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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1956年我国学者文士域教授发表了国内最早的IBD相关文章："溃疡性结肠炎二十三例之分析与探讨"[1]和"胃十二指肠及空肠克隆氏病一例报道"[2]。1978年第一次全国消化疾病会议中提出了UC的诊断标准，从此开启了中国IBD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探索之旅。近20年我国IBD病例数也迅速增加，大大激发了我国学者不仅是对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关注与兴趣，而且对其发病机制研究投入逐渐加大，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本文将对目前我国IBD基础和临床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评述。
以往我国的IBD流行病学调查资料都是基于住院病例和临床分析的报道。在卫生行业专项基金的支持下，2012—2013年分别在北方城市黑龙江省大庆市[3]、南方城市广东省中山市[4]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IBD流行病学调查，这个调查首次发布了我国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IBD、CD、UC标化后发病率，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大庆市IBD、UC、CD标化后发病率为1.77/10万，1.64/10万，0.13/10万。广东省中山市IBD、UC、CD标化后发病率为3.14/10万，2.05/10万，1.09/10万。从这些资料可知，我国南方IBD发病率高于北方，CD发病率高于北方。
随着基因组学、免疫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动物模型技术的日趋成熟，IBD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极大的突破。我国在1998年采用三硝基苯磺酸/乙醇首次建立了实验性IBD的动物模型[5]，之后开启了IBD免疫机制、黏膜屏障功能及肠道菌群方面的探讨，研究方向多是关于维生素D受体、Toll样受体等通路和炎症介质。基因遗传学方面研究结果令人惊奇，NOD2/CARD15基因的三个常见多态性位点R702W，G908R及3020sinC和西方人群CD相关，却不是中国疾病人群的易感基因[6]。另外近几年来刘占举等也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基础研究结果[7,8]，阐述了非编码RNA在IBD细胞免疫调节方面的重要作用。总之，我国的基础研究结果诠释了IBD发病与易感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环境因素与宿主黏膜免疫防御功能、天然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失衡等机制有关。
而IBD发病机制的研究还存在很多未知领域，东西方种族之间也存在基因遗传学的差异，这些都给我国的基础研究提供了机遇。同时国家从基金方面也给予了很多的倾斜和资助，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科技项目、"十三五"科技项目和省地方项目等。深化我国IBD基础研究并向临床转化是我辈和青年一代的奋斗目标及方向。
早在1985年麦灿荣等[9]通过总结80例UC患者的临床数据，探讨了内镜对UC的诊断价值。检索近15年的中文文献，探讨UC的结肠镜特征的文章有920篇。有些学者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探讨CD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内镜特点，这些结果都提示纵行溃疡在CD中更常见(30%～40%)，然而也要警惕肠结核、肠白塞病(纵行溃疡占5.7%)可能；溃疡大于2 cm及单个溃疡在肠白塞病中更常见[10,11,12]。另外Mao等[13]将内镜和CTE结合鉴别诊断CD和肠结核，准确率从66.7%提高到95.2%。这些结果提示即使内镜表现为纵行溃疡也要警惕肠结核等，内镜和影像学等结合会提高诊断准确率。
另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微生物感染率较高。除了肠结核之外，还有很多感染呈内镜下肠道溃疡表现，如巨细胞病毒感染表现为肠道纵性溃疡、不规则溃疡等[14]。总之，我国IBD的鉴别诊断要难于国外，提高对肠道溃疡内镜特点认识，对于避免漏诊和误诊有重要意义。
病理是IBD诊断的关键环节，黏膜活检和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结果，对IBD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至关重要。我国的IBD病理研究经历了从初步认识到成熟的过程。1978年我国确立了CD的病理诊断标准，1981年刘彤华等在国内外发表数篇文章阐述CD和肠结核鉴别诊断要点[15,16,17]，之后仅有少数文章阐述UC和肠道感染、缺血性肠病的病理鉴别要点，直至近几年IBD病理的重要性才被大家逐步认识。2014年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消化病理学组筹备组和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共同讨论提出了中国IBD组织病理诊断共识意见[18]。在该共识意见中，对消化科医生内镜操作也提出了规范：对IBD的诊断，推荐活检至少5个部位(包括直肠和末段回肠在内)，每个部位取不少于2个活检。周炜洵和陈杰[19]之后详细阐述了IBD病理诊断的标准和实践。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病理医生致力于我国IBD病理事业，每年有很多的相关学习班和国外学者的讲座，这都必会为我国IBD病理诊断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随着对IBD认识的深入和临床迫切需求，以1993年6月在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为起点，提出了中国UC和CD较为详细的疗效判断标准。2001年、2007年和2012年分别制定和修订了IBD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1年发表了英夫利西单抗治疗CD的推荐方案，2013年发表IBD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2017年发表IBD机会感染诊治专家共识。这些共识意见对治疗策略进行了规范和细化，对一些新的治疗手段进行了评价，其发布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我国IBD的临床诊治水平。
在治疗药物方面，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医生和患者广泛接受，国内陈白莉等[20]和姚尧等[21]对首次应用糖皮质激素的临床疗效和长期应用的疗效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UC和CD患者予糖皮质激素治疗30 d，临床有效率达70.4%和61.0%，随访1年UC临床缓解率达50.8%，延长激素使用时间及增加剂量对维持患者长期临床缓解无意义。检索万方数据库发现，最初只有寥寥几篇文章探讨IBD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但至2015年关于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治疗IBD的文章可达120余篇，环孢素相关文章也达30余篇。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也越来越趋于规范。另外关于生物制剂的研究结果也越来越多。这些都预示着我国IBD的治疗进入到循证医学的阶段。
AZA是IBD一线诱导治疗药物，也是维持用药的主要药物。近几年来，国内关于其用药的剂量、疗效、副作用做了大量临床研究。其中高翔等[22]进行了一项开放性前瞻研究显示，AZA(2 mg/kg)和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活动性CD，随访96周患者的完全缓解率达53.3%；用药后的主要副作用表现为血液系统损害、感染、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头晕、乏力、关节痛和皮疹等[23]。环孢素是治疗重度UC的"拯救"药物，最初我国仅为少数病例报告[24]，3年有2篇文献对22例、24例UC应用环孢素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有效率为86.36%和62.5%[25,26]。其他免疫抑制剂如沙利度胺、环磷酰胺、甲氨蝶呤作为IBD治疗的二线用药，在我国也有部分研究报道。
2007年英夫利西单抗获得我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并应用于临床治疗CD。其中肖英莲等[27]报道英夫利西单抗的"降阶梯"和"升阶梯"治疗的临床及内镜缓解率相似。关于英夫利西单抗治疗UC的临床疗效分析，共检索到5篇文献[28,29,30,31,32]，观察周期为8～38周，总体有效率达41.7%～96.0%。
近20年来，我国IBD的临床研究从流行病、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关于发病机制的基础方面也有很多高质量的研究。以"炎症性肠病" 、"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肠炎"为检索词，检索万方数据库中文期刊，1995—2000年有56篇文章，2010—2015年有2 349篇文章，国外发表的文章初步统计也达133篇(2010—2015年)。多个城市、多家医院成立了以多学科协作为基础的IBD临床中心。2016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发表了"建立我国IBD诊治中心质量控制指标的共识" ，这标志着我国IBD研究已经从临床诊治层面深入到健康管理层面。然而，我们仍然面临很多挑战：迫切需要多中心的大样本临床研究、多种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如何转化基础研究做到精准诊断治疗等，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总之，IBD在中国是个新兴且发病率迅速增高的疾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围绕炎症性肠病学组、炎症性肠病中心做好全国基层普及、推广，最终让患者长期受益，是IBD学者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