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具有76%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均可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ACE2）和细胞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侵入靶宿主细胞^[2]。理论上，ACE2和TMPRSS2表达量高的器官更容易遭受病毒的侵袭。目前，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和泌尿系统等均已被报道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在靶器官^[3]。事实上，ACE2在生殖系统中也有丰富的表达，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生殖的潜在风险不应被忽视^[4,5]。Xu等^[6]的研究表明SARS患者尸检时均存在睾丸炎，睾丸组织出现广泛的生殖细胞破坏、生精小管中精子细胞减少甚至完全缺失、基底膜增厚和大量白细胞浸润。近日，Wang等^[7]报道ACE2在肾小管细胞、睾丸的间质细胞和输精小管细胞中均有高表达。Fan等^[8]从单细胞转录水平研究了ACE2和TMPRSS2在成人睾丸中的表达模式，结果表明ACE2主要富集于精原细胞、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中，TMPRSS2表达集中于精原细胞和精子细胞中。GO分析结果显示在ACE2阳性的精原细胞中，病毒繁殖和传播相关功能基因表达上调，而精子发生的相关基因则表达下调；在ACE阳性的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中，细胞间连接基因和免疫相关的基因也表达上调，而生殖相关的基因表达下调^[9]。这些研究表明，睾丸是易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风险器官，一旦感染，雄性生殖细胞与这些支持细胞的功能异常均会导致生精障碍和男性不育。考虑到病毒对睾丸组织的潜在致病性，Wang等^[7]提出在COVID-19患者住院治疗及后期随访中应注意对年轻、有生育要求的患者进行生育力评估与临床干预。

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新型冠状病毒对女性生殖系统影响的报道，但有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on-aldosterone system，RAS）参与了女性生殖过程，包括卵泡的发生、类固醇激素的生成、卵母细胞的成熟和排卵等。Reis等^[4]证实人卵巢中具有Ang（1-7）-Mas受体-ACE2轴，且在各级卵泡中均具有ACE2的标志物。在牛卵泡膜和颗粒细胞中也发现ACE2的存在，在主导卵泡的颗粒细胞中表达明显增加，证实其参与卵泡的发育^[10]。研究表明子宫内膜中有ACE2的表达，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中，基质细胞中表达较少，并且其表达水平可随月经周期发生变化，在分泌期的表达明显高于增殖期^[9]。结合ACE2的表达、分布与已报道的病毒性肺炎之间的关系，推测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攻击卵巢的卵泡膜和颗粒细胞，影响卵泡的生长与卵母细胞质量，使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引起女性不孕或妊娠丢失；同时可能损害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影响早期胚胎着床。因此，对于有COVID-19史的育龄女性，更应关注其生育力尤其是卵巢储备评估和随访观察，并进行相应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此外，妊娠期母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和对病原体易感，是病毒性肺炎的高风险人群^[11]。既往研究表明SARS感染的孕妇母婴并发症如自然流产、早产、宫内生长受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等的发生率高^[12]。目前，有关COVID-19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报告病例少，且多为孕晚期，由于妊娠早期母-胎界面的“易感细胞”少，母婴垂直传播的潜力极低^[13]。最新研究也表明，尚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母婴垂直传播的有效证据^[14,15]。但尚缺乏孕早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妊娠结局的相关文献，需结合孕妇病情和妊娠情况，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告知可能的风险，权衡利弊是否继续妊娠，如果继续妊娠，需严密观察和随访胎儿及新生儿情况。

常用的治疗COVID-19药物主要包括抗病毒药（如干扰素、利巴韦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糖皮质激素，重症或合并细菌感染的患者可能应用抗菌药（如莫西沙星、阿奇霉素等）。①抗病毒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以下简称《第七版》），推荐使用α干扰素、利巴韦林（建议与干扰素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应用）、阿比多尔以及磷酸氯喹。利巴韦林是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动物实验证实，利巴韦林可降低大鼠睾酮水平以及损害精子发生^[16]，引起大鼠精子畸形^[17]，但这种毒性作用是可逆的^[18,19]。临床研究表明，利巴韦林联合干扰素治疗会通过生殖毒性影响男性生育力，具体表现为精子数量下降^[20,21]。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期间精浆药物浓度是血清浓度的2倍，因此用药期间需严格避孕^[22]。同时，有研究表明利巴韦林会导致精子DNA损伤，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23]，因此建议在抗病毒药物治疗结束后至少8个月内进行严格避孕。有关利巴韦林对女性生殖系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在艾滋病孕妇中应用的总结(https://aidsinfo.nih.gov/guidelines/html/3/perinatal/212/lopinavir-ritonavir-kaletra-lpv-r-)，未发现该药物对人类胎儿有明显致畸作用，但男性方面，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可引起大鼠睾丸组织氧化应激损伤，进而导致精子发生异常^[24]；磷酸氯喹可影响精子发生和附睾功能^[25]；目前尚无研究探讨阿比多尔对生殖系统的影响。②糖皮质激素：COVID-19治疗中对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肺部影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状态的患者，会酌情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以往研究显示糖皮质激素可使生精上皮的细胞间隙扩张，细胞连接破坏，影响血-睾屏障，使有害物质得以进入睾丸组织，进而影响男性生殖^[26]。糖皮质激素还可以通过与生殖细胞上的受体作用，引起生殖细胞凋亡增加，但是较短时间内小剂量使用对生殖系统影响较小^[26]。综上，建议在COVID-19联合抗病毒药物治疗期间必须强调严格避孕，且在抗病毒治疗结束后至少8个月内避孕。对于早孕期患者接受治疗后，尚无证据表明需终止妊娠。

为阻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各地区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患者与密切接触者家庭、社区、重点单位（含超市、酒店）、集贸市场、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等进行大面积、高频次的消毒。基于已有研究证据，本文主要阐述用于抗击COVID-19的消毒剂对生殖系统的影响。目前常用的化学消毒剂按成分可分为以下8种：乙醇类消毒剂（酒精）、含氯消毒液、双胍类和季铵盐类消毒剂、含碘消毒剂、醛类消毒剂、酚类消毒剂、过氧化物消毒剂、环氧乙烷等。含氯消毒液在COVID-19防疫工作中被广泛推荐使用，前期研究显示次氯酸盐灌胃小鼠的精子头部畸形发生率显著增加^[27]。过氧乙酸又名醋酸，其气体和溶液都具有广泛的抗菌活性。有研究表明受精后4 h的斑马鱼胚胎暴露于0.75 mg/L的过氧乙酸2 h，死亡率为89.6%±3.4%，且胚胎死亡率与过氧乙酸浓度之间呈直接剂量反应关系^[28]。酚类消毒剂主要应用于畜舍、笼具、场地及车辆等消毒。已有大量动物实验证明，酚类消毒剂可引起胚胎发育畸形与自然流产^[29,30]。含碘消毒剂包括碘酊和聚维酮碘等，含碘消毒剂最重要的成分是碘，摄入过量的碘可能会导致精子浓度下降^[31]。目前防控期间主要使用的消毒液是75%酒精和含氯消毒液，均在安全浓度之内，不会造成对生殖系统、配子和合子的损伤。但某些场所不当的过度的“消毒”可能会有害，应引起关注。

新发传染病（如SARS、MERS、H1N1等）的大规模暴发可能会在医务工作者、患者以及公众中引起恐慌心理，如抑郁、焦虑、恐惧、创伤后应激综合征（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32,33,34,35,36,37]}。当遭遇此类突发危机的应激源刺激时，人们的风险感知及心理应激水平将被激发至较高水平，进而造成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惧^[38,39]，其结果就是导致机体内的平衡状态被迅速破坏，中枢应激反应系统被激活，进而抑制机体的生殖功能^[40]。有研究显示应激和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和焦虑）能够在宏观以及细胞/亚细胞水平影响测量到的精子参数，包括：精液量、精子浓度和精子总数的下降，精子活力降低，以及精子DNA碎片化增加等^{[41,42,43,44]}。与男性相类似，心理应激和心理状态紊乱同样也对女性生殖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Prasad等^[45]的系统性回顾研究显示，应激可导致卵巢中的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水平升高，远超过生理水平的ROS蓄积引起氧化应激，这使得卵泡中的卵母细胞生长和分化受阻，卵母细胞凋亡增加，最终导致不良生殖结局。另外，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往往会出现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失调，而孕早期则恰恰是对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失调的一个特殊易感期^[46]。Frazier等^[46]指出，免疫功能改变在应激暴露和早期妊娠风险（如妊娠丢失）之间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主要是通过影响动脉血管形成、胎盘发育以及子宫-胎儿交互作用，从而引发妊娠期并发症。因此，疫情防控期间应当及时向有生育意愿的夫妇提供可靠信息以及心理咨询，以避免出现非理性的恐惧和过度应激，特别对于COVID-19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的心理状态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对心理应激造成的负面情绪进行合理的疏导。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及开展健康教育是促进健康的有效策略之一，也是“健康中国2030”中的主要目标及策略之一。此次COVID-19的爆发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包括：增强卫生健康意识，适量运动，保障睡眠，不熬夜，提高自身免疫力；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经常彻底洗手，居室多通风换气并保持整洁卫生，减少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的场所，必要时佩戴口罩；应尽量避免各类聚会，避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和劳累带来的机体免疫力下降。

按不同工作环境要求做好医务人员及患者防护，按医院感染控制相关要求进行环境消毒，尤其是辅助生殖实验室的消毒。但辅助生殖实验室的观察显示，使用75%酒精消毒组与使用季铵盐消毒组相比，实验室空气中检测到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相对较高，而高含量的VOCs可能会增加卵子受精失败风险，使胚胎发育迟缓和发育潜能降低，导致不良体外受精(IVF)结局^[47]。此外，对辅助生殖实验室不建议采用含氯消毒液消毒，而应采用75%酒精消毒。

综上，COVID-19作为我国新发重要传染性疾病，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的生殖相关问题是生殖医务工作者和广大育龄人群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可能对两性生殖系统存在潜在影响；在抗病毒治疗期间及治疗结束后至少8个月内建议避孕，但对于早孕期患者接受治疗后，尚无证据表明需终止妊娠；辅助生殖实验室不建议采用含氯消毒液消毒。医务工作者可以根据患者的生育需求、疾病状况和心理状态进行综合评估，以便给予合理的生育指导和咨询。同时，仍需对COVID-19的病毒致病机制、治疗用药、环境消毒剂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应激和恐慌心理等对生育的长期影响开展更多研究，以便为此类疾病对生殖影响积累更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