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g能够维持机体免疫稳态，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炎症及癌症等诸多疾病的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1]。Treg涉及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在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淋巴瘤、乳腺癌、胃癌及卵巢癌等多种肿瘤中均存在Treg数量的增高，并且Treg数量增高与患者预后不良存在密切联系^[6,7]。2001年，Woo等^[8]发现，肿瘤浸润的淋巴结中Treg数量明显增高，从而证实肿瘤中存在局部Treg数量增多，同时亦证实Treg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2003年，Wolf等^[9]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在肿瘤患者体内存在Treg数量增高这一现象，而随后的研究结果亦证实Treg与实体肿瘤及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下降存在密切的关系^[10]。

Treg通过抑制CD4⁺ T淋巴细胞与CD8⁺ T淋巴细胞的活化与增殖，达到对机体免疫反应的负向调节作用。根据细胞来源不同，Treg可分为天然型调节性T淋巴细胞(natural regulatory T lymphocyte，nTreg)与诱导型调节性T淋巴细胞(inducible regulatory T lymphocyte，iTreg)，二者表型特征均为CD4⁺ CD25⁺叉头框蛋白(folkhead box protein，FOXP)3⁺，其通过细胞直接接触与分泌具有抑制自身反应性T细胞增殖功能的细胞因子，发挥免疫负向调节作用。部分免疫分子通过细胞直接接触依赖性机制发挥Treg抑制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11,12]。例如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相关抗原(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CTLA)-4可抑制抗原递呈细胞；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Ⅱ类分子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及效应性T淋巴细胞的免疫活性；颗粒酶介导常规T淋巴细胞(conventional T lymphocyte，Tconv)裂解及通过Fas/Fas配体系统诱导CD8⁺ T细胞凋亡等过程^[11,12]。而另一部分细胞因子则是通过非细胞直接接触性机制，即通过分泌具有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及功能的细胞因子，发挥其重要的免疫负向调节作用。例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能够抑制树突状细胞功能，并且刺激初始T淋巴细胞转化为1型调节性T淋巴细胞(type 1 regulatory T lymphocyte，Tr1)细胞，从而产生抑制初始T淋巴细胞与记忆T淋巴细胞的作用；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可以使CD4⁺ CD25^－初始T淋巴细胞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并且诱导FOXP3在初始T淋巴细胞上表达，促进Treg的产生；在Treg上表达的半乳糖凝集素1使T淋巴细胞的细胞周期阻滞，并且诱导其凋亡；以及CD25⁺ Treg通过结合IL-2发挥其抑制T淋巴细胞的作用等过程^[13,14]。因此，机体内的Treg常通过上述2种方式发挥免疫负向调节作用。

目前，诸多研究聚焦于MM中Treg的相关研究，然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亦存在一定争议。Prabhala等^[15]发现与健康个体相比，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与MM患者的外周血中CD4⁺ CD25⁺ T淋巴细胞数量均增高，而Treg数量减低。同时，Gupta等^[16]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MM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Treg数量与FOXP3表达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未经过治疗的MM患者外周血Treg数量与FOXP3表达水平与健康个体相比均减低，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与治疗前相比，MM患者经沙利度胺治疗后外周血Treg数量与FOXP3表达水平均显著增高，并且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但部分研究结果却与上述结果相悖，Beyer等^[17]与Feyler等^[18]研究结果均显示，MM患者外周血中Treg数量呈增高状态。Muthu等^[19]对比研究MM患者和健康个体的骨髓与外周血中Treg数量，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个体相比，初诊与复发的MM患者Treg数量均显著增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0 0、0.000 1)。总体上来说，目前大部分研究结果均显示在MM患者体内Treg数量增高。同时，关于Treg对于MM患者预后意义亦有一系列的新发现。Muthu等^[19]通过分析MM患者外周血Treg的亚群，发现Treg总数量及其亚群数量与健康个体相比均显著增高，并且外周血Treg数量>5% CD4⁺ T淋巴细胞数量患者的疾病进展时间与<5%者相比显著缩短，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这提示Treg数量增高为MM患者预后不良的因素之一。Pessoa de Magalhaes等^[20]按照MM患者骨髓中Treg数量的高、低将其分为高Treg组与低Treg组，并且对2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的研究结果显示，高Treg组患者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期比低Treg患者缩短11个月。然而，上述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与不同研究所用的Treg检测技术不同相关。Treg的表型特征为CD4⁺ CD25⁺ FOXP3⁺，FOXP3为Treg的标志物。Adeegbe等^[21]研究结果表明，Treg的免疫抑制功能与其细胞表面表达的FOXP3相关。同时，Muthu等^[22]通过实时定量PCR方法对比MM患者与健康个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8⁺ Treg上FOXP3表达水平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个体相比，MM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8⁺ Treg的FOXP3表达显著增高，但是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P=0.055)；同时，在MM患者中CD4⁺ Treg的FOXP3表达水平高于CD8⁺ Treg，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虽然，FOXP3为Treg的标志分子，但通过流式细胞仪及实时定量PCR方法发现，其他细胞亦存在FOXP3的表达，这些细胞包括CD4⁺ T淋巴细胞，甚至包括部分肿瘤细胞，可能这就是不同研究中关于FOXP3表达对MM预后作用不同的原因，因此关于Treg的表型及标志分子需要更加严格的检测。

Treg分为nTreg与iTreg。nTreg即CD4⁺ CD25⁺ Treg在胸腺中发育，并且在自身免疫耐受的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而iTreg是外周血成熟CD4⁺ CD25^－ T淋巴细胞在受到特异性抗原刺激并在相应细胞因子的诱导下转化为具有Treg细胞功能特征的细胞亚群。尽管nTreg与iTreg的起源不同，二者仍有共性，即对效应T淋巴细胞具有抑制作用^[23]。但是，nTreg的主要作用为维持自身免疫耐受及抑制肿瘤相关炎症；而由Tconv转化而来的iTreg的作用则是下调机体抗肿瘤效应、促进肿瘤生长^[24]。而且，iTreg比nTreg拥有更加广泛的机制去诱导更强的抑制抗肿瘤作用^[25]。大量文献报道，Treg数量增高提示肿瘤预后较差，因此目前诸多MM相关研究聚焦Treg，通过不同的方法清除Treg来提高MM患者抗肿瘤效应或提高免疫治疗的效力，例如应用小剂量的环磷酰胺、达克珠单抗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然而，后续的研究发现上述治疗仅暂时减低MM患者的Treg数量，而且下调的Treg数量会很快恢复，甚至超过治疗前^[26,27]。因此，有学者提出选择性减弱iTreg在肿瘤免疫反应中产生的抑制作用，但是应该避免对nTreg的清除^[24]。而要实现nTreg与iTreg数量的选择性减低，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MM的新型药物与治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MM患者的OS率，但是由于MM患者对药物存在一定的耐药性，以及患者很难维持长期缓解状态，因此MM仍为不可完全治愈的血液系统疾病^[28]。而Child等^[29]纳入407例初诊MM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大剂量诱导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uto-HSCT)患者，较接受传统方案化疗MM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期与OS期均有所延长。同时，Biran等^[30]对32例前期行大剂量美法仑联合auto-HSCT后表现为难治性或者复发性MM患者，予以硼替佐米与大剂量美法仑联合auto-HSCT，研究结果显示MM患者60个月的PFS率与OS率分别为34.6%与88.9%。近期，Wang等^[31]纳入114例初诊后经诱导治疗后至少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的MM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结果显示其中42例接受auto-HSCT患者比未接受auto-HSCT者的PFS期提高19个月，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5年OS率分别为81.2%与58.9%，二者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3)。虽然auto-HSCT已成为MM的一线治疗手段，但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可能使部分MM患者OS率增高，但是allo-HSCT亦引起GVHD发生率增高，影响MM患者的生存质量，甚至导致移植相关死亡的发生，从而限制了allo-HSCT的疗效及适用范围^[32,33]。GVHD为allo-HSCT后出现的多组织及器官(皮肤、食管、胃、肠及肝等)损害的全身性疾病，是造成allo-HSCT后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Rezvani等^[34]研究结果显示，allo-HSCT的移植物中Treg数量对GVHD的发生风险具有一定预测意义，当移植物中Treg数量较高时，患者接受allo-HSCT后GVHD的发生风险较低；反之，GVHD的发生风险则较高。同时此研究根据allo-HSCT后患者是否发生GVHD进行分组，比较移植后30 d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Treg比例，研究结果显示未发生GVHD组的Treg比例显著高于发生GVHD组，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监测allo-HSCT前移植物中及allo-HSCT后患者的Treg水平，可作为GVHD发生风险的评估提供一定的依据。以往的观点为患者外周血Treg数量增高，能减低移植物抗肿瘤(graft versus tumor，GVT)效应，而目前诸多关于allo-HSCT的研究结果显示，Treg可以通过抑制GVHD的发生，而发挥其促进GVT的作用^[35]。这一结论在临床试验中也已得到了证实，即Treg可以用于预防与治疗aGVHD及cGVHD^[36,37]，而且Treg在单倍型相合allo-HSCT等不同类型的allo-HSCT中，均可以发挥其抑制GVHD发生的功能^[38]。

在allo-HSCT的临床研究中，Treg的来源包括供者、受者及第3方，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报道上述不同来源的Treg对Tconv增殖及GVHD的抑制作用是否相同。由于来自供者的Treg可识别供者的抗原，并且提呈细胞表面的MHCⅠ类分子，所以能发挥抗GVHD作用^[39]。而第3方来源的Treg亦为抗GVHD的细胞治疗的有效选择，因为其可以提前准备、筛选及存储以备用。但是由于在受者的淋巴组织及GVHD的靶器官中，第3方来源的Treg存活时间太短，导致其应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Pierini等^[40]通过对小鼠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受者来源的Treg相比，供者与第3方来源的Treg更具抑制Tconv增殖的作用，同时供者和第3方来源的Treg在allo-HSCT中起主要的抗GVHD作用，并且供者来源的Treg最有效。allo-HSCT中Treg回输后迅速归巢于次级淋巴器官，随后进入外周循环。该项研究结果亦显示，allo-HSCT中Treg输注2 d后MM患者体内Treg数量已相对较低，并且通过比较对GVHD小鼠模型在移植当天与第2天输注Treg发现，与第2天相比，移植当天输注Treg可以使得小鼠获得更高的存活率，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Treg功能的发挥主要在其早期归巢于次级淋巴组织时，这亦解释了即使第3方来源的Treg在MM患者体内的存活期很短，但是仍然具有抑制GVHD的作用，因此Treg要发挥最佳的抗GVHD的作用，输注时间的选择尤为重要。同时，Treg可通过阻止树突状细胞与Tconv的联系，而发挥抑制Tconv增殖及发挥抑制GVHD的作用^[41]。此外，Treg数量不仅能影响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HSC)的细胞周期，同时还有助于建立HSC龛，从而防止HSC受到免疫攻击^[42]。体外实验及临床试验结果均证实，Treg在allo-HSCT中的抗GVHD作用，但是仍有一些因素限制了其应用，例如在外周血中的含量低及体外制备困难等问题^[35,43]，因此，更好地应用Treg尚需要对Treg性质与功能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