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仍然是一种严重危及新生儿生命的常见疾病，致死和致残率高。近年来虽然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其严重后遗症的发生率无明显变化。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临床表现极不典型，需做脑脊液检查明确诊断。早期发现和及时有效抗生素治疗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新生儿脑膜炎时还极易发生脑水肿与颅内高压，导致脑组织缺氧缺血，进一步加重脑损伤。因此，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治疗在强调抗生素治疗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脑水肿与颅内高压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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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是指出生4周内细菌感染引起的脑膜、蛛网膜下腔和脑血管的急性炎症，是引起新生儿致死致残主要原因之一[1]。据估计全球每年因脑膜炎死亡的新生儿人数高达19万[2]。新生儿的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功能发育不成熟，因此，较其他年龄段更易发生细菌性脑膜炎，即使毒力极低的病原菌也可引起新生儿脑膜炎[3]。尽管新生儿医学已取得明显进展，但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病死率在发达国家为10%~15%，而发展中国家则高达40%~58%，且早产儿明显高于足月儿[4]。近年来，临床观察发现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病死率虽有明显下降，但后遗症的发生率无明显变化，存活者超过50%会出现耳聋、失明、脑性瘫痪、癫痫、脑积水或认知障碍等长期神经系统后遗症，其中有1/4的人群存在严重残疾[5]。由于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导致误诊和漏诊。因此，早期诊断和及时有效的治疗是降低其病死率和改善预后的关键，为此，本文简要介绍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相关进展。
目前全球活产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发病率为0.3‰~6.1‰，发展中国家(0.8‰~6.1‰)远高于发达国家(0.15‰~0.50‰)。早产儿，尤其是胎龄<32周的早产儿来自母体的IgG免疫球蛋白远低于足月儿，因此，其细菌性脑膜炎的发病率是足月儿的10~15倍，可达2‰[6]。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脑膜炎的发生率尚不清楚，临床观察报道美国约30%的早产儿住院期间至少做过1次腰椎穿刺，其中1.4%~5.0%确诊为细菌性脑膜炎[6]，但这一数据可能低于实际情况，因NICU中有30%~50%诊断为败血症的患儿未进行腰椎穿刺脑脊液(CSF)检查，且约75%的患儿在腰椎穿刺前已使用抗生素治疗，降低了细菌培养的阳性率[4]。
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根据其起病年龄分为早发型(出生72 h内起病)和晚发型(出生72 h后起病)。早发型病原菌主要为B组链球菌(GBS)、大肠杆菌(E.coli)、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L.monocytogenes)和革兰阴性肠道细菌[7]。美国报道新生儿早发型细菌性脑膜炎中GBS占50%，E.coli占20%，L.monocytogenes占5%~10%。随着孕妇产前预防性抗生素使用，早发型细菌性脑膜炎发生率明显下降[7]。晚发型细菌性脑膜炎分为医院获得性和社区获得性。医院获得性脑膜炎主要见于长期住院需中心静脉置管、呼吸支持的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常见的细菌与医院感染败血症大致相似，多为革兰阴性菌(肺炎克雷伯菌、E.coli)、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30%，E.coli占25%，念珠菌占24%，肠球菌占13%~14%。而社区获得性脑膜炎因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接种，常见的病原菌主要为GBS、肺炎链球菌和脑膜炎奈瑟球菌[8]。加拿大报道无论早发型还是晚发型，排在首位的病原菌均为E.coil，其次为GBS[9]。中国北方13家医院报道早发型和晚发型主要病原菌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E.coil[10]，而中国华南地区12家医院报道早发型和晚发型病原菌均以GBS为主[11]。本研究团队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81例≥36周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临床资料分析，发现血或CSF培养出的病原菌均以E.coli和GBS为主，分别占46.5%和25.6%，其中早发型病原菌以E.coli占主导地位[12]，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不同地区细菌流行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上述研究均显示GBS、E.coli及葡萄球菌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常见病原菌。
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与患者的年龄密切相关，新生儿的临床表现极不典型。儿童或成人患者常出现发热、头痛、颈强直、意识或精神状态变化，约20%在入院前即出现抽搐现象[13]。成人患者95%会出现头痛、颈强直、发热和意识改变这4项临床表现中的任意2项；50%可同时出现发热、颈强直和意识改变，5%出现Kernig征和Brudzinsk征阳性[14]。荷兰一项对1 268例成人细菌性脑膜炎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83%出现头痛，74%出现发热和颈项强直，71%出现意识障碍[15]。而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极少出现上述典型的症状和体征，且有1/3的患儿可无临床表现。常见的临床表现与败血症相似，如体温不稳定(发热或体温不升)、黄疸、呼吸窘迫、呼吸暂停、嗜睡或激惹、喂养困难或呕吐、腹泻、肌张力过低、心动过缓、血压偏低或循环灌注不足、低血糖或高血糖[6]。新生儿由于存在前囟、后囟和颅缝未闭，同时颈肌发育差，故颅压增高时呕吐和颈强直不明显，而常表现为囟门和颅缝明显增宽，前囟饱满或隆起[14]。因此，嗜睡、激惹、局部抽搐是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常见的神经系统表现，但当出现抽搐、烦躁不安、前囟隆起、颈强直等神经系统症状与体征时多已进入疾病晚期，常提示预后不良[4,6]。临床观察发现，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有62%会出现发热或体温不升[16], Song等[17]报道74例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前5位临床表现为：体温不稳定(占74.3%)、吃奶减少(占63.5%)、拒乳或呕吐(占46.0%)、嗜睡或烦躁不安(占33.9%)，而抽搐只占20.3%。本研究团队回顾性分析81例≥36周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临床表现，也发现居前4位的为发热、意识改变(激惹或反应差)、吃奶差和前囟张力增高，其中发热占88.9%，甚至是部分患儿唯一的临床表现[12]。其他3项临床表现均未超过50.0%，而抽搐只占14.8%；同时还发现早发型患儿(1/3人群)更易出现吃奶差，晚发型患儿(超过95%人群)更易出现发热，说明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可能与起病日龄有关。由于缺乏典型的临床表现，当新生儿出现发热等败血症样临床表现时应高度重视，及时行腰椎穿刺CSF和血液检查以明确诊断。
虽然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抽搐较其他临床表现少见，且不同细菌所致脑膜炎抽搐的发生率也不同，GBS脑膜炎有40%~45%，而E.coli脑膜炎只有20%[6]。但Stoll等[18]指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抽搐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脑膜炎的败血症患儿及无感染的新生儿，其发生率是无感染新生儿的15倍。这提示对于出现抽搐的新生儿也应常规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以排除细菌性脑膜炎的可能。
因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的临床表现极不典型，难以根据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所以，CSF检查对确诊至关重要。CSF涂片G染色或培养发现病原菌是诊断的金标准。CSF涂片G染色发现细菌提示其含菌量超过1×106/L，90%的肺炎球菌脑膜炎、80%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50%的G－杆菌脑膜炎及1/3的李斯特菌脑膜炎CSF涂片G染色可发现细菌[19]。对任何疑诊细菌性脑膜炎患儿均应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以明确诊断，但进行CSF检查时应特别关注是否已使用抗生素治疗。Kanegaye等[20]曾报道在128例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中，抗生素使用前进行CSF培养的89例有82例(92%)呈阳性，抗生素使用后进行CSF培养的39例中只有22例(56%)呈阳性。研究还发现，在静脉使用有效抗生素后1 h内CSF中E.coli即开始转阴，2 h脑膜炎球菌转阴，4 h内肺炎球菌开始转阴[3,19]。这表明有效抗生素治疗对CSF细菌学检查结果影响很大，提示应尽可能在抗生素使用前，尤其是静脉使用前完成腰椎穿刺CSF检查。
因腰椎穿刺是一项存在一定风险的有创操作，临床上担心腰椎穿刺会增加严重感染并心肺功能异常新生儿，尤其是极低出生体重儿的病死率，常待病情稳定后或血培养阳性后才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这可能会导致此类患儿细菌性脑膜炎的漏诊。Stoll等[18]对9 641例极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研究发现，进行和未进行腰椎穿刺检查的新生儿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细菌性脑膜炎患儿的病死率明显高于进行腰椎穿刺检查的非细菌性脑膜炎患儿，表明腰椎穿刺检查不会增加感染新生儿的病死率。Greenberg等[21]回顾性分析美国150家NICU出院的14 018新生儿临床资料，发现在经CSF培养确诊的221例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中，118例接受过2次以上腰椎穿刺CSF检查，接受2次以上腰椎穿刺CSF检查培养阴性患儿的病死率与未复查腰椎穿刺CSF检查患儿的病死率无差异，说明腰椎穿刺并不会增加细菌性脑膜炎患儿的病死率。本研究团队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NICU住院治疗并完成腰椎穿刺CSF检查的1 000例出生胎龄26+2~43+1周新生儿临床资料，发现腰椎穿刺对颅压正常和颅压增高患儿的生命体征(心率、血压、呼吸及体温)均无不良影响[22]。以上这些研究均表明腰椎穿刺对新生儿是一项安全的诊疗操作技术，腰椎穿刺CSF检查应为新生儿感染患者的常规检查项目之一。
Garges等[23]分析来自美国150个NICU住院的9 111例出生胎龄≥34周新生儿临床资料，发现经CSF培养证实细菌性脑膜炎95例，在有血培养记录的92例中仅57例血培养阳性(占62%)，且其中有2例患儿血培养与CSF培养的细菌不同。临床观察还发现，血培养阳性患儿虽有30%同时存在CSF培养阳性，但CSF培养阳性患儿有15%~38%血培养为阴性[4,6]。本研究团队回顾性分析81例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也发现81例患儿仅20例血培养阳性(占24.7%)，其中22例CSF培养阳性患儿有9例(占40.9%)血培养阴性[12]。这些研究提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不一定伴有败血症，若仅根据血培养阳性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会导致细菌性脑膜炎的漏诊。因此，对临床疑似细菌性脑膜炎，虽血培养阴性者仍应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对已有感染的新生儿应特别注意观察有无激惹、嗜睡、前囟隆起、喂养困难、发绀、体温不稳及双眼凝视和抽搐等症状和体征的出现，及时行腰椎穿刺CSF检查以避免漏诊。
腰椎穿刺前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或孕妇产前预防性抗生素使用，均可使CSF培养出现假阴性。因此，在CSF培养阴性情况下，临床上常根据CSF中白细胞数、葡萄糖和蛋白含量的变化进行诊断。临床观察发现不同年龄CSF中白细胞数、葡萄糖和蛋白含量的正常值不同。新生儿由于血脑屏障功能不完善，长期以来认为正常新生儿CSF中白细胞数可高于正常成人和儿童(白细胞数<5×106/L)，达(15~30)×106/L[14]。Kestenbaum等[24]分析1 064例出生28 d无细菌性脑膜炎新生儿CSF结果，发现CSF白细胞数中位数为3×106/L、第95th为19×106/L，但Garges等[23]以CSF白细胞数≥20×106/L作为细菌性脑膜炎诊断的切割值，分析1 119例胎龄≥34周新生儿CSF结果，发现漏诊率达13%，部分患儿CSF白细胞数在正常范围，临床已发现约4%的儿童和17%的新生儿患者CSF中白细胞数不增高[25]。Smith等[26]对美国1997年至2004年150个NICU出院的4 632例胎龄<34周早产儿住院期间第1次腰椎穿刺CSF检查结果分析，发现与培养阴性患儿相比，虽然培养阳性者CSF白细胞中位数、蛋白含量中位数均明显增高，葡萄糖含量明显降低，但CSF培养阳性的患儿中仅18%符合公认细菌性脑膜炎CSF常规生化的诊断标准。Garges等[23]报道在CSF培养阳性的95例病例中有12例CSF白细胞数<20×106/L，葡萄糖和蛋白含量均在正常水平，这表明新生儿CSF中白细胞数、蛋白质和葡萄糖的正常值很难定义。本研究团队也发现81例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中有6例(其中3例脑脊液培养阳性)起病后第1次腰椎穿刺检查仅出现压力增高，CSF常规、生化基本正常，其中4例在48~72 h内复查才出现较典型的细菌性脑膜炎CSF改变[12]。Ponnampalam等[27]也报道过1例出生6 h起病的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在起病后24 h内第1次CSF常规生化结果正常，但随后48~72 h内复查CSF出现细菌性脑膜炎改变。Kindley和Harris[28]报道1例10周龄细菌性脑膜炎患儿起病14 h腰椎穿刺CSF检查常规和生化正常、培养阴性，随后在起病27 h后复查CSF培养阳性、常规生化呈典型细菌性脑膜炎改变。这些研究均提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在起病初期脑膜炎症可能尚未完全反映出来，故当临床高度怀疑颅内细菌感染时，即使CSF培养阴性，常规、生化检查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细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应在第1次腰椎穿刺后48~72 h内再次复查，以免错过细菌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
CSF中葡萄糖是血葡萄糖通过易化扩散而来，为血糖量的2/3，且不受腰椎穿刺损伤的影响。因CSF葡萄糖含量与血糖浓度密切相关，血糖升高可使CSF葡萄糖增高，因此，细菌性脑膜炎时观察CSF糖/血糖比值较单纯观察CSF糖的含量更有价值。大量临床观察发现，细菌性脑膜炎CSF糖/血糖比值波动在0.18~0.27，用CSF糖/血糖比值<0.4来表明CSF糖减低，其敏感度为80%，特异度为98%。新生儿CSF糖与血糖的变化同成人相似，但CSF糖/血糖比值高于成人，用足月儿<0.5、早产儿<0.6来诊断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其特异度为100%，敏感度分别达74.3%(足月儿)和71.4%(早产儿)[14]。本研究团队也发现81例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患儿CSF糖/血糖比值为0.47(<0.5)，尤其是大肠杆菌脑膜炎时CSF糖/血糖比值降低更明显[12]，提示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时除观察CSF葡萄糖含量的变化外，更应注重CSF糖/血糖比值。有效抗生素治疗48 h后约70%的患儿CSF糖可恢复正常，CSF糖/血糖比值从0.2上升至0.5，CSF中白细胞数明显下降，其下降幅度最大可达98%。因此，分析CSF常规生化结果时要注意是否已使用有效抗生素治疗[14]。
由于CSF培养阳性率不高，且CSF常规生化改变在细菌性脑膜炎和非细菌性脑膜炎患儿中有较高的重叠现象，近年来将real-time PCR用于细菌性脑膜炎CSF中病原体的测定，Chiba等[29]比较168例细菌性脑膜炎患者CSF常规培养和real-time PCR病原体检测阳性率，结果发现，抗生素使用前或使用后real-time PCR阳性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常规培养，分别为88.7%比69.8%和58.1%比29.1%，表明real-time PCR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高、受抗生素治疗影响小，是一种有前途的诊断方法，但将real-time PCR作为临床细菌性脑膜炎的常规诊断方法，还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观察[30]。
立即给予有效抗生素治疗是细菌性脑膜炎治疗的关键，延迟抗生素治疗会增加病死率及后遗症发生率。虽然抗生素开始治疗时间与患者预后有何关系尚无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资料，但临床发现抗生素开始治疗时间延迟与患者不良结局有关[31]。Proulx等[32]回顾性临床研究发现，抗生素治疗延迟是导致成人急性细菌性脑膜炎患者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Auburtin等[33]对成人重症监护室中156例肺炎球菌脑膜炎患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发现，开始抗生素治疗延迟3 h明显增加3个月的病死率，Bodilsen等[34]在丹麦一项基于人口的队列研究中发现，成人细菌性脑膜炎患者在入院6 h内，开始抗生素治疗每延迟1 h，住院期间病死率及出院时的不良结局增加10%；延迟6 h以上者住院期间病死率及出院时不良结局较2 h内使用者相对增加50%~60%，因此，对疑似细菌性脑膜炎时立即给予有效的、可通过血脑屏障的抗生素治疗是降低患儿病死率和减少后遗症的关键。
不同病原菌脑膜炎抗生素使用的种类及疗程不同，GBS和L.monocytogenes可首选青霉素和氨苄西林，使用时间持续至CSF培养阴性后14 d；E.coil可首选三代头孢菌素或美罗培南，使用时间持续至CSF培养阴性后21 d；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糖球菌首选万古霉素。同时应根据各地细菌培养的药敏情况选择抗生素治疗[4]。
颅腔是一个密闭、无弹性、容积恒定的骨性硬腔，当颅腔内容物体积增大时，可引起颅内压增高。颅腔内容物为脑组织、脑脊液和血液，这3种均不能压缩，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替换，当任何一种内容物体积增加，其他2种可出现代偿性减少，从而使颅内压维持在一个相对正常状态，即颅内容积代偿[35]。一般认为新生儿由于颅缝未闭和囟门存在，可以缓冲颅内压力增高，其颅内容积代偿能力更大。然而，新生儿脑组织处于快速发育阶段，脑发育还未完善，脑代谢率高，需较高供血、供氧，一旦发生缺血、缺氧、脑外伤及颅内感染等急性病变时，可很快出现脑组织水肿，并迅速产生颅高压，来自颅缝和囟门的缓冲常不足以缓解病情的发展[36]。研究已发现，新生儿的颅内空间小、脑组织代谢率高，在容积代偿中起重要作用的脑脊液量少[37]，因此，颅内容积-压力代偿能力远低于成人和儿童，常不能代偿脑水肿与颅内高压的迅猛发生与发展，临床上极易发生颅高压。颅压增高会引起脑灌注压降低，导致脑血流减少。当脑血流量<正常30%可产生缺血性脑水肿及不可逆的脑损害，<正常40%可引起脑电活动停止[38]。细菌性脑膜炎时由于血脑屏障破坏常引起血管源性脑水肿，从而导致颅压升高。颅压增高又可导致脑灌注压下降、脑血流减少，继发性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产生细胞毒性脑水肿使颅压进一步增高，形成恶性循环[39]。因此，在细菌性脑膜炎治疗时要特别重视脑水肿与颅高压的治疗，及时降低颅高压，保证脑灌注压，维持脑血流量正常，从而减轻甚至避免颅高压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所致脑损伤加重或继发性脑损伤发生[38]。
渗透性脱水是目前减轻脑水肿和降低颅高压最有效的治疗措施。20%甘露醇是临床最常用于治疗脑水肿与颅高压的高渗性脱水剂[40]。脑水肿与颅高压时甘露醇临床应用剂量成人一般为0.5~2.0 g/(kg·次)静脉推注。而新生儿使用时剂量偏低、速度稍慢，常为0.25~0.50 g/(kg·次)，30 min内静脉输注，通常4~8 h重复给药1次。新生儿期严重的颅高压或脑疝时，甘露醇剂量可增至0.5~1.0 g/(kg·次)，每2~6 h给药1次。甘露醇给药速度不宜太慢，否则不能形成有效的高渗状态[35,38]。但临床发现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脑水肿颅高压使用甘露醇治疗易发生肾衰竭或肾病，同时颅内压的急剧下降又可导致颅内出血或加重颅内出血，因此，新生儿脑水肿与颅高压患儿使用甘露醇时应特别慎重[36,37]。
高渗钠液是另一种渗透性脱水剂，与甘露醇一样也可通过改善血液流变性和提高血浆渗透压而降颅内压。临床用于颅内高压治疗的高渗钠液常为2.0%~23.4%氯化钠液，3.0%氯化钠液是最常使用剂型，其渗透压与20%甘露醇相近[40]。临床观察亦发现，高渗钠液降颅压作用持续时间较甘露醇长，反复使用仍然有效，而且对甘露醇治疗无效的顽固性颅高压者也有一定疗效[41]。本研究小组曾于2005年首次报道，在常规甘露醇治疗基础上加用高渗钠液治疗小儿感染性脑水肿与颅高压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甘露醇治疗[42]，并为Yildizdas等[43]的研究所证实。高渗钠液降低颅内压的疗效优于甘露醇，可能与其较甘露醇更不易通过血－脑脊液屏障有关。美国危重病医学会(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和世界儿科重症监护学会联合会发布的《严重创伤性脑损伤治疗指南》推荐将高渗钠液应用于婴儿、儿童及青少年脑外伤脑水肿的治疗[44]。本研究团队在兔大肠杆菌脑膜炎模型上发现，甘露醇降颅压作用出现快、持续时间短，用药2 h后降颅压作用消失；而3%氯化钠降颅压作用出现虽略慢于甘露醇，但持续时间长，用药5 h仍具有降颅压作用；同时还发现其降颅压效应在血浆渗透压达到峰值后30 min才达到最大[45]。这表明，高渗钠液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的机制除具有20%甘露醇所具有的渗透性脱水外，还有非渗透性机制参与。临床观察发现高渗钠液除脱水降颅压外，还可提高平均动脉压、心排出量、补充休克时血容量，从而减少脑外伤和感染性休克伴颅高压患者死亡[46]。本研究团队也发现3%氯化钠在降低兔大肠杆菌脑膜炎颅内压同时，可明显改善平均动脉压和脑灌注压[45]。但使用高渗钠液时也要注意，输注速度太快也可引起低血压，同时大多数神经学专家建议使用高渗钠液降颅压时要避免血钠超过160 mmol/L，因缺乏超过此值的安全性研究[47]，临床还发现频繁使用可引起高氯性酸中毒从而增加颅内出血患者的死亡[48]。
与甘露醇静脉注射后引起的渗透性利尿作用不同，高渗钠液静脉注射后主要是通过刺激心房肽的释放而发挥利尿作用，不会因大量渗透性利尿而使患者出现低血容量；同时高渗钠液具有扩容作用，可避免因低血容量而导致的继发性缺血性脑损伤。临床和实验研究也证实，高渗钠液在改善脑水肿、降低颅内压的同时，对其全身血流动力学无不良影响，并可增加脑血流量和脑氧释放量，有着不同于甘露醇的优点[45,46]。目前建议伴有血容量不足(低血容量休克)脑水肿颅高压患者首选高渗钠液，而需增加利尿的脑水肿颅高压患者首选甘露醇[40]。高渗钠液已广泛用于脑外伤患者降颅压治疗，临床观察连续输注20%氯化钠是否可以改善中重度脑外伤患者临床结局的3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虽然6个月时2组的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20%氯化钠治疗组的病死率组略低于常规治疗组(15.9%比20.8%)[49]。
尽管新生儿疾病的诊疗技术已取得明显进展，但细菌性脑膜炎仍然是一种严重危及新生儿生命的常见疾病。近年来虽然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其后遗症的发生率无明显变化。早期发现和及时有效抗生素治疗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但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临床表现极不典型，需进行腰椎穿刺CSF检查明确诊断。新生儿脑膜炎时极易发生脑水肿与颅高压，颅高压可引起脑灌注压降低，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进一步加重脑损伤。因此，在细菌性脑膜炎的治疗中要特别关注患儿颅内压力的变化，及时降低颅高压，保证脑灌注压。渗透性脱水是降低颅高压最有效的治疗措施，甘露醇和高渗钠液是最常用的渗透性脱水剂，可以根据患儿情况选用。此外，在保证有效血容量的基础上可适当限制入液量。过去曾经推荐使用糖皮质激素减轻脑膜炎症反应，但有报道显示，临床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其疗效也因细菌种类及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而异[50]，目前不再推荐常规使用。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