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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恶性肿瘤死亡的发生是由于转移和并发症而不是原发肿瘤本身。肿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脏，其次是肺和骨骼。脊柱转移瘤约占骨转移的70%，5%～20%的脊柱转移瘤病人最终导致脊髓压迫[1]。脊柱转移瘤的预期预后研究在指导治疗决策方面意义重大。一方面，脊柱转移瘤会引起严重的骨痛和病理性骨折，脊髓受压常可导致患者截瘫，因此脊柱转移瘤的治疗需要在短期内进行。另一方面，脊柱转移瘤患者放化疗后骨髓抑制、严重神经功能损害、尿失禁、肥胖、营养不良以及皮质激素使用等不利影响因素在术前很难控制，术后切口不愈合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另外，尽管转移瘤脊髓压迫症(metastatic spinal cord compression，MSCC)患者的预期生存期相对较短，但脊柱转移瘤及其并发症治疗所消耗的医疗卫生护理资源及费用较大[2]。脊柱转移瘤的预后预测研究主要包括3类：(1)预测影响整体生存期危险因素的研究；(2)确定影响MSCC和(或)脊柱压缩性骨折术后及放疗后生存期危险因素的研究；(3)评估脊柱转移瘤进展至MSCC和(或)脊柱压缩性骨折临床或影像学危险因素的研究。脊柱转移瘤的预测预后研究的目的是：(1)避免过度医疗，规避手术风险；(2)在患者健康恶化之前，合理选择治疗模式；(3)明确风险因素，降低激进性手术术后并发症率；(4)为干预性治疗的选择提供依据。
目前，预测脊柱转移瘤生存期的已有的评分系统包括：Tokuhashi评分、Tomita评分、Bauer评分、Linden评分、Rades评分、Katagiri评分、Dutch模型评分、RRRP等型评分等[3]。其中研究最多的是Tokuhashi评分和Tomita评分。Tokuhashi等[3]脊柱转移瘤术后生存期6参数评分系统包括：(1)一般状况(使用Karnofsky评分/表现情况来评价)；(2)脊椎转移瘤数量；(3)内脏器官的转移数量；(4)非脊椎骨转移瘤数量；(5)原发病灶的部位；(6)脊髓损害的严重程度。每个参数0～2分，总分12分。9分以上提示预后良好，<5分提示预后不佳。预期寿命<6个月的建议行保守治疗或者接受姑息性手术；6～12个月的可选择姑息性手术，>12个月的可接受激进的扩大手术。此后出现一种较为简便的评分系统，包括的3个参数为：(1)原发肿瘤位置；(2)是否有内脏转移；(3)骨转移数量。然而，与Tokuhashi等[3]评分系统相反，此系统分数越低提示预后越好。之后Tokuhashi等[3]将原发病灶部位的权重由原(0～2分)提高至(0～5分)，修订后的Tokuhashi评分总分15分。得分0～8分，预计生存期≤6个月；得分9～11分，预计生存期≥6个月；得分≥12分，预计生存期≥12个月。
在近来的系列报道中，采用年龄、Karnofsky评分、脊椎骨转移数量、步行状态、脊柱外骨转移、内脏转移、从癌症诊断到MSCC接受放疗的时间和进展至运动缺失的时间等8个因素，分别对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肾癌以及不明原发肿瘤等接受放疗的进展期MSCC的生存期进行了有效预测[4,5,6]。Rief等[7]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病灶病理性骨折、骨转移瘤数量、额外远处转移与非小细胞肺癌的生存期相关。Lau等[8]发现BMI(25～30 kg/m2)和临床疼痛与术前行走、Karnofsky评分、放疗、原发肿瘤类型、脊柱外转移和脊椎转移瘤数量等因素均为脊柱转移瘤术后生存期的独立预后性因素；再次手术对转移瘤复发患者是一个可行选择，可为脊柱转移瘤术后复发患者提供更长的生存期。
原发病灶部位与内脏器官的转移数量是所有的生存期评分系统中最常用的预测因素。而Balain等[9]制定了只包括原发肿瘤病理(PTP)和一般状况(GC)2个成分的最为简便的Oswestry脊柱风险指数(OSRI)，OSRI＝PTP＋(2–GC)，其认为这个简单的评分模型能够精准预测脊柱转移瘤患者的生存期。
最近，Wang等[10]研究发现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gR)和人类生长因子受体–2(HER–2)水平是明确乳腺癌亚型和预测患者对辅助性治疗反应的关键因素。ER/HR阴性和三倍阴性乳腺癌脊柱转移瘤患者的Tokuhashi评分中原发病灶部位应从5分降到3分，Tomita评分原发肿瘤应从低度生长调整至中度生长。
Yamashita等[11]Gakhar等[12]均认为修订Tokuhashi评分预测脊柱转移瘤患者生存期有效、可信。Wang等[13]则发现Tokuhashi评分与修订Tokuhashi评分系统预测多种脊柱转移瘤患者生存期均有意义，两种评分系统在前列腺和乳腺转移瘤组可信度更高，而修订Tokuhashi评分较Tokuhashi评分统计学精确率更高。
虽然多个研究验证Tokuhashi评分系统似乎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较为准确的脊柱转移瘤生存期预测工具。Oliveira等[14]认为脊柱转移瘤预测标准的建立应基于可获得数据。一方面Tokuhashi评分系统预的完整评估需要复杂、耗时、昂贵的影像学工具，更重要的是脊柱转移瘤MSCC急诊手术前，其组织学诊断和肿瘤分期数据往往不可获得。手术决定标准应基于临床和神经学损害变化，而不只是依赖于预后性的判断。Hessler等[15]认为脊柱转移瘤患者的治疗结果取决于多学科间合作平台，尤其与日益改善的系统性个体化治疗相关。
Wibmer等[16]则发现Bauer和修正的Bauer评分系统是Bauer、修正Bauer、Tokuhash、修订Tokuhash、Tomita, van er Linden和Sioutos等7个评分系统中最可靠的生存期预测工具，由于修正Bauer评分系统只包括4个预后因素，因此更加简单。Popovic等[17]综述了之前所有预测评分系统，认为目前没有一个评分系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脊柱转移瘤患者。评分系统中最常包括的预后因素有：患者的原发肿瘤部位、转移瘤扩展程度和一般状况。作者认为年龄、神经功能缺失和对特殊患者人群的及时治疗也应是预后评分的重要因素。
最近，Tokuhashi等[3]对Tokuhashi评分、Tomita评分、Baur评分、Linden评分、Rades评分和Katagiri评分等所有预测脊柱转移瘤患者生存期的代表性评分系统进行评估。发现癌症的原发部位和内脏转移是常用预后因素，没有评分系统的预测与实际生存期之间有一致性超过90%，并提出将来理想的脊柱转移瘤预测系统应包括治疗因素。
Moon等[18]对包括年龄、性别、原发肿瘤、脊柱转移的部位和范围、原发肿瘤的确诊和出现转移性脊髓压迫的间隔、术前治疗、手术方法和范围、身体状态术前ECOG评分、Nurick得分、Tokuhashi和Tomita得分等影响术后生存时间和行走能力预后的12个潜在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所有182例患者手术后的位生存期为8个月。术后6个月死亡率44%，1年死亡率为62%，2年死亡率为76%。术后患者步行功能改善率为26%，没有变化的占69%，已经恶化的占5%。多变量分析发现，术后行走能力与术前可行走及术前低身体状况ECOG评分显著相关；术后生存期与术前身体状况ECOG评分及Tomita得分显著相关。Zhang等[19]同样发现Tomita评分≤7是肝癌MSCC的正相关预后因素。Putz等[20]则发现Tokuhashi评分与MSCC患者早期手术后神经功能学结果正相关。
Yang等[21]通过多因素研究发现，在包括性别、年龄(低于55岁，高于56岁)、原发肿瘤生长率(缓慢、中度、迅速)、脊柱部位(颈椎、胸椎、腰骶椎)、放射治疗时间(手术前、手术后、无放疗)、手术类型(解除压迫板层切除术有或者没有后固定、躯体切除前融合、躯体切除后固定)、手术前系统性状态(Tomita评分分类为低于5分、高于6分)、手术前和后行走功能(行走，不能行走)、脊柱转移瘤数目(单个，多发)、从原发肿瘤确诊到脊柱转移瘤的时间(低于21个月，高于22个月)和手术后并发症的潜在预后因素中，术前身体状态和手术后行走状态是术后生存时间的独立预后因素。
Tabouret等[22]发现MSCC后路椎板切除减压内固定手术与术后神经功能改善及疼痛缓解相关，且并发症较低。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KPS评分和骨外转移与术后中位生存时间密切相关。Bollen等[23]认为原发肿瘤类型、术前内脏转移的存在和KPS评分是MSCC病人术后生存的重要预后因素。Majeed等[24]则发现修定后的Tokuhashi评分和Tomita评分系统对MSCC患者的手术后生存期的预测不全有效。MSCC患者术后生存期的预测必须考虑原发肿瘤类型与分期，患者年龄、一般状况等因素。
Rades等[25]基于1 852例MSC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建立了包含肿瘤类型、肿瘤诊断到MSCC的间隔时间、受累椎骨数目、其他骨或者内脏转移、放疗前行走状态和运动缺失时间6因素、3个预后分组的MSCC放疗后生存期评分系统。此后，又添加了年龄、性别、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标准(ECOG–PS)等3个因素创造了一个专用以预测非小细胞肺癌MSCC的放疗后9因素生存期评分系统，并进行验证[26]。
最近Rief等[27]研究发现转移瘤病理性骨折、骨转移的数量、附加的远处转移与MSCC患者放疗后生存期相关。
Tancioni等[28]探讨了包括手术方式在内的影响MSCC手术后辅助放疗生存期和行走能力预后的9个潜在因素，发现术前Karnofsky评分、MSCC症状的形成时间和内脏转移是影响MSCC患者治疗后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
Sioutos等[29]对109例进行手术减压和放疗的MSCC患者进行生存期预测，发现肾癌比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或者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期更长。单椎体转移瘤患者的生存期比多椎体转移瘤长。下肢肌力在0/5～3/5之间、肺癌或者结肠癌和多发椎骨转移均为生存期的不利预后因素。而疾病的程度、年龄和脊髓压迫位置等因素对生存期无明显影响。
脊柱转移瘤的整体疗效是恶化的，MSCC和(或)脊柱压缩性骨折一旦发生则将有瘫痪的风险，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临床上，如果能够预测哪一脊椎节段即将发生病理性骨折或MSCC，那么合理有效的预防性治疗也许能阻止、减少或者延迟此类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评估脊柱转移瘤进展至MSCC和(或)脊柱压缩性骨折临床或者影像学危险因素的研究意义重大。
研究发现许多因素与压缩性骨折和MSCC的发生密切相关，包括感觉缺失。原发乳腺癌、椎体前方转移瘤、无法行走、深反射增强、原发肿瘤确诊后患者的较长生存时间、原发肿瘤类型、胸椎受累、手术前化疗、肿瘤大小和椎弓根受侵犯、病灶的影像学不正常并伴有序贯性神经功能发现、患者健康状况和手术前放疗等。此外，肿瘤侵占椎骨的数量、胸腰椎的弓根受累(TH10–15)、在胸椎区域肿瘤的大小、成骨型肿瘤、破骨型肿瘤、癌性疼痛、椎骨完全受累、肿瘤侵犯椎体达>50%、没有分化肿瘤等此类肿瘤特性也被报道与压缩性骨折和MSCC相关[30]。
Sekine等[31]发现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数目越多发生骨相关事件风险越大。Sun等[32]则发现吸烟、无靶向药物治疗史、较低的体力状况ECOG评分和非腺癌组织学类型均与非小细胞肺癌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相关。
研究发现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脊柱转移瘤MSCC风险为24%，高分级前列腺癌MSCC的风险较低分级MSCC大2.37倍。≥6个骨转移病灶的患者MSCC风险比<6个病灶的患者大(OR2.9)。28.4%的患者MRI可发现隐匿性MSCC，发现隐匿性MSCC发展成神经功能缺失的时间中位数为896 d(95%CI 13～986 d)。对于存在隐匿性MSCC、高PSA或背部疼痛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脊柱转移瘤MRI复查的最优时间为4～6个月，无症状患者的MRI复查的最优时间为1年[33]。
Lu等[34]研究发现骨转移≥2年、初始诊断时有转移性疾病、肢体客观无力表现、平片提示脊椎压缩性骨折为乳腺癌MSCC硬膜囊受压的独立预测因素，≥3个预测因素时硬膜囊受压的发生率为85%。另外一项进行过首次乳腺癌脊柱转移瘤手术的研究发现，TNM T期、N期分类、腋窝淋巴结转移、重要器官转移与骨相关事件风险相关。有骨转移瘤的患者中，82%的患者呈现脊柱转移瘤，其中14%的发展成瘫痪。从发现骨转移瘤到发展成MSCC的时间中位数为4.4(2～72)个月[20]。
目前脊柱转移瘤的可行性诊断方式包括平片、脊髓造影、MRI、CT、放射性骨扫描、SPECT和PET。所有研究中对运用MRI和CT进行MSCC和脊椎骨折检查的有效性认识一致[35]。术前的一般状况、肿瘤组织学、神经学症状进展的时间、脊柱外器官受累数目[36]、神经学状况和患者自主选择是脊柱转移瘤MSCC预后预测研究需考虑的要素，而神经学严重并发症的发展可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手术治疗后MSCC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延长生存期具有潜在性益处。脊柱不稳也是脊柱肿瘤患者决策治疗的一个关键元素，然而目前文献中脊柱不稳仅被粗略定义，仅被作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对脊柱转移瘤认识的提高，运用更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调查和证实有关隐匿性MSCC进展或者脊柱塌陷的风险因素或许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