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协调员)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器官获取组织(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量表。
最终回收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共计167名协调员的有效调查问卷。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94，P<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470和12.376，P均<0.05)。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
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感知型性格对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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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5年1月1日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来源器官，公民逝世后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调员)这一职业也逐步进入大众视野。协调员每天都处于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之下[1]，部分因各种原因退出协调员队伍。目前，我国协调员数量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且存在职业方向不清晰、社会地位不明确和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2,3]。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不同职业群体存在"典型人格类型"，即在该职业群体中，某一种或几种人格类型具有明显的人数比例优势[4]。人格类型在医护人员中的研究都具有特定意义[5,6,7]，了解协调员的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器官捐献工作。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协调员的人格类型分布，初步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协调员的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本研究采用匿名调查问卷的方法，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量表。MBTI量表主要反映个体看待事物和决定事情的倾向性或方式，共包括3部分总计93个问题，每个问题有a、b两个选项。通过MBTI量表从外向/内向(E-I)、感觉/直觉(S-N)、思维/情感(T-F)和判断/感知(J-P)4个维度对调查对象进行性格类型测试。这4个维度相互组合共可以形成16种人格类型。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工作年限、不同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协调员MBTI各维度类型。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最终收到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协调员的18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7份，无效问卷13份。167名协调员一般资料详见表1。167份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
167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般资料
167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般资料
| 项目 | 例(%) | |
|---|---|---|
| 性别 | ||
| 男 | 86(51.5) | |
| 女 | 81(48.5) | |
| 年龄(岁) | ||
| >20～30 | 49(29.3) | |
| >30～40 | 73(43.7) | |
| >40 | 45(27.0) | |
| 婚姻状况 | ||
| 未婚 | 27(16.4) | |
| 已婚 | 140(83.6) | |
| 工作年限(年) | ||
| <1 | 14( 8.3) | |
| 1～2 | 70(41.9) | |
| 3～5 | 46(27.5) | |
| >5 | 37(22.3) | |
| 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例) | ||
| ≤10 | 82(49.1) | |
| 11～20 | 47(28.1) | |
| 21～30 | 18(10.8) | |
| >30 | 20(12.0) | |
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94，P<0.05)。不同工作年限的协调员S-N、T-F和J-P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951、0.694和4.871，P均>0.05)。详见表2。
不同工作年限的协调员MBTI量表4个维度比较[例(%)]
不同工作年限的协调员MBTI量表4个维度比较[例(%)]
| 工作年限(年) | 例数 | E-I维度 | S-N维度 | T-F维度 | J-P维度 | ||||
|---|---|---|---|---|---|---|---|---|---|
| E | I | S | N | T | F | J | P | ||
| <1 | 14 | 13(92.8) | 1( 7.2) | 13(92.8) | 1( 7.2) | 10(71.4) | 4(29.6) | 7(50.0) | 7(50.0) |
| 1～2 | 70 | 48(68.6) | 22(31.4) | 66(94.3) | 4( 5.7) | 46(65.7) | 24(34.3) | 50(71.4) | 20(28.6) |
| 3～5 | 46 | 35(76.1) | 11(23.9) | 42(91.3) | 4( 8.7) | 33(71.7) | 13(28.3) | 33(71.7) | 13(28.3) |
| >5 | 37 | 33(89.2) | 4(10.8) | 33(89.2) | 4(10.8) | 24(64.9) | 13(35.1) | 31(83.3) | 6(16.7) |
注：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E.外向；I.内向；S.感觉；N.直觉；T.思维；F.情感；J.判断；P.感知
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9.470和12.376，P均<0.05)。不同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协调员E-I、S-N和T-F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6.552、5.689和1.872，P均>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偏好判断型，>30例的协调员偏好感知型。详见表3。
不同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协调员MBTI量表4个维度比较[例(%)]
不同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协调员MBTI量表4个维度比较[例(%)]
| 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例) | 例数 | E-I维度 | S-N维度 | T-F维度 | J-P维度 | ||||
|---|---|---|---|---|---|---|---|---|---|
| E | I | S | N | T | F | J | P | ||
| ≤10 | 82 | 60(73.1) | 22(26.9) | 78(95.1) | 4( 4.9) | 51(62.2) | 31(37.8) | 62(75.6) | 20(24.4) |
| 11～20 | 47 | 41(87.2) | 6(13.8) | 39(83.0) | 8(17.0) | 32(68.1) | 15(31.9) | 39(83.0) | 8(17.0) |
| 21～30 | 18 | 12(66.7) | 6(33.3) | 17(94.4) | 1( 5.6) | 14(77.8) | 4(22.2) | 12(66.7) | 6(33.3) |
| >30 | 20 | 18(90.0) | 2(10.0) | 18(90.0) | 2(10.0) | 14(70.0) | 6(30.0) | 8(40.0) | 12(60.0) |
注：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E.外向；I.内向；S.感觉；N.直觉；T.思维；F.情感；J.判断；P.感知
167名协调员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有3种人格类型未出现(INFJ、INFP、INTP)。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
MBTI量表是一种人格类型评估工具[4]，由美国学者Katherine Briggs和Isabel Myers基于研究并发展荣格的人格类型类型理论研制。该理论提出，人的心理可以通过4个维度来描述，即个体能量的流动方向偏好外倾(E)或内倾(I)，个体获取信息的感知方式偏好感觉(S)或直觉(N)，个体处理信息的决策方式偏好思考(T)或情感(F)，个体与周围世界的接触方式偏好判断(J)或知觉(P)。由于人类行为受环境和/或基因影响，个体行为方式不仅取决于其基因构成，也与人格类型有关，某一个体的工作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人格类型的影响[5]。经过近70年的实践和发展，MBTI量表已被广泛应用于管理、教育、组织发展、团队组建、职业规划和人际关系等领域[6]。医学领域也广泛开展基于MBTI量表的相关调查研究，以更好地掌握各专业医务人员的性格特点及工作情况[6,7,8]。
随着器官移植需求量与日俱增，以及公民自愿捐献成为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协调员这一职业逐步为大众所认知[1]。协调员在器官移植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支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一定管理能力的队伍，然而该群体的职业倦怠和高离职率严重影响器官捐献率[9]。国外研究发现，协调员发生职业倦怠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控制感、自我认知和满足感、责任感等，协调员的控制感和自主性对预防职业倦怠具有重要作用[10]。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以提高协调员工作水平，减少人员流失[11,12,13]。
目前已有较多针对协调员工作能力、专业培训及心理压力方面的报道和研究[14]，但关于协调员人格类型方面的研究较少。由于公民文化和教育水平、法律意识及家庭结构的差异，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异常艰难，协调员岗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综合能力强以及合适性格[15,16,17]。本研究通过分析167名协调员MBTI人格类型，初步探索协调员工作与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工作年限的协调员E-I维度偏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各工作年限组的协调员外向型所占比例均较高，提示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因此，在今后协调员招聘中，可侧重于选择外向型性格的员工。感知型和判断型是个体与周围世界的两种接触方式，面对复杂、突发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同人格类型协调员的反应和处理截然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协调员J-P维度偏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偏好感知型，提示感知型性格对协调员工作量的提升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今后的培训中可针对性选择判断型性格的协调员学习感知型人格类型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可能对提高器官捐献案例数量有一定帮助。
在人格类型分布方面，由于此次参与调查的协调员人数有限，有3种人格类型未出现(INFJ、INFP和INTP)。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占总调查人数的95.2%，ESFJ(68例)、ESTJ(22例)和ESFP(22例)这3种人格类型的协调员占比共67.1%，这对今后的协调员招聘和培训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新兴职业，其具体工作涉及医学、社会、伦理、法律、道德、人文、历史和地理等多个方面，因此协调员的选拔、培训和教育也是一个新兴领域。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处理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不同，选择合适人格类型的员工开展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对器官移植事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