的水平，提示miR-34a的异常表达或可作为p53通路受损及上游调控子改变的敏感标志[29]。
miR-17-92簇是最先作为癌基因被发现的多顺反子miRNA簇，能够抑制抑癌基因PTEN和促凋亡蛋白Bim的表达，其扩增和过表达与CLL在内的多种恶性淋巴瘤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Toll样受体（TLR）信号通路的激活可触发miR-17-92成员表达上调，miR-17-92簇与myc共表达，参与CLL形成[30]。
近年研究显示，CLL细胞中的BCR信号通路受一些miRNA如miR-150、miR-155等调控[31]。一项针对BCR信号通路参与诱导细胞凋亡的研究检测出BCR刺激下39种miRNA的差异性表达[32]。BCR活化导致miR-29c、miR-150、miR-181b、miR-223表达水平降低，同时在低存活率CLL中也发现这些miRNA的表达受抑[33]。miR-150作为抑癌基因被发现在CLL、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髓系白血病等血液恶性肿瘤中低表达。miR-150可通过靶向Myb参与B细胞成熟调控，并通过靶向FOXP1和GAB1调控BCR信号通路的活化。接头蛋白GAB1位于BCR通路上游，作用于PI3K的质膜转移，转录因子FOXP1则参与调控响应BCR活化的大量基因的表达。在CLL中低水平的miR-150及高表达的FOXP1和GAB1与预后不良相关，提示其参与BCR通路调控及疾病发展[34]。
miR-155定位于B细胞整合簇的外显子，在多项有关CLL的研究中均检测到miR-155的表达上调，骨髓及淋巴结的生发中心也可检测到miR-155表达上调。miR-155可以参与NF-κB通路促进肿瘤生存，也可以抑制p53通路中的促凋亡基因TP53INP1抑制凋亡[35]。微阵列分析显示miR-155缺失引起一系列靶基因表达增强，最显著的是转录因子PU.1、活化诱导胞苷脱氨酶AID、BCR通路相关的SHIP1。人类含SH2区域的肌醇5'磷酸酶1（SHIP1）基因是抑制PI3K-Akt途径活化的重要负调控因子，在CLL中miR-155能够通过调控SHIP1的表达改变BCR响应的信号途径[36]。近期研究发现PU.1也是miR-155的一个靶基因，PU.1的表达依赖于其启动子和转录因子Myb的甲基化水平[37,38]。淋巴组织中的T细胞能够通过CD154/CD40或BAFF/APRIL交互作用诱导BCR响应，进一步提高miR-155表达。同时CD154或BAFF/APRIL诱导的体外CLL细胞SHIP1表达降低，BCR响应增强。在正常B细胞中也发现这一效应，提示miR-155在调控B细胞对BCR响应及CLL发生中的重要作用[39]。
随着对miRNA生物学功能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miRNA也被发现参与CLL的发生、发展。Frenquelli等[40]发现CLL中miR-221/222与p27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p27可负向调节细胞周期，免疫组织化学法发现淋巴瘤中p27蛋白表达低于正常淋巴组织，CLL外周循环池中的白血病细胞高表达p27。近年研究发现人类Ig位点编码一种miR-650，位于部分V2家族亚基因的轻链可变区，miR-650能与Igλ轻链共表达，通过调控相关靶基因的表达影响B细胞分化，与CLL预后密切相关[41]。另有研究发现miR-708和miR-9-3的过表达能够明显抑制NF-κB通路，在miR-708启动子下游发现一个高度甲基化的增强子区，与miR-708的低表达及CLL预后不良相关[42,43]。
miRNA对基因表达的调控能力在相关细胞进程中起到关键的微调作用，其异常表达会改变一系列下游信号通路，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及凋亡。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验证相关miRNA及其靶基因的作用，证明其与CLL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多项研究证实在恶性CLL B细胞中，一些miRNA通过参与BCR信号通路的调控，影响B细胞活化及BCR响应。同时，使用miRNA药物靶向治疗各种血液肿瘤也成为医药领域的研究热点。miRNA药物有其独特的基因调控方式及组织特异性优势，相关研究为miRNA靶向治疗的应用前景提供了大量数据及依据。应用BCR信号通路及细胞通讯的抑制因子使改变相关miRNA，如miR-150、miR-155及miR-17-92等的表达水平成为可能，同时监测BCR抑制剂或miRNA药物作用下相关miRNA水平的变化可作为药物干扰BCR信号通路的有效替代标志。尽管在miRNA靶向治疗的研究中仍存在实验方法稳定性、检测标准化、体内外环境差异性等问题，但相信随着科学工作者的不懈探索，miRNA这类小分子将会在CLL的发病机制研究、预后判断及靶向治疗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益冲突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