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产是引起新生儿死亡的首要原因,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大多数国家及我国早产儿发生率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早产儿发生率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间存在显著差别,不同胎龄早产儿占比也在不断变化,主要以中晚期早产儿增加为主。本文综述早产儿发生率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以期加强对早产的重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早产指胎龄小于37周发生的分娩[1],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早产儿报告》,统计分析了184个国家和地区早产儿发生的情况,早产发生率平均为10%,每年有1 500万早产儿出生,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2位原因[2],2015年已上升为第1位原因[3]。该报告显示近二三十年来全球早产儿发生率呈持续增加趋势,并首次提出早产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应引起全世界高度重视。因此,本文对早产儿发生率的现状、发展趋势进行综述,以期加强对早产儿的重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1.发生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大多数国家早产儿发生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每年出生的早产儿数量也随之增加。Beck等[4]对17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系统回顾分析(以下称2005年全球资料)显示,2005年全球早产儿平均发生率为9.6%(95%CI 9.1%~10.1%),全年约有1 287万早产儿出生。Blencowe等[5]对184个国家和地区的系统回顾分析(以下称2010年全球资料)显示,2010年全球早产儿发生率升至11.1%,每年有1 490万早产儿出生。Chawanpaiboon等[6]对107个国家的系统回顾分析(以下称2014年全球资料)显示,2014年全球早产儿发生率估计为10.6%(不确定区间9.0%~12.0%),每年约有1 484万早产儿出生。
2.发生率变化: 2010年全球资料显示,1990—2010年间,在65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中,只有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和爱沙尼亚3个国家早产儿发生率有所下降,14个国家无明显变化,其余国家均呈上升趋势[5]。2014年全球资料显示,1990—2014年间,在38个数据质量较高的国家中,26个国家早产儿发生率自2000年以来有所上升,上升幅度在奥地利的0.06%到智利的7.9%之间,12个国家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在捷克的-0.04%到巴林的-3.7%之间,早产儿发生率下降的国家较2010年有所增加[6]。欧洲19个国家1996—2008年间基于人群的早产儿发生率变化趋势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欧洲各国早产儿发生率在5.5%~11.1%之间,只有荷兰的早产儿发生率在这期间持续下降,有6个国家先上升后下降,其余12个国家均呈上升趋势[7]。
1.不同区域:早产儿发生率有较大差异,非洲、南亚发生率最高,欧洲最低。2010年全球资料显示南亚早产儿发生率13.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12.3%,东南亚和大洋洲为13.5%[5]。2014年全球资料显示北非国家早产儿发生率为13.4%,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12.0%,欧洲较低,为8.7%,其余地区介于二者之间,其中北美洲11.2%,亚洲10.4%,大洋洲10.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9.8%[6]。欧洲由2005年的6.2%上升至8.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13.1%下降至12.0%[4,6]。
全球出生的早产儿中,80%以上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地区,2005年全球资料显示亚洲每年出生早产儿690.7万,非洲404.7万[4]。2014年全球资料显示亚洲上升至784.8万,非洲上升至495.5万,欧洲从2005年的46.6万上升至2014年的69.1万[6]。
2.不同国家:早产儿发生率差异更大。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早产儿报告》显示早产儿发生率最高的10个国家依次为马拉维18.1%、科摩罗和刚果16.7%、津巴布韦16.6%、赤道几内亚16.5%、莫桑比克16.4%、加蓬16.3%、巴基斯坦15.8%、印度尼西亚15.5%、毛里塔尼亚15.4%;早产儿发生率最低的10个国家依次为白俄罗斯4.1%、厄瓜多尔5.1%、拉脱维亚5.3%、芬兰、克罗地亚和萨摩亚5.5%、立陶宛和爱沙尼亚5.7%、安提瓜和巴布达5.8%;全球有88个国家早产儿发生率小于10%[2]。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早产儿发生率也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全球资料显示,低收入国家早产儿发生率最高,达11.8%;其次是中低收入国家,为11.3%;而中高收入国家早产儿发生率较低,为9.4%和9.3%[5]。高收入国家早产儿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且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国家出生数据年度统计报告显示,高峰期为2006年12.8%[8, 9, 10],2014年最低降至9.57%[11],之后重新逐渐升至2018年的10.2%[12, 13, 14],发达国家早产儿出生数量每年有120万,美国占50万。澳大利亚早产儿发生率明显低于美国,但澳大利亚年度统计报告显示早产儿发生率逐年上升,1992年6.9%[15]、2006年8.1%[16]、2018年8.5%[17]。
3.不同地区和种族: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和种族早产儿发生率也存在差别。美国不同种族早产儿发生率相差较大,2018年美国国家出生数据统计报告显示,非洲裔美国人早产儿发生率最高,为14.1%,非西班牙裔白人最低,为9.1%[14];2009年统计报告显示非洲裔美国人早产儿发生率曾高达17.5%[18]。母亲年龄也可影响早产儿发生率,20~35岁之间的母亲早产儿发生率11%~12%;母亲年龄<17岁或>40岁早产儿发生率超过15%[18]。非洲裔美国人胎龄<32周早产发生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2倍[19]。
虽然早产儿发生率整体呈持续增高的趋势,但部分发达国家早产儿发生率轻度降低。美国每年发表的全国登记出生信息数据报告显示,2006—2014年美国全国范围内早产儿发生率和单胎早产儿发生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19, 20, 21],且早产儿发生率下降趋势在各个种族中相同,其中早产儿下降的数据主要集中于35岁以下孕母,这可能与美国经济文化水平提高、对健康的注重程度增加、医疗技术提高等相关。在1984—2001年间,瑞典早产儿发生率从6.3%降至5.6%,且以胎龄≥34周早产儿减少为主,生活条件改变和社会福利提高可能是自发性早产儿发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22]。
中国早产儿发生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世纪90年代的4%~5%,逐渐上升至目前的7%~10%。
刘兰等[23]1993—2005年间回顾性调查我国3省10县(市)所有胎龄满28周的542 923名单胎孕产妇(包括死胎死产),结果显示活产儿早产儿发生率为4.49%。2002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回顾性调查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7所城市医院出生的6 179名早产儿(以下称我国2002年资料),结果显示我国早产儿发生率上升至7.76%[24]。2005年我国城市产科新生儿出生状况调查(以下称我国2005年资料)显示,早产儿发生率已上升至8.1%[25]。
2010—2012年间多个全国性多中心调查显示我国早产儿发生率在7%~10%之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早产儿报告》显示我国2010年早产儿发生率校正后为7.1%[2]。朱燕[26]2010—2011年对23个省市自治区52家三级医院106 078名活产新生儿进行前瞻性多中心调查显示,我国早产儿发生率9.9%。2011年Zou[27]对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39家医院10万名分娩儿进行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早产儿发生率为7.1%。Chen等[28]2015—2016年对25个省市89家医院75 590名出生新生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早产儿发生率在6.7%~7.3%之间。
早产儿根据出生胎龄可分为:(1)超早产儿:胎龄<28周;(2)极早产儿:胎龄28 ~31周;(3)中期早产儿:胎龄32~33周;(4)晚期早产儿:胎龄34~36周。胎龄分布的发表数据多集中于2010年之前,近年调查数据较少。
1.不同胎龄早产儿占总早产儿的比例:胎龄越小在早产儿中所占比例越少。《全球早产儿报告》显示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晚期早产儿占总早产儿的比例分别为5.2%、10.7%、84.1%[2]。2014年全球资料显示,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晚期早产儿占总早产儿的比例分别为4.1%、11.3%、84.7%[6]。
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超早产儿占比较高。巴西坎皮纳格拉德市2008—2009年一项早产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显示,胎龄<28周早产儿占总早产儿的9.38%,28~31周占17.89%,32~36周占72.73%[29]。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围产早产儿数据年度统计报告,超早产儿占9.4%,极早产儿占9.4%,中晚期早产儿占81.2%[30]。
我国早产儿以晚期早产儿为主,占80%左右,超早产儿占总早产儿的比例较低,但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中期早产儿比例明显升高。我国2002年资料中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晚期早产儿占总早产儿比例分别为1.1%、12.1%、86.8%[24],2005年资料分别为3.4%、11.4%、85.2%[25]。这些研究显示我国超早产儿占总早产儿比例低于全球比例。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3个省市21家医院调查,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期早产儿和晚期早产儿(34~36周)分别占0.5%、9.0%、13.2%和77.3%[31]。2010—2011年23个省市自治区52家医院调查显示,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期早产儿、晚期早产儿占总出生早产儿的比例分别为0.74%、11.74%、16.9%、70.7%[26]。
2.不同胎龄早产儿占新生儿总数的比例:国内国际各项研究中,超早产儿占出生新生儿总数的1%左右。美国资料显示,2006年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期早产儿、晚期早产儿占新生儿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76%、1.29%、1.62%、9.15%[8];2014年各胎龄组均下降,分别为0.69%、0.91%、1.15%、6.82%[11];2018年晚期早产儿占比升至7.28%[14]。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新生儿数据显示,2009年超早产儿占0.9%,极早产儿0.8%,中晚期早产儿6.5%[30];2018年胎龄<32周早产儿占1.6%, 中晚期早产儿占7.1%[17]。早产儿的增长以中晚期早产儿为主。
我国2002年资料中超早产儿、极早产儿、中晚期早产儿占新生儿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08%、0.94%、6.77%[24];2005年资料为0.3%、0.9%、6.9%。我国超早产儿比例明显低于美国,早产儿比例的升高以中晚期早产儿为主[25]。
总之,最近二三十年来,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早产儿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目前全球平均为10%,我国为7%~8%。早产儿发生率增高的原因非常复杂,早产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常见原因包括多胎妊娠、感染、妊娠期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因素,遗传和环境因素也可能对早产产生影响。虽然早产原因尚未完全清楚,但有少部分国家在降低早产儿发生率方面已有初步成效。因此,应加强对早产的重视,深入研究早产的原因和机制,采取相应的预防策略,降低早产儿发生率。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