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慢性气道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哮喘患者发生情绪障碍的概率高于普通人群；情绪障碍在哮喘的易感倾向、发病、转归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2004年一项涉及29个国家的全球性哮喘控制水平调查研究显示，仅有5%的哮喘患者能够达到完全控制，哮喘的控制水平仍不理想^[3]。有学者认为，忽视心理行为因素可能是哮喘治疗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4]。现就哮喘与情绪障碍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由于研究人群和使用工具的不同，各研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均发现哮喘患者比普通人群有较高的情绪障碍发生率，且以焦虑和抑郁多见^[5,6,7,8]。与慢性病毒性肝炎、风湿性关节炎等其他慢性疾病相比，哮喘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也明显升高^[9,10]。在Krommydas等^[11]进行的研究中，成人哮喘组患者存在较高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68%的哮喘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66%的哮喘患者具有抑郁症状。研究显示，女性哮喘患者存在更高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5,12]。也有研究证实老年哮喘患者中存在较高的抑郁发生率^[13]。另外，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心理风险因素与致死性哮喘相关性的研究，最初的研究分析了哮喘死亡的风险因素，并强调了在致死性哮喘中情绪障碍的作用^{[14,15,16,17]}；但这些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没有包括充分的对照组。随后的研究试图使用更好的评估方法及适当的对照组，其中一些研究发现情绪障碍的发生在是否为致死性哮喘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而其他一些研究结果则显示在致死性哮喘患者中存在较高的情绪障碍发生率和较低的药物使用依从性，认为情绪障碍是导致重症哮喘患者致命的最危险因素^[19]。Vázquez等^[20]评估了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稳定期致死性哮喘患者，并排除患者近期发作所致的紧张状态，发现他们具有较高的情绪障碍发生率，尤其是焦虑状态，即便是在致死性哮喘发作的许多年后仍然存在。

大量研究证明，哮喘患者中普遍存在情绪障碍，哮喘及情绪障碍可相互影响。情绪障碍可诱发哮喘发作，而反复的哮喘发作又可导致患者情绪障碍，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1,2]。2007年美国哮喘诊治指南指出，焦虑和抑郁等的良好治疗有助于控制哮喘的急性加重^[21]。到目前为止，关于哮喘与情绪障碍的研究大多是是横断面的，然而也有纵向的调查已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哮喘和情绪障碍的相关性仍是稳定的。一项5年随访性研究证实，患者的焦虑和抑郁随时间推移没有发生明显改变^[22]。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哮喘合并情绪障碍以焦虑和抑郁多见，而合并焦虑/抑郁的哮喘患者总伴随哮喘控制不佳和低生命质量^[5,23]。这是焦虑、抑郁还是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更倾向认为，抑郁与哮喘的气道炎症间存在某种生物学相关机制，抑郁与哮喘控制及生命质量存在负相关^[5,23,24]。Opolske和Wilson^[25]通过对以往哮喘伴发情绪障碍文献的回顾分析，发现抑郁增加了哮喘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使哮喘患者的病情恶化，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降低，并且延长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了患者的重复住院率，严重降低了哮喘患者的生命质量。

哮喘与情绪障碍经常伴发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最初的认识是，哮喘发作时出现的胸闷、咳嗽和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可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过度通气所致低碳酸血症使脑血流减少，脑供氧不足，患者会产生类似窒息的紧张和恐惧感觉；抑郁可使患者膈肌主动运动损害加重，肺活量下降；某些治疗哮喘的药物如肾上腺素、茶碱类，类固醇激素等也可以引起情绪的改变，导致情绪障碍^[26]。研究发现，存在焦虑、抑郁等较多负性情绪的患者呼吸阻力明显增加；而Ritz等^[27]对哮喘患者和对照组的研究证实，情绪变化能增加哮喘患者的气道阻力，增加过度通气，从而加剧哮喘的发生。研究证实，不良情绪刺激作用于大脑皮层，引起迷走神经兴奋，促进乙酰胆碱释放，从而引起气道平滑肌收缩、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加；不良情绪刺激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内分泌异常，各种激素分泌异常诱发哮喘；情绪因素作用于下丘脑，影响机体的正常免疫，诱发或加重哮喘^[28]。Di Marco等^[29]提出以下三个假说：(1)哮喘本身增加了发生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性；(2)焦虑和抑郁导致了哮喘发病的高风险性；(3)哮喘和焦虑、抑郁之间被一个潜在的共同的通路相连接。Chida等^[30]荟萃分析了43个研究，证实了情绪因素与未来特应性疾病明确的相关性，得到了特应性疾病与情绪障碍在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方面相互影响的证据。

目前，大量研究证实哮喘与情绪障碍相关性的发生机制为双向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情绪应激的作用^[29]。一个已知的理论是，哮喘反复发作的喘息、呼吸困难、甚至濒死感以及对生活造成的负性影响，可以导致患者表现为情绪障碍的心理应激，引发患者的焦虑或抑郁。研究证实，情绪应激、免疫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之间紧密关联^[31]，长时间的应激暴露会诱导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低反应性，通过自主途径调节，导致皮质醇分泌减少，肾上腺素能受体下调，从而导致触发哮喘的炎症应答，诱发或加重哮喘^[24]。这个观点被许多研究证实，并有可能改进我们目前对哮喘的认识及对哮喘患者的管理。Liu等^[32]对20所大学里具有轻度哮喘的学生评估，发现心理应激可以增加机体对吸入变应原的过敏反应。Wamboldt等^[33]的研究发现，当接受实验应激刺激时，既往有变应性疾病史的青少年与仅仅皮肤过敏原试验阳性及无变应性疾病史的对照组比较，表现为减弱的氢化可的松应答。Cookson等^[34]在研究中证实，母亲在怀孕期间及产后的心理状态及不良情绪应激，可以影响其孩子在儿童期的哮喘发病。此外，有研究表明应激状态还可以通过对大脑的直接作用调节哮喘症状，如Rosenkranz等^[35]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检查哮喘患者暴露于变应原时大脑前扣带回皮层和岛叶的活性，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大脑区域表现出高反应性。

多种评估量表用于哮喘与情绪障碍相关性的调查研究。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26]、汉密尔顿焦虑自评量(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自评量表(HADM)^[24]是既往研究中最常使用的评估工具。另外，也有研究采用了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36]，区别反映状态焦虑及特质焦虑。上述评估工具都表现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应用于哮喘患者合并情绪障碍的评估和诊断。

对哮喘合并情绪障碍的患者应给予心理干预，主要包括哮喘认知、情绪疏导、带或不带生物反馈的肌肉放松训练及意象训练等，必要时可给予抗焦虑药物或抗抑郁药物治疗^[37,38]。Dahl等^[39]通过12周的观察随访发现，给予心理干预组哮喘儿童比对照组儿童缺课率有所下降；Alexander等^[40]通过对哮喘儿童进行全身肌肉放松训练治疗发现，干预组哮喘儿童比对照组峰流速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上对哮喘患者有多种不同的心理干预，但是尚缺乏有力的研究结果证实某种治疗对哮喘患者的疾病控制有确切的作用，而有关抗焦虑或抗抑郁药物治疗在哮喘患者中的应用研究较少^[38]。Brown等^[41]通过对90例伴发抑郁的哮喘患者分别使用西酞普兰抗抑郁药物和安慰剂进行治疗12周后发现，西酞普兰干预组与安慰剂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后抑郁评分无显著差异，但是与对照组相比，抗抑郁治疗患者需要较少的口服激素量；安非他酮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但对患者第1秒用力呼气量或者哮喘控制评分并无明显改善^[42]；Lechin等^[43]研究发现噻萘普汀能够改善哮喘患者呼吸系统症状。另外，心理干预和抗焦虑或抑郁药物治疗能否改善哮喘控制，提高哮喘患者的生命质量，有学者认为证据仍不足，系统回顾及分析建议做严谨的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并使用有效的预后评估方法^[44,45]。

总之，哮喘是一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参与的，受情绪影响的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对于哮喘控制不佳且伴随情绪障碍的患者，应谨慎地升阶梯治疗^[29]。目前，临床工作存在对哮喘合并情绪障碍的诊断不足，正确评估哮喘患者的情绪障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合并情绪障碍的哮喘患者实施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是否能显著改善哮喘控制及生命质量，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