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ic hematop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在年轻患者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目前对allo-HSCT幸存者心脏功能长期影响的认识有限。

Massey等人^[1]纳入104例患者（56%为女性），接受allo-HSCT时年龄为（18±10）岁，随访（17±6）年，并有55名健康对照者作为对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llo-HSCT存活者的左心室收缩功能明显降低，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发生率为44.2%，其中有症状者占28.3%。与2D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和/或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独立相关的临床因素包括年龄、蒽环类药物、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心率和高血压。该研究结果提示^[2]，allo-HSCT幸存者需要终生随访，并高度警惕心肌病和心力衰竭的早期症状。对特别高危的患者（例如接触高剂量蒽环类药物和全身照射）应重点关注。

胸部放疗是乳腺癌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但可能导致放射性心脏病（radiation-induced heart disease, RIHD），虽然现代放疗技术降低了平均心脏辐射剂量（mean heart dose, MHD），但尚不清楚是否能降低心脏毒性。

Murphy等人^[3]纳入20名接受左乳放疗而未化疗的女性乳腺癌患者，MHD为（1.3±0.7）Gy，在基线、放疗结束时和放疗结束后12个月对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并计算LVEF和GLS。该研究并未发现在放疗期间和12个月后出现亚临床心肌功能障碍或损伤的证据（生物标记物和GLS的显著变化），推测这些标记物与放疗心脏毒性相关性不大，也可能这些循环标记物并不能检测到放疗急性期损伤。本研究表明现代放疗技术也许与早期心脏毒性无关，但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说，并确定RIHD的长期风险。

睾丸癌是20~40岁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以顺铂为基础的博莱霉素+依托泊苷+顺铂（BEP）化疗方案对多数患者有效，但顺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风险。

为确定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对心血管系统的病理生理效应，Cameron等人^[4]对有睾丸癌病史的患者（共53例）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接受3~4疗程BEP化疗的患者在首次顺铂治疗的24小时后，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百分比显著下降，但此后与基线相比没有变化。6周后，接受3~4疗程BEP化疗患者的血清胆固醇、糖化血红蛋白、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胱抑素C水平均明显升高。另外，接受3~4疗程BEP化疗与未化疗患者相比，血管舒缩反应、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因子释放和心血管生物标志物没有差异。

作者认为，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在治疗早期可导致急性或一过性内皮功能障碍，这一期间可同时合并血脂异常、血糖升高和肾脏毒性，提示在化疗早期心血管疾病风险最大。因此，在早期化疗时便应开始关注患者的心血管和肾脏功能，并进行短期预防^[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的引入显著改善了包括黑色素瘤、肺癌等多种肿瘤的临床结局，提高了患者存活率，已成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癌患者新的治疗选择。ICI相关的心脏毒性（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related cardiotoxicity, IRC）并不常见，但由于其潜在的致命性受到很大关注。

为了解乡村地区接受ICI治疗的肺癌患者的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 MACE），评价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NLR）在IRC诊断中的价值，Moey等人^[6]回顾性分析了2015~2018年在东卡罗来纳大学维登特医学中心接受ICI治疗的肺癌患者，中位随访46天。结果发现，发生MACE时患者的LVEF值与基线相比无明显差别，这表明LVEF作为心脏毒性唯一标志物的作用可能有限。然而，与基线值相比，接受ICI治疗的患者在MACE发生时NLR和CRP显著升高。

该研究提示^[7]，NLR和CRP可能成为监测ICI治疗后MACE的炎症标志物。未来需要在ICI治疗过程中开展评估包括NLR和CRP在内的心脏和炎症标记物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确定可用于诊断和管理ICI相关IRC的MACE预测因子。

癌症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早期诊断和处理对于患者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对准确识别高危人群、及早诊断心脏毒性、监测病程和指导治疗都十分重要。在这篇综述中，Rhee等^[8]介绍到，使用生物信息学工具结合临床表型，可以明确特定的遗传或分子模式是否与心脏毒性风险增加有关。基因组学技术可以识别关键的遗传变异或开发预测癌症治疗心脏毒性的风险评分，但心脏肿瘤学的基因组学研究受到数量少和心脏毒性事件发生率相对较低的限制。表观遗传学已建立的表观基因组因子包括：DNA甲基化和非编码RNA的表达，但由于难以从患者获得心肌组织，心脏的表观基因组图谱受到阻碍。转录组学的微小RNA（micro RNA, miRNA）是很有吸引力的生物标志物，并有易检测、半衰期长、稳定的特点。蛋白组学可能能够发现新的蛋白质生物标记物或开发风险评分来预测那些有心脏毒性风险的患者。代谢组学使用心脏特异的组织，来识别特定癌症疗法对心脏特异的代谢干扰。目前免疫组学仍处于早期阶段。多组学数据的发展和积累，可能加速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目前癌症患儿的5年存活率超过80%，但是儿童癌症幸存者（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CCS）中心脏病发病率不断增长。Leerink等人^[9]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由于蒽环类等药物和/或胸部定向放疗的使用，心脏毒性可表现为心肌功能障碍和心力衰竭等多种心脏疾病。最大限度的减少放疗以及药物对心脏的暴露以预防心脏疾病，运用超声心动图、GLS、核磁以及血液生物标志物和心电图对CCS患者的心脏损害进行筛查，运用心脏保护药物以及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以降低风险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已经制定了心肌病、冠状动脉疾病等国际监测指南，在CCS中已经开发了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和心血管死亡率的风险预测模型，以实现个性化的预防和监测。多变量风险预测模型可能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的预防和监测策略。

关于依折麦布致癌性研究旨在探索联合应用辛伐他汀和依折麦布对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心血管结局影响的SEAS研究，其结果不仅未能显示强化降脂治疗的显著益处，而且辛伐他汀/依折麦布组的肿瘤发生率和肿瘤相关死亡率相比安慰剂组反而有所增加。

为进一步探讨依折麦布的致癌性，Giugliano等人^[10]开展了IMPROVE-IT研究：在17 708名基础服用辛伐他汀的患者为期6年的平均随访时间中，与安慰剂组相比，依折麦布组的恶性肿瘤发生率和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率无显著差异。与SEAS研究相比，IMPROVE-IT研究的参与者数量大约是SEAS研究的10倍，且该研究前瞻性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最终由肿瘤学家判定，除此之外，IMPROVE-IT的研究对象更具有种族多样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的发现为辛伐他汀/依折麦布联合治疗不增加癌症风险提供了证据，并表明SEAS试验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癌症事件的随机不平衡造成的^[11]。

与一般人群相比，已确诊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患者有更高的癌症患病风险，这可能是由于两者有某些共同危险因素，比如肥胖、吸烟和炎症等。但是目前尚无针对确诊CVD患者的癌症风险预测模型，也没有评估其患所有类型癌症风险和终生癌症风险的预测模型。Klooster等^[12]为构建并外部验证评估CVD个体患者终生和10年所有癌症、结直肠癌和肺癌风险的预测模型，使用UCC-SMART队列（n=7 280）建立的CVD患者的数据进行模型开发，使用CANTOS试验（n=9 322）的数据进行模型验证。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工具可用于临床实践，指导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指导制定针对性诊断和筛查的阈值^[13]。

肿瘤患者常伴有机体出凝血功能异常，很多肿瘤患者表现为血液高凝状态，然而抗凝药物的使用也增加了肿瘤患者出血事件的发生风险。新近几项临床研究表明，在预防静脉血栓栓塞事件方面，虽然直接口服抗凝药与低分子肝素、达肝素钠等药物临床疗效相当，但直接口服抗凝药却伴随着更高的出血事件发生率。

Sabatino等人^[14]共纳入4项随机对照研究（n=2 907），分析后发现应用达肝素钠抗凝治疗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复发风险是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的1.55倍，但其临床治疗相关非主要出血事件发生风险仅为直接应用口服抗凝药者的0.68倍。非主要出血事件多发生在罹患消化道系统肿瘤者。此外，与达肝素钠相比，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未显著增加肿瘤患者主要出血事件发生风险。在预防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方面，直接口服抗凝药与达肝素钠临床疗效相近，直接口服抗凝药并未显著增加患者主要出血事件发生风险。然而，在非主要出血事件方面，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者发生风险显著高于应用达肝素钠者。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研究间患者异质性较大，该荟萃分析结果可能仍存在一定的结果偏倚。此外，由于目前尚缺乏对达比加群酯相关的临床研究，本荟萃分析的结果尚不能应用于评价达比加群酯对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治疗、预防及相关风险事件的评估^[15]。

多柔比星（DOXO）化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部分机制包括诱导动脉内皮功能障碍，然而其发生机制及治疗策略尚不明确。本研究中，Clayton等人^[16]发现给予DOXO 4周后，小鼠内皮功能显著恶化；与安慰剂组相比，DOXO组血管线粒体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明显升高；在饮用水中添加线粒体靶向抗氧化剂MitoQ可以改善内皮功能。

该研究提示，DOXO诱导的动脉内皮功能障碍由过度的线粒体ROS介导，并且可以由线粒体特异性抗氧化治疗改善，线粒体ROS是缓解DOXO所致动脉功能障碍的可行治疗靶点。但该研究的给药方式为单次高剂量，类似于某些血液系统肿瘤的诱导化疗，而不同于实体肿瘤如乳腺癌中使用的低剂量多周期化疗，故该研究的发现可能仅适用于部分接受阿霉素治疗的患者^[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