泌尿系统感染(UTI)是儿科最常见的细菌感染性疾病之一，约30%的婴幼儿在初次感染6～12个月反复发作。而在有泌尿系统发育畸形的儿童中，约30%的患儿以UTI为首发表现，故UTI可能是潜在肾脏结构异常的前哨事件。婴幼儿UTI常并膀胱输尿管反流等先天性尿路畸形，对于反复感染的高危患儿，易出现肾脏损害及肾瘢痕，进而导致终末期肾病。因此，早期识别、及时治疗和合理管理对改善预后十分重要。现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以期为儿童UTI的诊治提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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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统感染又称尿路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是儿童最常见的临床感染性疾病之一[1]，也是引起儿童发热的常见原因。根据病变部位不同，UTI分为下尿路感染(膀胱炎)和上尿路感染(肾盂肾炎)。2岁以下的幼儿，伴发热的UTI均应视为肾盂肾炎[2]。根据是否存在危险因素(包括结构或功能上的泌尿系统异常、留置装置、免疫抑制或肾移植)，UTI分为单纯性或复杂性两类。
研究发现约1%的男童和3%～5%的女童在儿童时期至少发生过1次UTI[3]，约30%的婴幼儿在初次UTI 6～12个月反复感染[4]。虽然大部分UTI患儿的肾脏解剖结构是正常的，但UTI可能是潜在肾脏异常的前哨事件[5]，若治疗延误，会导致UTI的反复发作，造成肾脏的持续损害，从而导致成年期的高血压或终末期肾病。而在患有扩张性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的儿童中，UTI的复发与肾脏瘢痕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6]。及时诊断和治疗UTI对于防止肾脏瘢痕的形成非常重要。本研究主要从该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诊疗方案及预后等方面阐述儿童UTI的特点，尤其是并泌尿系统畸形的患儿，为其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一定的临床参考。
UTI的患病率取决于年龄和性别。UTI在早产儿中比在足月儿中更常见，在新生儿和小于6个月的婴儿中，男童UTI患病率较高，常由先天性肾脏和尿路畸形(congenital anomalies of the kidney and urirnary tract，CAKUT)引起。在7岁以下的儿童中，UTI在女童中的患病率为3%～7%，在男童中为1%～2%，而8%～30%的儿童中有1次或1次以上UTI的复发[7]。UTI有一个双峰发病年龄，第1个高峰在出生第1年，另1个高峰在2～4岁，这与如厕训练的年龄相对应[1]。国外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无论男女，一般情况下在12～24个月年龄组中，UTI的患病率为4.5%，而UTI在高热婴儿中的患病率为5%[8]。对71例UTI患儿进行长期随访，复发率为28%，大多数(65%)复发是在首次UTI后的前6个月，75%在无任何肾结构及功能异常的患儿中复发[9,10]。
几乎所有的UTI均是由细菌引起的，大多数(91%～96%)的UTI的细菌都是来自于尿道周围区域的细菌迁移，通过尿道逆行到膀胱和上尿路，尿道周围菌的定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1]。而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是UTI中最常见、研究最多的病原菌，占UTI发病的85%～90%[12,13]。90%的女童和80%的男童在第1次发生UTI时均可发现大肠埃希菌[14]。大肠埃希菌占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依靠一组基因组编码的毒力因子附着和侵入膀胱尿路上皮，并可直接干扰宿主的免疫反应[15]。其他肠道革兰阴性菌亦可引起UTI，包括克雷伯杆菌、柠檬酸杆菌、变形杆菌等。某些革兰阳性细菌也与UTI有关，如腐生葡萄球菌、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16,17]。在有泌尿系异常(解剖、神经或功能)或免疫系统受损的婴儿中，"非典型"细菌的流行率较高[18]，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无乳链球菌可能是比较常见的[19]。国内一项476例儿童UTI分析发现尿路结构异常男童易发生UTI，且肠球菌感染的发生率高于尿路结构健康儿童[20]。血源性感染传播多发生在出生前几个月，是UTI的罕见原因，可能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无乳链球菌、奇异变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非伤寒沙门菌引起[17,21]。此外，部分非细菌生物体也可以引起UTI，病毒性膀胱炎可发生在免疫活性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常由腺病毒、肠道病毒、柯萨奇病毒等引起，但相关感染通常局限于下尿路，其特征是肉眼血尿、排尿困难和腹部不适。UTI的另一罕见病原体是真菌(如假丝酵母菌、新型隐球菌、曲霉菌等)，主要发生在留置尿管、免疫障碍、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或尿路异常的儿童中[22,23]，其中最常见的真菌病原菌是假丝酵母菌[24]，而由假丝酵母菌引起的UTI患者很少能在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繁殖成肾真菌球[25]。在反复UTI的患儿中，非大肠埃希菌比例升高，如果尿液培养产生不寻常的细菌，后续筛查往往会发现CAKUT[26]。泌尿系统结构或功能异常可引起反复的UTI，如包茎、唇裂融合、后尿道瓣膜、尿道狭窄、输尿管囊肿、输尿管肾盂连接部梗阻、肾结石或外源性肿块(如肿瘤、粪便嵌顿、囊肿)等[27]。VUR是儿童中最常见的泌尿系统畸形，可导致尿液逆行向上至输尿管，从而使细菌从膀胱上升到肾脏，最终导致肾脏瘢痕的形成，是UTI复发和肾瘢痕的重要危险因素[27]。VUR发生在25%～30%的患有UTI的儿童中[28]。还有研究表明基因突变亦是部分UTI复发和肾瘢痕形成的原因[29,30]。
UTI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儿的年龄。在2岁以下的婴幼儿中以非特异性表现为主，可能包括发热、食欲不振、腹痛、肠绞痛、呕吐和腹泻等，更具体的UTI症状包括烦躁不安、排尿哭闹、尿液气味异常和尿布上脓性分泌物，而不明原因的发热可能是UTI的唯一症状[17]。2岁以上患儿，UTI的症状和体征比较具体，包括排尿困难、尿频、尿急、新发尿失禁和腰背部疼痛等[9]。
在新生儿期，UTI可能表现为脓毒症，包括体质量不增、畏食、呕吐、吸吮不良、易怒、嗜睡、抽搐和低体温，还可能出现拒乳、呕吐、面色苍白和黄疸等急性症状[18]。2011美国儿科学会(AAP)指南[31]建议对结合胆红素水平升高的婴儿进行UTI检查。在2岁以内婴幼儿，第1次出现肾盂肾炎症状后，高达5%的女童和13%的男童出现肾脏瘢痕。研究发现2岁以内被认为是瘢痕的易形成期，超过8岁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约10%有肾瘢痕的儿童将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发展为高血压[32,33]。此外，如果尿流较细小或持续滴尿，则有可能合并下尿路梗阻或有异位输尿管的存在[21,34]，这是UTI的一个易感因素，因此在体检时观察尿流是很有必要的。
尿液标本最好在抗生素治疗之前留取。留取标本的方法及技术会影响尿培养的结果。在小于2岁的婴儿中，可通过将无菌袋黏附在会阴上来收集尿液样本，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非侵入性，且容易获得[22]。然而，"袋装"标本容易受到尿道周围菌群的污染，可有30%～75%的假阳性率[7]。因此，需要通过清洁中段尿、导尿或耻骨上膀胱穿刺抽吸(suprapubic bladder aspiration，SPA)收集的尿样对培养结果进行后续确认[19]。SPA是获取无污染尿样最灵敏的方法，由于其是高侵袭性的操作，我国开展比较少。目前，对于2岁以下儿童收集尿液的最佳方法尚无共识，2011年AAP[31]建议只需通过SPA或插管获取尿液样本，而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的指南(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 2007指南)和加拿大儿科协会(2014年)均建议将清洁中段尿作为尿液收集的首选方案[35,36]，与我国2016年UTI指南推荐方法一致[37]。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清洁中段尿对UTI的敏感性为75%～100%，特异性为57%～100%[38]。有研究发现，清洁中段尿尿培养的污染率为26%，而SPA的污染率为1%[39]。
通常用尿液分析仪器和显微镜观察尿中白细胞，在离心尿液中每高倍镜视野白细胞≥5个，或在未离心尿液中每高倍镜白细胞≥10个，即可诊断脓尿，应怀疑UTI，特异性约为81%，敏感性为73%[31]。但脓尿并不是UTI特有的，在一些其他疾病中也可出现无菌脓尿，如急性肾小球肾炎、川崎病、急性间质性肾炎、阑尾炎，甚至剧烈运动。细菌尿和脓尿联合阳性对UTI的预测值可高达84%[40]。
在UTI的诊断中，尿试纸条试验是廉价、方便且易获得的，包括亚硝酸盐试纸条试验和尿白细胞酯酶检测。亚硝酸盐试纸条试验的特异性约为98%，敏感性为53%[24]。尿白细胞酯酶试验阳性，提示存在脓尿[41]，该试验的特异性约为78%，敏感性为83%。因此白细胞酯酶和亚硝酸盐阴性对排除UTI有很高的特异性[38]。Williams等[42]进行一项包含95 703例儿童的研究发现，不同结果对确诊UTI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尿液白细胞分别为86%和74%，仅亚硝酸盐阳性为98%和49%。因此，快速尿检是很好的筛查试验，但约有10%的假阴性率，当与尿液培养结合时，可提高UTI诊断的准确性[43]。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肥胖与发热性UTI密切相关，对于2岁以下有发热症状的儿童，应考虑进行尿液分析检查，尤其是对有发热症状的肥胖儿童应常规行尿液检查[44]。
尿液培养及菌落数是诊断UTI的主要依据。我国2016年的UTI循证指南建议清洁中段尿培养菌落数>1×105 /mL可确诊，1×(104～105 )/mL为可疑，<1×104/mL为污染，但应同时结合患儿性别、标本留取方法、细菌种类等进行综合评估。此外，对临床高度怀疑UTI而普通尿细菌培养阴性者，应进一步完善厌氧菌和L型细菌培养[37]。AAP指南建议同时存在尿液培养阳性和脓尿可诊断UTI，其对尿液培养阳性的定义是：对于通过导尿管或SPA收集的尿液样本，单个病原体，以大于50 000个菌落形成单位(CFU)/mL，或对于清洁中段尿，分离出大于100 000个CFU/mL的尿液病原体[2,31]。2015年欧洲泌尿协会及欧洲儿童泌尿协会指南(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European Society of Pediatric Urology，EAU/ESPU 2015指南)建议，经SPA取尿液培养任意菌落数(至少10个相同的菌落数)，或导尿法取尿液培养菌落计数≥(1～50)×103 CFU/mL，清洁中段尿尿培养菌落计数≥104 CFU/mL(有症状时)或≥105 CFU/mL(无症状时)即可确诊UTI[19]。目前各个国家对于儿童UTI诊断标准的指南仍不统一，某些观点尚待进一步循证医学的研究证实。
影像学的作用是评估潜在的泌尿系异常。常用的影像学方法有泌尿系B超检查(renal and bladder ultrasonography，RBUS)、排泄性膀胱尿路造影(voiding cystourethrogram，VCUG)及99Tcm-二巯基丁二酸(99 Tcm－dimercaptosuccinic acid，DMSA)肾静态显像。
RBUS是尿路成像的首选方法，可确定肾脏的大小、形态和位置、肾脏实质的回声结构、输尿管的重复和扩张、梗阻性尿路疾病及膀胱的结构异常，是一种相对廉价、非侵入性的且易于获得的检查方法。对于<2岁有发热的UTI的患儿、有反复UTI的任何年龄儿童、有腹部肿块、异常排尿、高血压、血尿、对标准抗菌药物治疗无反应及有肾脏或泌尿系疾病家族史的儿童，均应考虑行肾脏和膀胱超声检查[7]。对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儿童，应尽快进行RBUS，以排除尿路梗阻或肾脓肿。2011 AAP指南建议RBUS应该在UTI治疗后进行，因为急性感染会改变肾实质的大小和回声，并导致短暂的肾积水，但如果病情比预期的严重，或者如果通过适当的治疗未能改善，应在治疗的前48 h内考虑RBUS[31]。NICE(2007)指南建议，首次UTI后的RBUS仅适用于6个月以下的儿童或患有非典型UTI的儿童(即存在肾损伤、泌尿系畸形、脓毒症或尿流障碍)[35]。2016 AAP和2015 EAU 2项指南一致指出，患有UTI的高热婴儿均应接受RBUS。我国2016年UTI指南建议首次UTI者均应行RBUS，以减少潜在的泌尿系畸形的漏诊[37]。
VUR是婴幼儿在第1次发热性UTI发现的最常见的尿路异常。在第1次发热性UTI患儿中，高达40%的儿童中发现了一定程度的VUR[45]。由于RBUS对临床上显著的VUR具有较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如果临床高度怀疑，或患者在没有RBUS异常的情况下发生第2次发热性UTI，应考虑行VCUG。VCUG是VUR的首选筛选方法，研究表明，25%～30%的UTI儿童有VUR [46]。因为这一检查是侵入性的，并可使儿童暴露在辐射下，AAP指南建议只有当RBUS显示肾积水、瘢痕或其他提示重度VUR或梗阻性泌尿系疾病的表现或者复发性UTI时，进一步行VCUG，不应在首次发热UTI后进行常规检查[31]。而2015 ESPU指南建议，伴发热的UTI患儿中1岁以下患儿、1岁以上女童应常规行VCUG和/或DMSA肾静态显像排除VUR，对于1岁以上的男童，仅推荐RBUS[19]。我国2016年UTI指南建议仅在RBUS异常或在第2次发热性UTI之后进一步行VCUG，且VCUG应在UTI治疗结束后进行[37]。此外，还应关注妊娠史，包括产前超声检查结果，如胎儿肾积水和CAKUT的其他线索，尽管目前没有产前诊断VUR的可靠方法，也没有明确的产前肾积水程度与VUR程度的相关性，但部分产前肾积水或输尿管扩张提示了VUR的可能性。胎儿泌尿协会[47]和欧洲及AAP指南均建议若产前超声存在膀胱异常、输尿管扩张或Ⅲ～Ⅳ级肾积水的患儿需行VCUG。
DMSA肾静态显像被认为是急性感染时肾实质受累和感染所遗留的晚期肾损害的金标准[48]。在急性UTI的早期阶段，DMSA肾静态显像对急性肾盂肾炎的识别非常敏感，在DMSA肾静态显像上发现有高达57%的发热性UTI儿童有急性肾盂肾炎[49]，10%～40%的肾盂肾炎儿童有肾脏瘢痕形成[50]。但由于辐射危害和昂贵的费用，一般不推荐常规使用该检查，2016 AAP不建议将DMSA肾静态显像作为第1次发热性UTI的初始检查[2]。也有文献建议在非典型UTI或RBUS异常或VCUG时，可在首次发热UTI之后进行DMSA肾静态显像，并将其作为初始检查的一部分[1]。对于VUR患儿，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行DMSA肾静态显像检查，因为早期肾瘢痕可能有机会进行手术治疗[51]。EAU、ESPU及AAP指南均建议DMSA应在有高级别VUR、高血肌酐和反复UTI的患儿中进行。为了减少尿路插管、性腺的医源性辐射和无临床意义VUR诊断，欧洲儿科放射学学会(ESPR)指南[52]建议先行RBUS和DMSA以检测是否存在肾发育不良及肾瘢痕的形成，若有肾脏的累及，然后再行VCUG。对于VCUG和DMSA肾静态显像检查顺序，可采用自上而下方案(先行DMSA肾静态显像，若阳性再行VCUG)，或自下而上方案(先行VCUG检查后，若阳性再行DMSA肾静态显像)。我国2016年UTI循证指南与ESPR指南意见相一致，更倾向于影像学检查流程采纳自上而下分析法，更注重UTI时肾脏有无受累。在儿童UTI的检查中，新的非侵入性成像方法正在研究中，非增强磁共振成像已被研究可作为一种新的方式来检测肾脏瘢痕[53]。
对于伴高热的UTI儿童，应尽早开始抗生素治疗，以减少急性期肾脏受累，降低肾瘢痕形成的风险。
多饮水，应每隔1.5～2.0 h排尿1次，避免憋尿。在排尿时，应鼓励儿童使用最佳姿势，尽量完全排空尿液，并加强局部卫生及适当的液体摄入。
应根据尿液培养和药敏结果选择敏感抗生素，如临床上高度怀疑UTI，应立即开始使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所选择的抗生素应对革兰阴性杆菌覆盖率广，尤其是大肠埃希菌和部分革兰阳性球菌[54]。对急性肾盂肾炎应选择血药浓度高的药物，而膀胱炎则选择尿液浓度高的药物，且同时具备对粪便或阴道菌群影响小、细菌耐药性低、毒性极小或无毒性、成本低等特点。
目前，经验性治疗首选第二代或第三代头孢菌素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54,55]，同时需要考虑到细菌耐药性。Edlin等[56]研究发现多达24%的大肠埃希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
唑耐药，45%对氨苄西林耐药，这使其成为经验性治疗的限制，在不到10%的大肠埃希菌中发现头孢菌素、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环丙沙星和呋喃妥因的耐药性。呋喃妥因主要在尿液中排泄，是治疗孤立性、不稳定性膀胱炎很好的选择，然而，它在血液中浓度低，限制了其在累及肾脏的高热UTI患儿中的应用。由于对大肠埃希菌有较高耐药率，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不是经验性治疗UTI的理想药物。在复发性UTI患儿中，应注意以往的尿培养和药敏结果，并根据这些结果定制经验性抗生素。一般临床情况改善和48～72 h发热的降低表明对抗生素治疗有效。近年来，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β lactamase，ESBL)耐药菌在全世界儿童中的传播越发普遍，全世界儿童对第三代头孢菌素的高耐药率[57]和ESBL耐药菌感染的流行率不断增加[58]，这使得UTI的治疗变得复杂。在一项584例由大肠埃希菌或克雷伯杆菌引起的UTI病例的研究中发现，91例(15.5%)是由产ESBL的耐药菌引起的[59]。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治疗产ESBL耐药菌引起的严重感染的首选药物[60]。无症状性菌尿(asymptomatic bacte-riuria，ABU)是无症状的细菌存在于尿液中，但无明显的脓尿，这些细菌不能激活症状性反应(无白细胞或症状)。ABU在健康儿童中的临床意义是有争议的，而在患有尿路异常的儿童和那些长期插管的儿童中更常见。在进行无菌的间歇性导尿的儿童中，几乎50%的儿童都会出现无症状的细菌定植，培养物可以生长到108 CFU/L的细菌，有时还会分离出多个微生物，在这些儿童中筛查UTI并确定UTI应遵循更严格的标准[61]。当前研究认为ABU不会增加UTI或肾脏瘢痕的风险，因此在婴儿或儿童中，不建议治疗ABU[62]。
抗生素的治疗时间仍是争论的焦点。我国2016年UTI循证指南建议：对于急性肾盂肾炎，静脉或口服敏感抗菌药物治疗，总疗程10～14 d；对于下尿路感染：可口服抗菌药物治疗7～14 d(标准疗程)或口服抗菌药物2～4 d(短疗程)。而2016 AAP指南[2]及2014加拿大儿科学会[36]建议伴发热的UTI抗生素的疗程为7～14 d。一项对221例3个月～7岁的发热性UTI随机对照研究发现，7 d的抗生素治疗和10 d的治疗同样有效，同时不良事件的风险更低，患儿的依从性更好[63]。在选择口服和静脉治疗时，应考虑一些因素：如患者年龄、病情严重程度、拒绝口服药物、呕吐、不遵从口服药物，以及潜在的复杂性UTI(如严重的尿路扩张)。在早产儿中，大多数口服抗生素的生物利用度是未知的，因此，通常首选静脉用抗生素。对于年龄较大的婴儿，可使用3～4 d的静脉治疗，然后过渡到口服药物，以完成7～14 d的疗程。由于新生儿和3个月以下婴儿脓毒症和严重肾盂肾炎的发病率很高，因此推荐使用静脉用抗生素治疗。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在治疗第1次UTI发作时，口服治疗与静脉治疗加口服治疗同样有效[64]。患有肾脓肿或肾周脓肿的儿童首选静脉治疗，并应考虑手术引流。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和有留置装置(如导管、支架)的儿童，也应考虑静脉治疗。对于患有梗阻性泌尿道疾病或泌尿系严重扩张的婴儿，在抗生素治疗无效和/或临床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暂时性的尿流改道[19]。
持续的抗菌药物预防在儿科UTI预防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因为它们的相关不良反应和抗菌药物耐药微生物的不断增长，长期随访发现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治疗并不能明显降低VUR患儿UTI复发和肾瘢痕的发生率，反而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不断增长[19]。在2个月以上且首次发生单纯性UTI的儿童中，预防性抗菌药物没有明显的益处。2016 AAP重申了其2011年UTI临床实践指南，并建议如果肾脏和膀胱超声检查结果正常，则不应对首次发热性UTI后2～24个月的儿童进行抗菌药物预防[2]。VUR的治疗和预防复发性UTI的抗菌药物预防也是相当有争议的领域。大多数关于持续性抗菌药物预防的证据来自于VUR和复发性UTI受试者的研究，对于VUR和复发性UTI的儿童，持续的抗菌药物预防已成为一种长期的治疗策略[65]。通常的预防选择包括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
唑和呋喃妥因，考虑到相关不良反应，小婴儿应考虑使用头孢菌素进行持续预防[6]。2017年对涉及1 427例有症状或发热的UTI儿童的7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显示，在VUR儿童中，抗生素预防在预防肾瘢痕方面无显著影响[66]。基于对429例儿童的研究发现，对于患有VUR的儿童，长期低剂量的抗生素治疗对UTI复发的风险几乎没有影响。而手术可减少反复UTI伴发热的风险，手术加抗生素治疗可将反复发热UTI的风险降低57%[67]。对患有UTI并肾脏发育异常的高危婴幼儿，可予长期、低剂量的抗生素口服以预防重复UTI的发生，降低进一步感染的风险，但必须考虑到会增加微生物耐药性的风险[32]。对Ⅳ级或Ⅴ级VUR或泌尿系统发育异常术后的UTI儿童应进行持续的抗菌药物预防，但在实施预防之前，应充分评估抗菌药物预防的益处和风险，同时必须建立正常的肠道和膀胱习惯，并适当治疗便秘[68]。目前的共识是当有严重的尿路扩张、梗阻性尿路病变(直到手术矫正)和VUR Ⅲ～Ⅳ级需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预防的目的是防止复发的UTI和/或肾损害。
此外，有研究表明益生菌在减少泌尿系统正常儿童首次发热性UTI后复发的风险有优势，益生菌预防可显著降低发热后儿童UTI复发的发生率，在女童更为显著[69]，益生菌对预防复发性UTI的保护作用被认为是通过减少感染病原体的黏附、生长和定植及提高宿主的防御能力来恢复正常的阴道和肠道菌群来实现的[70]。到目前为止，预防UTI的所有潜在疫苗均针对成年人，特别是妇女。希望未来也有针对高危儿童的预防UTI的疫苗。
目前仍然需要确定更多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以提高UTI的诊断准确性。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可改善儿童UTI的预后。有研究发现尿血管紧张素原(urinary angiotensinogen，U-AGT)在UTI患者中升高，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激活可能与UTI所致的肾损伤有关，U-AGT可能是一种新的肾脏疾病标志物[71]。最近研究发现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钙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在鉴别小儿UTI，特别是急性肾盂肾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尿NGAL诊断UTI的敏感性为93%～96%，特异性为95%～100%，明显高于白细胞酯酶试纸试验和亚硝酸盐试验[72,73]。白细胞介素-1受体家族成员血清可溶性ST2(sST2)水平可作为小儿上尿路感染后肾脏瘢痕形成的一个有用的生物标志物[74]。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病理生理作用，提高其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方法。
UTI更易发生在泌尿系畸形、排尿障碍、大便失禁、特发性高钙尿症、DMSA显示肾实质缺损、VUR特别是双侧或Ⅲ级及以上反流或免疫缺陷的患儿中，在没有VUR和肾脏瘢痕的情况下，UTI的预后通常是比较好，且与长期后遗症无关[75]。以前认为肾瘢痕是由急性肾盂肾炎引起的，最近研究表明，其与先天性肾发育不良、高度VUR或尿路梗阻密切相关[13]。
UTI是儿童发热性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导致肾瘢痕和肾衰竭。在复发性UTI中，常并VUR等泌尿系统畸形，而反复发作的UTI进一步增加患慢性肾脏疾病、高血压和终末期肾病的风险。然而，儿童复发性UTI的诊断、治疗及预防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因此，对于可疑患儿需积极完善相关检查，及时应用抗生素治疗，并尽早排查可能的致病因素，以最大限度保护肾脏功能，改善预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