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癌症患者心理灵活性及其焦虑、抑郁状态。
方便选取癌症患者168人，施测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AQ-Ⅱ)、认知融合问卷(CFQ)、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命意义量表(MLQ)，回收有效问卷144份，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癌症患者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常模(t＝236.58，P<0.01)；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常模(t＝11.76，P<0.01)；MLQ与AAQ-Ⅱ、CFQ、SAS、SDS显著负相关(r＝－0.188～－0.468，均P<0.05)，AAQ-Ⅱ、CFQ、SAS、SDS间显著正相关(r＝0.322～0.790，均P<0.01)；不同癌症类型间SDS、SAS、AAQ-Ⅱ、CFQ、MLQ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AAQ-Ⅱ、CFQ、MLQ为自变量分别对SAS、SDS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AAQ-Ⅱ、MLQ-P共可解释焦虑39%的变异量，AAQ-Ⅱ和MLQ-P共可解释抑郁29%的变异量。
癌症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心理灵活性与焦虑抑郁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且心理灵活性对焦虑抑郁有显著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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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PF)是由美国内达华州大学心理学教授Hayes[1]在"第三代行为疗法"即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的创立过程中提出来的，是指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更充分的接触此时此刻的能力，从而能在行为上作出改变或持久努力以达到既定的价值观目标。ACT有心理病理模型与治疗模型，心理病理模型用六边形来表示，主要包含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概念化过去与恐惧化未来的主导、依恋与概念化自我、缺乏明确的价值观、不动、冲动或持续回避六个部分，六边形的中心是心理僵化。基于病理模型，ACT提出了以心理灵活性为核心的治疗模型，，主要包括接纳、认知解离、体验当下、以自我为背景的觉察、价值观、承诺的行动。ACT的六大核心治疗过程与心理病理的六边形相对应，最终目标为提高心理灵活性，克服心理僵化。心理病理模型中的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和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可分别由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AQ-Ⅱ)、认知融合量表(CFQ)、生命意义量表-意义感分量表(MLQ-P)进行测量，其中AAQ-II和CFQ是专为ACT开发的测量工具，并且中文版的两个问卷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虽然MLQ不是专为ACT量身定做，但其测量的生命意义与ACT中的价值有高度相似性，三者可以综合使用，来表示心理灵活的高低。癌症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癌症患者伴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焦虑抑郁的发生率高达20%～60%[2,3,4]，但癌症患者得到有效心理支持与治疗的人却很少，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影响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心理因素导致癌症患者死亡占死亡病人的40%左右，情绪抑郁使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减少10%～20% [5,6]。所以有必要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关注。ACT通过提高人们的心理灵活性，减轻癌症患者的焦虑、抑郁，从而有利于其预后[7]。ACT在第三代认知行为浪潮中占据中心位置，但在国内才刚刚起步，所以本文以144例不同类型癌症患者为被试群体，探寻焦虑、抑郁与其心理灵活性的关系，以期找到有效改善癌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方法，提高其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