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呼气末正压（PEEP）容量试验对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G）患者的容量反应性的诊断效能。
通过Mostcare系统监测38例OPCABG患者，共完成82组成套试验：PEEP容量试验、半卧位被动直腿抬高（PLR）试验、补液试验。计算并比较三种试验前后每搏量变化率；检测PEEP容量试验前后中心静脉压（CVP）、收缩压、舒张压、重搏波压力、心率、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心脏循环效率（CCE）、最大压力梯度（dP/dT）、每搏量变异率（SVV）、脉压变异率（PPV）、每搏量水平；同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上述各指标对容量反应性的诊断价值。
PEEP容量试验、半卧位PLR试验和补液试验的试验前后每搏量变化率依次是0.87%（-3.7%，15.1%）、16.3%（9.7%，24.5%）和16.8%（8.7%，30.6%），三种试验每搏量变化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 = 50.900，P < 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PEEP容量试验的每搏量变化率均显著低于其他两种试验（P均< 0.001）；而半卧位PLR试验和补液试验每搏量变化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840）。与试验前比较，PEEP容量试验后CVP [（7.0 ± 2.1）mmHg vs.（10.0 ± 2.1）mmHg]明显升高，舒张压[（59 ± 9）mmHg vs.（57 ± 9）mmHg]、收缩压[（119 ± 17）mmHg vs.（114 ± 18）mmHg]、重博波压力[69（61，78）mmHg vs. 67（59，75）mmHg]、心率[81（71，93）次/min vs. 80（71，98）次/min]、dP/dT [（0.97 ± 0.28）vs.（0.91 ± 0.28）]均明显降低（t = 26.258、2.220、3.555、1.972、3.920，P均< 0.05），而SVRI、CCE、SVV、PPV及每搏量试验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 0.856、0.476、0.700、1.073、1.483，P均> 0.05）。ROC分析结果显示：PEEP容量试验前后的SVV、PPV和半卧位PLR试验前的PPV、每搏量变化率均有诊断价值（P均< 0.05）。但是半卧位PLR试验的每搏量变化率AUC为0.740，诊断价值较好；而PEEP容量试验前后SVV、PPV及半卧位PLR试验前PPV的AUC分别为0.634、0.653、0.682、0.654、0.679，其诊断价值均较低。
OPCABG患者进行PEEP容量试验总的效应是心室收缩功能的明显下降和心排量的下降，但PEEP容量试验引起的SVV、PPV和每搏量变化率的容量反应性均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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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maker等[1]于1988年首先提出围手术期理想循环状态的概念，以维持最适合的心脏前负荷为目标导向的液体治疗成为围手术期液体治疗研究热点之一。判断患者最适当的容量负荷状态成为液体治疗的关键点。目前容量反应性研究集中于半卧位被动直腿抬高（passive leg raising，PLR）试验、每搏量变异率（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脉压变异率（pulse pressure variation，PPV）、呼气末屏气试验、下腔静脉变异度等动态容量反应性指标和试验[2,3,4]。SVV和PPV是以心肺交互作用为基本原理，将循环系统受呼吸运动影响的程度作为衡量指标，以此预测循环系统对液体负荷的反应结果，进而对循环容量状态进行判断。PLR试验作为可逆性自体补液试验，具有安全、可逆、简单易行、适应范围广、不受心律失常或清醒状态影响等优点，成为目前最有潜力的容量反应性方法和研究热点之一[4,5,6]。机械通气患者呼气末屏气试验可消除吸气时胸腔内压力增加对静脉回流的影响，增加心室前负荷，相当于一种补液试验[7]；而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较大压力通气的情况下，可以引起血液容量和心排量的下降等血流动力学的变化[8,9]。心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和液体治疗因患者不同的基础疾病、心肺血管等器官功能不全及体外循环损伤程度、手术时间和麻醉时间、较大手术应激创伤等情况而有所不同。本研究通过MostCare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进行容量反应性试验全程血流动力学监测，探讨PEEP容量试验的容量反应性诊断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