肛门生殖器距离(anogenital distance，AGD)指肛门到生殖器的距离，是一种敏感的生殖评价指标，由于其数值具有性别二态性，最初被用于啮齿类动物作为区分性别的标准^[1,2]。雄性动物AGD长度与胚胎宫内暴露的雄激素水平高低有关，AGD缩短被认为是雄性化不全的表现^[3]。已有研究将AGD作为衡量雄性化的指标，用来评估孕期宫内雄激素暴露水平，研究与隐睾、尿道下裂的关系及用于评估成年男性的生殖能力^[4]。对于女性来说，AGD和高雄激素水平、多囊卵巢综合征及孕前月经周期延长等相关^[5]。目前AGD已被美国环保局列为人类生殖毒理学研究指南中的重要生物学标志^[6]。迄今为止，国内对于AGD的研究仍较少，且尚缺乏较大样本的测量数据报告，本研究拟描述统计上海地区足月新生儿AGD的正常值，并研究AGD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期后续为关于AGD的远期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在啮齿动物中，AGD是从肛门到生殖器结节的后根部的距离^[8]。与啮齿动物相比，人类外生殖器在出生时已发育良好，其中生殖器结节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转化为阴茎和阴蒂。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AGD的测量标准尚未统一，究竟是肛门至生殖器的具体哪个位点，仍存在争议^[9]。Callegari等^[10]报道了女性新生儿ACD和阴唇后联合至阴蒂距离的测量方法，并将ACD作为女性AGD的数值。而在男性新生儿，有学者提出其阴囊基底第一道皮纹边界有时很难界定，因此提出其肛门中心至阴茎基底背侧的距离为AGD_l，肛门中心至阴茎基底腹侧的距离为AGD₂，而AGD₁或AGD₂均较ASD的可靠性高^[7]，但也有学者认为阴茎基底部第一道皮纹也很难界定^[11]。目前文献相对比较认同的AGD测量方法为男性肛门中心至阴囊基底部的距离或至阴茎基底部的距离(阴茎基底腹侧或阴基底背侧)，女性肛门中心至阴唇后联合的距离或至阴蒂的距离^[9]。对于测量工具，2007年北美和欧洲的国际性会议上一致推荐使用游标卡尺测量^[6]。此外，AGD的可靠性受测量误差的影响，本研究中以特定的医师和助手测量，减少了测量者之间的误差。尽管AGD是一种无创且简单方便的测量，但在不同人种、地区、测量方式、测量工具、测量对象和测量标准会引起数值差异，且测量人员和测量误差也会影响数据结果，因此尚需制定更加详细、规范和统一的数据获取标准。

目前关于AGD的大样本研究较少，Singal和Jain^[12]对1 077例印度人种的横断面研究得出，该人群男性和女性新生儿AGD平均值分别为(25.6±3.1) mm和(15.4±1.7) mm。夏芮岚等^[13]对上海地区的990例新生儿AGD出生队列研究得出，男性和女性新生儿AGD平均值分别为(15.61±3.75) mm和(9.49±2.71)mm。Thankamony等^[14]对英国人群共计564例研究得出男性新生儿AGD为(19.80±6.10) mm，女性新生儿AGD为(9.10±2.80) mm，男性AGD约为女性的2倍。关于种族对AGD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亚洲人和美国本土人新生儿AGD较白种人短^[11]。本研究共纳入了1 078例足月新生儿，是迄今为止国内AGD相关研究中样本量较大的一项研究，本研究中男性和女性新生儿AGD数值分别为(22.90±3.80) mm和(11.80±2.10) mm，本研究样本数据较大，可为黄种人不同性别正常足月新生儿的AGD提供参考。本研究与以往报道的AGD测量值有差异，这可能由地区差异、测量方法或研究对象纳入排除的标准不同造成。

在人类中，会阴部包括外生殖器的发育均由双氢睾酮决定，从而导致男性AGD较女性长^[15]。既往研究报道显示，男性新生儿AGD与女性之间的比值为1.4～2.2^{[11,14,16,17]}，本研究发现AGD在不同性别间呈现明显性别二态性，男性和女性新生儿AGD的比值为1.94，与既往研究相符^{[11,14,16,17]}。本研究发现单胎新生儿AGD明显大于双胎新生儿，这也与文献报道相符^[12]，考虑与单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较双胎大有关。此外，必须指出，单胎和双胎之间的比较，还需要考虑体质量、身长及头围的可比性，因此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母亲因素(年龄、身高、体质量、BMI、孕次、产次及职业等)与新生儿AGD均无明显相关性，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新生儿，经单因素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新生儿的出生体质量、头围、身长和胎龄均与AGD呈正相关，也与文献报道相符^[12]。对于男性新生儿，有文献报道尿道下裂和隐睾患儿较健康新生儿AGD短^[18,19]，本研究亦发现生殖器畸形(尿道下裂或隐睾)的新生儿与健康新生儿的AGD有显著差异，前者小于后者，也与既往研究相符^[18,19]。但本研究中生殖器畸形仅有10例，由于样本较小，尿道下裂和隐睾患儿的AGD值与参考值间差异不大，有待更大样本的研究论证。另外，本研究男性新生儿的PL和PW均与AGD有显著相关性，PL及PW越小，AGD也越小，这也验证了生殖器结节(即男性新生儿的阴茎)与AGD关系的准确性。由于PL和PW的测量受阴茎延展性的影响，测量可靠性不及AGD^[7]。而阴茎尺寸一般被认为是生殖能力的指标，因此是否可以通过AGD的测量来更为精确地评估男性生殖能力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较为遗憾的是，受测量方法的限制，本研究未将睾丸大小作为指标进行数据收集，因此后期研究中应将其纳入，以进一步全方位研究男性生殖器的各项参数与AGD的关系。对于女性新生儿，较长的AGD与成年后的高雄激素和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生相关^[5]。在本研究基础上，可以针对AGD显著延长的患儿进行远期随访，观察女性新生儿成年后有无高雄激素相关疾病，进而再研究其与AGD的关系。此外，基础研究表明，双酚A、邻苯二甲酸酯等具有雌激素拟似或抗雄激素效应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孕期暴露均会使子代的AGD缩短^[20]。本研究对母亲职业进行分析发现，AGD值与母亲职业无相关性，但是由于本研究中心位于上海市中心，考虑存在职业偏倚，双酚A、邻苯二甲酸酯等具有雌激素拟似或抗雄激素效应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高危暴露职业人群未纳入本研究中，因此无法否认AGD与职业的相关性，尚需更加深入的研究。Fowler等^[21]的研究发现，母亲的吸烟暴露可短暂地增加男性胎儿AGD长度。以上均提示AGD与人类生殖健康密切相关，可作为生殖健康的另一个监测窗口。本研究在收集数据阶段，发现吸烟或饮酒的母亲仅有5例，考虑例数太少无统计价值，已予以剔除，这可能与上海地区母婴保健知识普及率较高有关。

综上，本研究获得了新生儿不同性别的大样本数据，得出了AGD的参考值，同时发现单胎新生儿AGD大于双胎新生儿AGD，新生儿的出生质量、头围、身长和胎龄等自身因素可能是影响新生儿AGD的内在因素，而母亲因素均未对新生儿AGD产生影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不足，如未纳入环境因素对母亲的影响，缺乏住院患儿和早产儿的相关数据等，因此对于AGD而言，尚需统一和规范的AGD获取标准以及多中心和地区的前瞻性研究，以阐述其更深层次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