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粒细胞为人体防御细菌与真菌感染最为重要的细胞之一。接受放、化疗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以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均会出现重度粒细胞缺乏，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在此期间患者可能发生重症细菌与真菌感染。尽管目前广谱抗菌药物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是粒细胞缺乏期间发生的重症感染，仍然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器官损伤，甚至死亡的因素之一。骨髓粒细胞造血功能的恢复为成功控制感染的关键，对于粒细胞减少，特别是粒细胞缺乏伴重症感染患者，粒细胞输注成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为了正确认识粒细胞输注的作用与适应证，笔者拟就粒细胞的采集技术、粒细胞输注的疗效及不良反应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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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为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御外界微生物感染中最为重要的免疫细胞。白细胞中的中性粒细胞数量最多，其在防护细菌与真菌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发生细菌与真菌感染的风险显著增高，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计数<0.5×109/L)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致命的细菌和(或)真菌感染。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原因包括骨髓产生减少或者破坏过多。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AA)通常导致粒细胞产生减少。实体瘤与血液系统肿瘤的化、放疗，均可以抑制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导致其粒细胞减少。为了预防与治疗粒细胞减少患者的重症感染，提高患者中性粒细胞的数量，是有效方法之一。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能够刺激中性粒细胞增殖，升高其数量，提高其功能，使放、化疗患者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程度减轻，时间缩短。但是，G-CSF发挥作用仍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部分患者对G-CSF无反应。粒细胞输注可以在短时间内升高中性粒细胞数量，理论上是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抗感染的有效手段。多年来，应用粒细胞输注预防与治疗感染的研究较多，但是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性的结论。为了正确认识粒细胞输注的作用与适应证，笔者拟系统性阐述粒细胞输注的历史发展、预防与治疗感染的疗效，及其不良反应。
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Freireich首次报道从白细胞计数>300×109/L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患者外周血全血中分离获得粒细胞，将分离获得的粒细胞输注给化疗后粒细胞缺乏的急性白血病患者，获得疗效，这开创了粒细胞输注的先河。Freireich等与IBM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合作，于20世纪60年代成功研制了第1台恒流血细胞分离机(continuous flow centrifugation，CFC)，使得大剂量粒细胞采集成为可能。CFC通过离心作用将献血者全血中的粒细胞与其他组分分离，并且将红细胞、血浆与血小板回输献血者[1]。CFC的开发通过单采血液成分提高了粒细胞收集效率，并且具有将供者红细胞损失降低至最小的优势[2]。但是，由于粒细胞与红细胞密度相近，通过密度梯度离心的方法难以将二者分离，有研究发现采用羟乙基淀粉(hydroxyethylstarch，HES)沉降红细胞，可以提高粒细胞的分离效果，亦可以减少粒细胞悬浮液中红细胞与血小板的污染[3]。HES的优点为非免疫原性，并且大部分可以在人体中被分解代谢，因此HES为用于增加粒细胞分离效率的安全添加剂[4]。由于粒细胞输注治疗需要频繁输注大量粒细胞，因此粒细胞输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为从健康献血者获取足够数量的粒细胞，并且粒细胞的循环寿命通常非常短，根据所采用的采集方法不同，估计循环中的粒细胞循环寿命为5 h至5.4 d[5]。随着CFC技术的改进，相关研究发现粒细胞输注在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中的疗效，可能与输注的粒细胞剂量呈正比[6]。近年来，国内、外部分采供血机构在采集粒细胞过程中，应用G-CSF动员献血者骨髓贮存池与外周血边缘池粒细胞，促使其释放，以提高粒细胞单采数量[7]。G-CSF的不良反应包括肌肉与骨骼疼痛、头痛、疲劳及恶心。应用G-CSF治疗，可能导致的严重不良事件，如血栓形成、视网膜出血、急性虹膜炎与脾破裂等，非常罕见[8]。一项纳入123例粒细胞献血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接受G-CSF联合地塞米松动员献血者的粒细胞采集数量，显著高于仅接受G-CSF动员者[(7.2±2.0)×1010比(5.7±1.7)×1010，P＝0.006)][9]。上述研究结果证实，G-CSF联合地塞米松动员献血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粒细胞，并且在接受粒细胞输注的患者中有显著的临床益处[10]。目前，应用G-CSF或者G-CSF联合地塞米松动员健康献血者粒细胞，利用CFC分离技术与HES沉降红细胞技术进行采集是中性粒细胞采集的主要方法。
对于持续粒细胞缺乏伴重症感染，而采用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粒细胞输注可以作为一种支持与替代治疗措施。中性粒细胞减少可能增加细菌与侵袭性真菌感染风险，感染的严重程度、患者感染相关病死率、中性粒细胞减少的严重程度，均与感染持续时间显著相关[11]。文献报道，与非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very severe aplastic anemia，VSAA)患者(n＝67)相比，中性粒细胞计数<0.2×109/L的VSAA患者(n＝110)的感染更频繁、更严重：肺感染与败血症的病死率较高，分别为56.0%(14/25)与73.3%(33/45)[11]。粒细胞输注可以预防病原微生物侵入外周血循环，因此粒细胞输注可以作为重症感染的辅助治疗方法。
粒细胞输注应用于临床实践已有较长历史，用以支持与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或者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高风险患者的重症感染。然而，治疗性粒细胞输注在临床实践中作为抗菌药物的辅助剂，在降低患者病死率方面尚存在不确定性。一项纳入10项临床试验共计涉及587例由于化疗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Cochrane评价结果显示，未接受粒细胞输注的患者(n＝159)与接受粒细胞输注者(n＝162)在接受治疗30 d内的全因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75，95%CI：0.54～1.04)；接受粒细胞剂量<1.0×1010/(kg·d)与≥1.0×1010/(kg·d)的患者全因死亡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39)[6]。该研究结果证实，在由于化疗或者HSCT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粒细胞输注是否影响患者的全因死亡率[6]。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47例由于化疗或者HSCT导致的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伴难治性感染患者进行分析，其中44例(93.6%)为重症细菌感染[12]。该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粒细胞输注后72.3%(34/47)患者的感染得到有效改善，接受粒细胞输注后30 d与120 d的总生存率分别为66.0%(31/47)与57.5%(27/47)[12]。在粒细胞输注后的10 d内，31.9%(15/47)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恢复至正常参考值范围。在中性粒细胞计数获得恢复的患者中，93.9%(14/15)患者的感染获得有效改善，高于中性粒细胞计数未获得恢复者的62.5%(20/32)，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12]。对于44例重症细菌感染的患者，中性粒细胞计数获得恢复者与未恢复者感染缓解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14比17/30，P＝0.019)[12]。粒细胞输注后10 d内中性粒细胞计数恢复的患者长期生存率为93.3%(14/15)，高于中性粒细胞计数未恢复者的62.5%(20/32)，并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37)。这表明，骨髓粒细胞的早期恢复(粒细胞输注后10 d内中性粒细胞计数恢复)，有助于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感染症状的缓解[12]。总的来说，粒细胞输注可在短期内降低粒细胞减少患者的病死率，可作为粒细胞减少期控制重症感染的积极辅助治疗方法之一。
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ING，纳入114例由于化疗或者HSCT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伴重症细菌感染的患者，并且将其随机分为粒细胞输注组(n＝56，接受粒细胞输注＋标准抗菌药物治疗)与对照组(n＝58，仅接受标准抗菌药物治疗)，主要研究终点为治疗后42 d的生存率与临床反应[13]。在试验过程中，17例参与该研究的患者由于研究经费、时间限制或因不能判定研究终点而退出研究，其余97例患者参与意向治疗分析；而方案分析仅限于坚持预期治疗的74例患者，不包括退出治疗的14例患者。该研究意向治疗分析结果显示，粒细胞输注组患者治疗后42 d的生存率为42%(20/48)，对照组为43%(21/49)，二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同样，按照方案分析(即仅分析实际按预期治疗的患者)结果显示，粒细胞输注组生存率为49%(17/35)，而对照组为41%(16/39)，二者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64)[13]。该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独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相比，尽管粒细胞输注＋标准抗菌药物治疗在改善患者生存率方面没有优势，但是粒细胞输注组中，32%患者输注粒细胞的剂量低于预期剂量[13]。进一步分析发现，接受高剂量(平均剂量≥0.6×109/kg)粒细胞输注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伴重症细菌感染患者通常比接受较低剂量(平均剂量<0.6×109/kg)者疗效更好，高剂量组(n＝29)与低剂量组(n＝13)患者的主要临床结果成功率分别为59%与15%，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4]。由于该研究入组率仅约为计划入组数量的50%，对于判断粒细胞输注疗效的能力降低。总体而言，接受较高剂量粒细胞输注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伴严重细菌感染患者，在感染控制程度与存活率等方面，均显著优于接受较低剂量者(P<0.01、＝0.02)[13]。在儿童患者中亦得到相似结果，Weingarten等[15]报道，与接受平均剂量≤0.13×1010/kg粒细胞输注的长期中性粒细胞减少相关感染的患儿(n＝11)相比，接受平均剂量>0.13×1010/kg粒细胞输注的患儿(n＝10)生存率显著提高，第100天存活率分别为36%(4/11)与90%(9/10)，二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然而，有研究者认为，接受高剂量粒细胞输注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13]。如何调整粒细胞剂量，以平衡粒细胞输注疗效与不良反应，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粒细胞输注作为一种粒细胞减少期控制重症感染的辅助治疗方式，需要更多的随机临床试验验证粒细胞输注疗法的疗效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粒细胞为人体抵御机会性真菌感染的重要防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Health，NIH)一项纳入11例侵袭性镰刀菌病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10例患者在粒细胞输注治疗的最初几天内，有客观的临床、放射学或者微生物学反应，30 d与90 d的存活比例分别为10/11与8/11[16]。该研究亦发现，在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伴侵袭性镰刀菌感染的患者中，粒细胞输注可以提高抗菌药物治疗反应率。对23例接受粒细胞输注与抗真菌药物治疗患者的临床反应率进行系统评价的结果显示，患者总体反应率为30%[16]。而另一项将128例侵袭性曲霉菌病(invasive aspergillosis，IA)患者随机分为粒细胞输注组(n＝53)与未接受粒细胞输注的对照组(n＝75)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开始治疗后12周内，粒细胞输注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总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0%比55%，P＝0.08)。然而，粒细胞输注组患者的IA相关病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60%比40%，P＝0.023)[17]。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粒细胞输注治疗的IA患者中，53%(28/53)在48 h内发生肺不良反应。发生肺不良反应的粒细胞输注者在随访12周内的IA相关病死率，高于未发生肺不良反应的粒细胞输注者(71%比48%，P＝0.08)[17]。粒细胞输注后频繁发生的肺不良反应，可能是导致该研究中患者临床结局恶化的原因之一。这提示，粒细胞输注并未改善IA患者对抗真菌治疗反应，并且与长期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IA相关病死率增加相关。有研究者认为，在伴IA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应该避免或者谨慎采用粒细胞输注[18]。对于粒细胞输注的应用，首先需要确定从粒细胞输注中获益最多的患者群体。上述研究结果证实，粒细胞输注在侵袭性镰刀菌病治疗中可能会使患者获益较多，这仍需要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予以证实。
多项研究发现，与G＋细菌感染患者相比，侵袭性真菌感染与G－细菌感染者对粒细胞输注的反应更好(反应率分别为31%、73%与60%)[2,19]。NIH的单中心病例系列报告显示，58例慢性肉芽肿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CGD)患者接受粒细胞输注治疗难治性感染(大多数为真菌感染)，治疗后88%(51/58)患者感染情况获得改善，其中42例患者感染得到清除，9例感染部分清除[20]。一项纳入74例严重免疫抑制伴重症感染患者，其中33例(45%)为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伴重症感染患者接受粒细胞输注的生存率为8%(6/74)，显著高于未伴重症感染的患者的39%(29/74)，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21]。这表明，在存在重症细菌或者真菌感染的情况下，粒细胞输注能够使得患者获益更大。并且在74例重症免疫抑制伴重症感染患者中，接受粒细胞输注治疗重症感染后，其治疗不良反应与感染相关病死率较低，分别为11%(8/74)与23%(17/74)[21]。由于缺乏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深入探讨，粒细胞输注的疗效目前尚无肯定的结论，但是重度粒细胞缺乏伴感染患者的康复，除了受到药物有效性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造血功能的恢复。因此，粒细胞输注治疗有可能缩短患者的粒细胞缺乏期，成为连接骨髓抑制与造血功能恢复的桥梁。
感染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evere aplastic anemia，SAA)常见的并发症，重症感染在SAA患者(尤其是接受免疫抑制治疗)与其他严重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中是致命的。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粒细胞输注可以增加SAA与其他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治疗有效率[10]。一项纳入192例初诊SAA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在接受(n＝95)与未接受G-CSF治疗(n＝97)的患者中，无论是整个队列或是按年龄与疾病严重程度分层的亚组，二者的6年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无事件生存(event free survival，EFS)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6%±4%)比(42%±4%)，P>0.05)][22]。与未接受G-CSF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G-CSF治疗患者的感染发生率减少(36%比24%，P＝0.006)；该研究结果证实，G-CSF治疗可以降低SAA患者的感染病死率[22]。另一项纳入56例SAA并发感染患者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接受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治疗后，30 d、90 d与180 d的存活率分别为89%(50/56)、70%(39/56)与66%(37/56)[11]。并且，患者存活与骨髓造血恢复相关，并发感染的SAA患者在接受治疗后7 d和30 d的应答率，包括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与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分别为52%(29/56)与66%(37/56)[11]。在31例侵袭性真感染患者中，在接受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治疗后，30 d，90 d与180 d的存活率分别为87%(27/31)、58%(18/31)与52%(16/31)。在25例罹患难治性重症细菌感染的患者中，在接受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治疗后，30 d、90 d与180 d的存活率分别为92%(23/25)、84%(21/25)与84%(21/25)[11]。因此，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治疗SAA患者的重症感染，具有良好的反应[11]。以上研究结果提示，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可作为SAA患者重症感染的辅助治疗方法。
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后的中性粒细胞缺乏期，患者有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风险。中性粒细胞缺乏相关的感染仍然为allo-HSCT相关的发病率与病死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部分患者中，尽管使用广谱抗菌药物作为支持治疗方案，一定程度改善了感染程度，但是感染仍存在进展。而粒细胞输注不但可以缩短allo-HSCT后的中性粒细胞缺乏期，还可以防止现有感染的进一步发展。一项纳入28例接受allo-HSCT患儿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粒细胞输注中位次数为6次(范围为1～14次)，输注中位剂量为3.56×1010个[23]。治疗后，患儿中性粒细胞绝对数(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ANC)的中位数增加值为1.06×109/L，ANC增加程度与粒细胞剂量存在相关性(rs＝0.466，P<0.01)；患儿OS率为64%(18/28)，10例死亡患儿中，仅2例与感染进展相关[23]。该研究结果显示，粒细胞输注治疗，可以使得接受allo-HSCT后伴高风险患儿显著获益[23]。Diaz等[24]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8例allo-HSCT并发感染患儿接受粒细胞输注治疗的临床反应发生比例为12/18，感染相关死亡比例为3/18。因此，对接受allo-HSCT的高风险患儿进行粒细胞输注治疗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以降低感染相关死亡的发生风险。
尽管目前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方式有所改善，但是该病仍为影响癌症患儿病死率与复发率的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化疗诱导或者HSCT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患儿中，约33%患儿发生发热反应。广谱抗菌药物治疗并不能控制全部患者的感染症状，并且临床病症恶化的患者需要额外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粒细胞输注被用于增加感染部位的中性粒细胞积聚以控制感染[9]。Uppuluri等[25]进行的一项回顾性观察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应用粒细胞输注，使72例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患儿的存活率从41%(11/27)提高至54%(12/22)(RR＝0.683 9，95%CI：0.506 8～0.922 9, P＝0.034 7)。一项纳入35例伴有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或者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的患儿的研究结果显示，全部患者粒细胞输注的耐受性良好，感染相关生存率为82.4%(29/35)，第1、3、48个月的OS率分别为77.1%(27/35)、65.7%(23/35)及52%(18/35)[26]。Aktekin等[27]进行的一项回顾性调查研究纳入13例高危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患儿，给予粒细胞输注联合G-CSF治疗的研究结果显示，全部患儿耐受性良好，治疗后24 h，中性粒细胞计数与基线值(粒细胞输注前)相比显著增加[(1 132.0±1 006.1)/mm3比(115.5±233.3)/mm3，P＝0.03]；并且临床反应与血液学反应率分别为69.2%(9/13)与53.8%(7/13)。总之，粒细胞输注在控制威胁生命的感染方面是安全、有效的，但是仍需要进行长期随访的随机对照研究，以评估粒细胞输注在改善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预后中的确切作用。
1997年，一项Meta分析发现，每日预防性输注粒细胞，可以降低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细菌或者真菌感染及死亡的风险(RR＝0.075、0.224、0.168，P<0.05)[28]。一项纳入67例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及由于化疗或者HSCT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其中接受治疗性粒细胞输注的患者为44例，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患者为23例。该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中性粒细胞减少期严重感染的总体反应率为82%，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23例患者在第30天均未发生先前感染的再激活[29]。关于粒细胞输注预防感染的最新Cochrane评价纳入12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653例患者，其中9项研究(609例患者)报告了局部、全身细菌或者真菌感染的患者例数[30]。该研究结果显示，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患者(n＝292)与未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者(n＝317)在接受治疗30 d内的全因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2，95%CI：0.63～1.36)；粒细胞不同剂量亚组之间的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全部患者与粒细胞低剂量亚组(粒细胞剂量<1.0×1010/d)患者接受治疗30 d内的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84，95%CI：0.58～1.20)[30]。与粒细胞低剂量亚组患者相比，粒细胞中剂量亚组[(粒细胞剂量为(1.0～4.0)×1010/d]患者，接受治疗30 d内的感染发生率较少(RR＝0.40，95%CI：0.26～0.63)[30]。该研究结果证实，在由于化疗或者HSCT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中，有低级别研究证据表明，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可以降低感染的发生风险，并且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效果可能是剂量依赖性的，粒细胞输注剂量>1.0×1010/d可以更为有效地降低感染的发生风险[30]。这提示，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并没有减少患者整体或者感染相关的病死率，但是在不同剂量亚组分析中，接受较高剂量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可以降低感染发生率。
Massey等[31]进行的Meta分析，纳入2008年10月以前10项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随机对照试验，涉及由于化疗或者血液系统疾病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或者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患者55例，全部试验均为随机分组，研究组患者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对照组未接受预防性治疗。该研究结果显示，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患者与未接受者的全因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4，95%CI：0.71～1.25)。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的患者与未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者的感染相关病死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RR＝0.71，95%CI：0.34～1.49)。其中，排除2项粒细胞输注平均剂量<1.0×1010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可以降低由感染引起的病死率(RR＝0.36，95%CI：0.14～0.96)[31]。该研究结果证实，粒细胞输注剂量>1.0×1010可以减少患者因感染而发生的死亡，但是并不降低总病死率[31]。考虑到资源与成本的影响，并不推荐采用粒细胞输注预防感染。关于预防感染，有足够的低级别证据表明，预防性粒细胞输注可能减低感染的发生风险，但是尚无证据表明其比预防性抗菌药物的疗效更好，并且与未接受预防性粒细胞输注相比，患者的OS率未受到影响。病例系列与病例报告的有限数据表明，粒细胞输注作为难治性真菌感染的二级预防方案的作用有限[32]。这一结论仍需要大样本、前瞻性临床研究、证实。
国际血液安全监测网络数据库(International Blood Safety Monitoring Network Database)纳入了25个国家的125个数据库，分析发现输注血液制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60/106，其中近3%为严重不良反应，输血相关病死率为0.26/106[33]。文献报道，与粒细胞输注相关的轻微输血反应包括发热与寒战，但是约5%患者可能发生更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呼吸窘迫、低血压等[18]。此外，与粒细胞输注相关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输血相关性急性肺损伤(transfusion-related acute lung injury，TRALI)，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与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transfusion associated graft-versus-host disease，TA-GVHD)。
粒细胞输注后迅速发生以呼吸困难为特征的TRALI在临床较为少见。在部分存在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或者针对人中性粒细胞抗原的抗体患者中，可能会发生肺毛细血管中的粒细胞聚集，导致TRALI与呼吸衰竭[34]。中性粒细胞激活为TRALI发病机制的基础。在接受粒细胞输注的患者中，中性粒细胞的激活是由同种异体免疫引发的，而患者与献血者之间的输血前HLA匹配，可以有效预防呼吸系统并发症[35]。此外，文献报道，粒细胞输注与两性霉素B同时应用会导致严重的肺部反应与呼吸衰竭，究其原因可能为两性霉素B可以使粒细胞发生聚集[36]。针对该不良反应的对应措施为，采用对乙酰氨基酚，抗组胺药或者类固醇预先给药，并且粒细胞输注与两性霉素B给药之间至少间隔6 h，可以防止粒细胞输注相关不良反应[10]。粒细胞输注可引起肺部改变，从而放大两性霉素B的急性毒性，导致严重的肺部不良反应。因此，临床应用粒细胞输注过程中应该严格把握其适应证。
输注粒细胞可能传播血源病毒性疾病，其中较常见的是CMV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感染。其中，CMV为人类疱疹病毒属中的一种DNA病毒，感染人体后轻者呈隐性感染，免疫功能低下者症状常较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37]。针对CMV感染，目前第3代白细胞过滤器能够过滤掉99.999%的白细胞，能够有效预防CMV感染。但是因为过滤掉的白细胞中含有大量中性粒细胞，因此对于需要输注浓缩中性粒细胞的患者来说意义不大。CMV预防措施尚待相关研究进一步探索。
TA-GVHD主要由易感患者中来自献血者的T细胞介导。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输注未经处理的浓缩中性粒细胞，可发生TA-GVHD。TA-GVHD主要表现包括皮肤斑疹、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及呕吐等。采用停止T细胞增殖剂量的γ射线照射为预防TA-GVHD的主要方法。一般在输注前即刻照射，照射剂量为25 Gy，照射后的浓缩中性粒细胞应该尽快输注，不宜在22 ℃环境中长时间放置[38]。浓缩中性粒细胞经γ射线照射后，其所含免疫活性的淋巴细胞完全灭活，而对中性粒细胞无损害，使用时无特殊注意事项，输注安全性高。
中性粒细胞减少或者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患者，容易发生致命性细菌及真菌感染。治疗这类感染除了抗菌药物外，粒细胞输注为积极的支持治疗手段之一。G-CSF的应用、采集机器及技术的发展，使短时间采集高质量中性粒细胞成为现实。G-CSF与广谱抗菌药物的发展，使粒细胞输注在感染预防及治疗方面的价值下降。但是，对于伴有重症细菌与真菌感染的粒细胞缺乏患者，粒细胞输注仍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高剂量、高质量的粒细胞来源，为影响粒细胞输注治疗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粒细胞输注具有一定不良反应，临床应用过程中应该把握好适应证。哪类患者更适用于粒细胞输注，继续优化粒细胞采集技术及输注技术，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等，均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粒细胞输注研究方向。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