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行为评估
行为激活抑制量表在中国军人群体中的应用分析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8,27(1) : 78-84. DOI: 10.3760/cma.j.issn.1674-6554.2018.01.016
摘要
目的

验证行为激活/抑制量表中文版在中国军人群体中的适用性,修订量表和建立因素模型。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采用行为激活/抑制量表中文版(18题)对全国来自3个军区的2 921名军人开展调查,利用SPSS 22.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固定和不固定因子数目两种情况下建立模型,在Amos 17.0中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模型的拟合效果。

结果

和Carver及White四因素模型,以及中国大学生四因素模型不同,中国军人行为激活/抑制系统符合三因素模型(行为抑制、奖赏反应性、驱力),修订后量表包括13个题项,模型拟合效果良好(KMO=0.87,CFI=0.94,RMSEA=0.06),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行为抑制0.78,驱力0.71,奖赏反应性0.67。其中行为抑制和驱力分量表内部一致性高于大学生四因素模型,驱力和奖赏反应性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低于国外同年龄群体。行为抑制和驱力可以正向预测抑郁程度(βBIS=0.332,βDrive=0.076,P<0.001),奖赏反应性可以反向预测抑郁程度(βRRS=-0.140,P<0.001)。

结论

中国军人行为激活/抑制量表三因素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中国军人趋近回避动机系统的测量工具。

引用本文: 王晓霞, 张睿, 陈骁, 等.  行为激活抑制量表在中国军人群体中的应用分析 [J]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8, 27(1) : 78-84. DOI: 10.3760/cma.j.issn.1674-6554.2018.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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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群体面临较高的职业压力和较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易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1]。趋近和回避动机作为个体的两大基本动机,有利于个体应对和适应环境刺激[2]。趋避动机分别由行为激活和行为抑制神经系统支配,前者和积极情绪、趋近行为有关,而后者和消极情绪、回避行为有关[3]。许多研究提示,行为激活/抑制系统异常可能与特定的病理心理现象有关[4,5]。对4 462名美国新兵调查发现,较高的行为抑制水平往往伴随皮质醇水平高、社会支持度低、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高等,而行为抑制和激活水平均较高的个体抑郁障碍发生率最高[6]。行为激活/抑制系统的测量工具,应用最广泛的是行为激活抑制量表(behavioral activation/inhibition scales,BAS/BIS),由Carver和White于1994年编制。该量表针对不同年龄、临床和非临床人群、文化背景的群体因素结构有所不同[7,8,9,10,11,12]。国内李彦章等[13]以26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翻译和修订了该量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均支持原模型的四因素结构(行为激活系统包括奖赏反应性、驱力和愉悦寻求,行为抑制系统包括行为抑制),然而尚未有研究将该量表应用于中国军人群体。本研究考察中国大学生行为激活/抑制四因素模型在中国军人群体当中的适用性,同时以抑郁状态作为因变量,考察行为激活/抑制水平对抑郁状态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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