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的行为问题和其父母压力的特点。
使用Conners父母问卷(PSQ)和父母压力指数量表对88例不同亚型ADHD患儿进行症状及父母压力评估,并与31例健康对照儿童比较。
ADHD患儿的PSQ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儿童,分别为品行(F=15.727,P=0.000)、学习问题(F=32.899,P=0.000)、冲动多动(F=33.761,P=0.000)和多动指数(F=28.394,P=0.000);混合型与注意缺陷为主型ADHD患儿在品行问题(t=2.226,P=0.029)、冲动多动(t=4.909,P=0.000)和多动指数(t=2.871,P=0.005)等因子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DHD患儿父母压力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并在儿童领域(F =3.848,P=0.011)、父母领域(F =2.879,P=0.039)以及压力总分(F =3.753,P=0.013)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混合型ADHD患儿的父母压力得分最高,心境指数的得分有统计学意义(t=2.231,P=0.028);相关性分析提示,父母压力总分与ADHD患儿的学习问题因子得分(r=0.224,P=0.011)和多动指数因子得分(r=0.177,P=0.045)呈正相关,且学习问题因子进入回归方程(t=2.588,P=0.011)。
ADHD患儿比健康儿童表现出较突出的行为问题和父母压力,且父母压力与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混合型ADHD患儿存在更明显的父母压力,行为问题较多,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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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患病率为3%~5%,其核心症状是与发育程度不相称的注意涣散、活动过度和行为冲动。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1,2]的诊断标准可分为注意缺陷为主型(ADHD-I)、多动冲动为主型(ADHD-H)和混合型(ADHD-C)。研究发现在中国和韩国,ADHD-C的比例为44.2%~66.7%,而ADHD-I的比例为21.0%~51.6%[3]。ADHD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个方面,随病情发展常合并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研究表明有30%~60%的ADHD患儿合并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表现出违反社会规则、发脾气[4],且预后不佳[5]。ADHD的核心缺陷不仅影响患儿的学习与社交,亦会对亲子关系、情感健康和家庭凝聚力造成很大的冲击。尽管目前有研究证实ADHD患儿存在行为问题,但少有分别对不同亚型患儿进行讨论[6]。也有相关研究证实父母的社会心理问题与ADHD患儿父母抑郁焦虑情绪的密切联系[7],但不同亚型的症状表现对ADHD患儿父母压力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研究通过将ADHD患儿与健康儿童进行比较,探讨ADHD患儿行为问题与父母压力的关系。
(1)研究组:2012年7月至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门诊确诊的88例ADHD患儿,性别不限,智商(IQ)≥85(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4版),右利手。入组标准:经主治医师资格以上的医师确诊的ADHD患儿,患儿均符合DSM-Ⅳ[2]关于儿童ADHD的诊断标准,就诊之前未服用任何中枢兴奋药或其他精神药物。排除标准:其他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和精神科疾病,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等,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脑外伤或脑血管病患儿,严重的心、肝、肾功能不全等或药物依赖者。确诊患儿根据儿童精神障碍调查筛查表及半定式诊断检查表(K-SADS-PL)对其并发病情况进行筛查。(2)健康对照组:31例来自上海市闸北区中、小学在校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健康学生,每个年级按照随机数字抽取学生4、5名,事先均获得家长和孩子的知情同意,IQ≥85(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4版),右利手。排除标准:同研究组排除标准。测试均获取家长知情同意,并由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K-SADS-PL[8]: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修订版)》(DSM-Ⅲ-R)和DSM-Ⅳ为依据评定儿童和青少年当前和既往精神病性发作,由专业人员从家长和儿童2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估年龄较小的儿童时,先问家长,评估青少年时,先问受检查者。评定者根据自身临床经验对矛盾的信息进行判断。(2)Swanson,Nolan,and Pelham-Ⅳ评估量表(SNAP-Ⅳ)[9]: SNAP-Ⅳ由26个条目组成,有3个分量表,包括ODD分量表、ADHD-注意缺陷分量表、ADHD-多动/冲动分量表,分别有8、9和9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标准,0分表示"从不或者很少" 、1分表示"有时的行为或者功能的轻度损害" 、2分表示"经常的行为或者功能的中度损害" 、3分表示"非常常见的行为或者功能的严重损害" 。(3)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Conners parents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10]: PSQ共48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法,最后得出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冲动-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6个因子,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4)父母压力指数问卷(Parenting Stress Index,PSI)[5]:用于测量父母压力的问卷工具,包括儿童领域量表、父母领域量表和压力总分。儿童领域的6项分测试包括适应性、接受度、要求、心境、注意不能多动和父母强制性。父母领域7项分测试包括竞争性、独立性、角色限制、依恋性、抑郁性、夫妻关系和健康型。
采用K-SADS-PL、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4版对所有参加者的共病及智力情况进行评估,使用家长汇报、医师评估的SNAP-Ⅳ评估量表对研究组患儿分亚型,确定入组的患儿,由家长填写PSQ问卷和PSI问卷。对照组亦采用K-SADS-PL筛查共病的情况,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4版进行智力的评估,确定入组后的儿童由家长填写问卷。整个过程采取保密原则,诊断医师、智力评估人员相互独立,测量前不告知测量人员被试者的临床情况。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及方差分析、相关性和逐步回归分析(ADHD患儿的PSQ得分与PSI得分),计数资料(研究对象的性别,ADHD患儿的亚型比例)采用χ2检验,以α=0.05检验水准进行假设检验。
研究组ADHD患儿88例。男78例,女10例,男女比例为7.80︰1.00;年龄(9.90±2.35)岁。健康对照组儿童31例。男27例,女4例,男女比例为6.75︰1.00;年龄(10.39±2.67)岁。2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371,P=0.330;χ2=0.052,P=0.819)。
88例中,ADHD-C有48例,ADHD-I有35例,ADHD-H有5例,分别占54.5%、39.8%和5.7%,男、女患儿的亚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80,P=0.612)。36例ADHD患儿同时患有ODD,共病率为40.9%;同时患有ODD的ADHD患儿中,ADHD-C有22例,占61.1%,ADHD-I有11例,占30.6%,ADHD-H有5例,仅占5.7%。
3组不同亚型ADHD患儿PSQ各因子得分大多高于健康对照组儿童,其中品行(F=15.727,P=0.000)、学习问题(F=32.899,P=0.000)、冲动多动(F=33.761,P=0.000)和多动指数(F=28.394,P=0.000)4项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DHD-C患儿与ADHD-I患儿,品行问题因子(t=2.226,P=0.029)、冲动多动因子(t=4.909,P=0.000)和多动指数因子(t=2.871,P=0.005)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1。

健康对照组和ADHD-C组、ADHD-I组及ADHD-H组儿童PSQ得分的比较(分,
±s)
健康对照组和ADHD-C组、ADHD-I组及ADHD-H组儿童PSQ得分的比较(分,
±s)
| 组别 | 例数 | 品行 | 学习问题 | 冲动多动 | 多动指数 |
|---|---|---|---|---|---|
| 健康对照组 | 31 | 16.32±3.31 | 6.88±2.02 | 5.61±1.73 | 14.32±3.51 |
| ADHD-C组 | 48 | 25.29±6.64 | 11.88±2.70 | 11.33±2.90 | 25.33±5.65 |
| ADHD-I组 | 35 | 22.11±6.10 | 11.71±2.62 | 8.31±2.58 | 21.69±5.81 |
| ADHD-H组 | 5 | 25.20±6.34 | 8.20±2.39 | 8.80±1.30 | 20.60±4.62 |
| F值 | 15.727 | 32.899 | 33.761 | 28.394 | |
| P值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ADHD组患儿的父母压力得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并在儿童领域总分(F=3.848,P=0.011)、适应性(F=3.279,P=0.024)、注意不能(F=3.238,P=0.025)、心境(F=4.010,P=0.009)分测验、父母领域总分(F=2.879,P=0.039)以及压力总分(F=3.753,P=0.013)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ADHD-C组患儿较ADHD-I患儿父母领域得分、儿童领域得分和压力总分均最高,但仅心境指数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31,P=0.028)。

健康对照组和ADHD-C组、ADHD-I组及ADHD-H组儿童PSI问卷得分的比较(分,
±s)
健康对照组和ADHD-C组、ADHD-I组及ADHD-H组儿童PSI问卷得分的比较(分,
±s)
| 组别 | 例数 | 儿童总分 | 适应性 | 注意不能/多动 | 心境 | 父母总分 | 压力总分 |
|---|---|---|---|---|---|---|---|
| 健康对照组 | 31 | 104.19±29.99 | 22.16±5.77 | 23.48±5.30 | 11.65±3.34 | 128.71±22.86 | 232.90±42.58 |
| ADHD-C组 | 48 | 123.31±25.36 | 26.67±6.89 | 27.92±6.01 | 13.98±3.49 | 144.29±23.56 | 267.60±45.74 |
| ADHD-I组 | 35 | 118.80±27.43 | 25.46±6.45 | 26.91±7.14 | 12.23±3.58 | 140.43±26.38 | 259.23±50.95 |
| ADHD-H组 | 5 | 110.00±25.52 | 23.20±5.26 | 27.60±9.31 | 10.60±2.30 | 127.80±35.00 | 237.80±56.98 |
| F值 | 3.848 | 3.279 | 3.238 | 4.010 | 2.879 | 3.753 | |
| P值 | 0.011 | 0.024 | 0.025 | 0.009 | 0.039 | 0.013 |
父母压力总分与ADHD患儿的"学习问题"因子得分(r=0.224,P=0.011)和"多动指数"因子得分(r=0.177,P=0.045)呈正相关;来自儿童领域的父母压力得分与ADHD患儿的"学习问题"因子得分(r=0.235,P=0.07)和"多动指数"因子得分(r=0.196,P=0.026)呈正相关,来自父母领域的父母压力得分与ADHD患儿的"学习问题因子"得分(r=0.187,P=0.034)呈正相关,见表3。将"学习问题"因子、"多动指数"因子作自变量,"父母压力"总分作因变量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学习问题"因子进入回归方程(t=2.588,P=0.011)。

ADHD症状与父母压力指数的相关分析(r值)
ADHD症状与父母压力指数的相关分析(r值)
| 项目 | 品行 | 学习问题 | 心身障碍 | 冲动多动 | 焦虑 | 多动指数 |
|---|---|---|---|---|---|---|
| 儿童领域总分 | 0.14 | 0.24a | 0.11 | 0.17 | 0.15 | 0.20b |
| 父母领域总分 | 0.07 | 0.19b | 0.04 | 0.10 | 0.11 | 0.14 |
| 压力总分 | 0.11 | 0.22b | 0.08 | 0.14 | 0.14 | 0.18b |
注:aP< 0.01,bP< 0.05
ADHD是一种发病于儿童早期的行为障碍,其症状会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成年,导致患儿自我评价低,学习成绩不理想和其他行为问题,对患儿的性格和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ADHD也是中国儿童最常见的行为问题,患病率约为5%,男女患病率之比约为7︰1[11]。在DSM-Ⅳ的3个亚型中,混合型是最常见的类型[12],本研究ADHD-C患儿所占比例最大。男女患儿中的各亚型分布无差异,但本研究的女童样本量较少,可能会造成偏倚。
本研究通过行为问卷调查发现ADHD患儿有明显的多动和冲动问题,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学习困难、心身障碍及品行问题。Zang等[3]研究显示ADHD-C患儿较ADHD-I患儿存在更严重而持续的认知和抑制损害,在学校的学业表现和人际关系更差;ADHD-I患儿症状相对较轻,但接受药物治疗率低。本研究中,ADHD-C患儿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更严重的学习困难和频繁的行为控制不良。
ADHD患儿常有共病ODD的情况,这部分患儿经常会存在较差的家庭功能,且会加重疾病进程[13]。本研究中ADHD-C患儿ODD共患率最高,与其他亚型比较,ADHD-C患儿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品行方面,提示ADHD-C患儿更易共患ODD的特征。
父母压力特指父母亲在抚养过程中所产生的压力,其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是包含亲子互动关系(来源于孩子的影响)和父母内在感受(来源于父母本身性格特征)的多维结构[14]。PSI量表将父母压力由产生的原因分为2个领域,分别是源于儿童的压力和父母本身的压力。在父母领域中,父母压力又进一步分为外界因素(例如社会心理和教育水平等危险因素)和内在因素(例如抑郁状态,又称为精神病理因素)儿童领域的高分数表示儿童的行为和性格特征会使父母感到他们难以完成抚养人的角色,父母领域则代表了父母精神病理因素和父母环境压力因素。PSI量表较可靠地评估父母领域、儿童领域和相互影响的各方面的压力,在国外已开始用于父母情绪的研究,范娟等[5]也采用PSI量表探讨ADHD患儿的父母压力变化,但并未与健康儿童进行比较。抚养ADHD的儿童是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导致父母产生了超出正常的压力。国外研究者采用PSI量表评估ADHD患儿和对照组的父母压力,结果提示ADHD患儿的父母压力显著高于健康儿童的抚养者[15,16],揭示ADHD患儿的特征是造成家庭压力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他们易冲动、多动的性质和治疗过程的困难,可能会使父母感到无奈和厌烦,降低家庭应对压力的能力。
本研究发现ADHD患儿的父母较健康对照组的父母所承受的压力更严重,其中,ADHD-C患儿父母压力最大,这可能与其行为问题更加突出的特点相关。事实上,ADHD患儿的父母认为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力较差,且在适应身体和社会环境方面也存在更多困难,同样,他们对儿童的预期值和实际行为和情绪表现的落差更显著。父母压力不仅与父母个性特征相关,也受到ADHD患儿多方面行为症状的较大影响,他们可能会由于儿童的行为问题认为有必要躲避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情境和人际交往,因增加了家庭与社会的隔离,从而减少了父母竞争性的意识。另外,ADHD患儿的父母有受限制感,发觉他们作为父母的角色严重约束了个人时间。总之,ADHD患儿的父母意识自己这个抚养者的角色很难完成。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提示ADHD患儿的多动表现对父母压力影响较大,会导致父母不良情绪的产生和恶化。值得关注的是,父母压力主要与儿童的学习问题呈正相关,提示ADHD患儿在学习任务中会由于控制不了的分心、多动等而无法达到父母所预期的成绩,学习成绩不佳也是大部分学龄期患儿就诊的主要原因。Birchwood和Daley[17]也发现,随着课程难度的不断加重,儿童的学习问题代替行为问题成为父母担心的主要内容,这部分的矛盾和冲突也会不断加剧,甚至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和儿童对立违抗行为。
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详细地分析父母年龄、受教育程度、教养方式、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全面地评估ADHD患儿在学校环境下的行为表现。就父母压力而言,ADHD-C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临床亚型,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