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用PCR方法可以扩增单个细胞，因此是检测MRD极其敏感的方法。但是由于免疫球蛋白重链(IgH)和轻链位点存在体细胞高频突变(SHM)，针对的免疫球蛋白基因的框架区设计的标准引物有时候无法与患者DNA模板结合，从而无法充分扩增，因此尝试设计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ASO)引物或基于患者个体序列的引物，开发高灵敏度分子检测方法来检测个体免疫球蛋白重排。早期多数研究就使用ASO-PCR方法^[5]检测MRD。但是在新药治疗时代之前，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后一部分患者达到分子学缓解外，其他患者分子水平MRD均呈阳性，因此定性PCR方法检测分子水平MRD作用不大。近年来，主要用ASO引物进行半定量荧光PCR或实时定量PCR(RQ-PCR)技术检测MRD ^[6]。这些方法非常敏感，能监测到10^–26的MRD，并且可以定量、动态监测MRD水平，且对于ASCT术后和新药治疗后MM具有预后指导意义。但ASO-PCR为基础方法需要对每位患者的克隆进行测序，并针对每位患者的免疫球蛋白重排和体细胞突变设计引物，而这在临床中难以实现。早期BIOMED-2协调行动小组设计1组引物用于检测B细胞淋巴瘤的克隆，但未包括浆细胞肿瘤或未得到验证。后来有学者用1套4组BIOMED-2引物在91%MM患者未分选骨髓标本中检测到克隆^[7]。虽然用该方法检测的MRD的灵敏度比ASO-PCR和MFC低，但对ASCT后PFS仍具有预测作用。

用MFC方法检测MM MRD已日趋广泛，约90%的MM可以用MFC识别细胞表面分子的异常表达来区分正常和恶性浆细胞。由于恶性浆细胞通常表达异常免疫表型，这些免疫表型相对比较稳定，可以连续检测和定量异常克隆，而且现代MFC技术灵敏度达到10^–4，因此MFC已经成为MM的非常有用的工具。欧洲骨髓瘤网络建议至少在1个试管中同时检测CD38、CD45和CD138，CD19和CD56(同时检测胞质κ/λ表达)是鉴定异常浆细胞的最低推荐标准，接下来优先检测CD20、CD27、CD28和CD117。大多数研究采用4色MFC，已有研究者应用敏感性更高的6色甚至8色MFC。常用的4色抗体组合包括CD38/CD56/CD19/CD45、CD138/CD28/CD33/CD38或CD20/CD117/CD138/CD38的。90%以上的患者用CD38/CD56/CD19/CD45能区分正常和异常浆细胞，前瞻性研究也证实用MFC检测的MRD能预测生存。然而由于不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之间结果存在差异，检测结果也依赖于骨髓抽吸的质量，不同的标本结果可以相差很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对MFC检测技术以及评估MRD的标准进行标准化。

PCR和MFC两种方法相比较，ASO-PCR比MFC敏感性好^[8]，但后者是可行性更好，操作更快捷、价格更便宜，因此MFC更适合临床常规检测。

研究显示，不管是否适合行ASCT，MM诱导化疗后的高质量的缓解与患者长期生存有关。高质量的缓解包括nCR、CR、sCR以及MRD转阴等。许多前瞻研究显示诱导后患者缓解程度越深，总体预后越好。因此，MRD转阴是诱导治疗追求的目标。Paiva等^[9]用MFC评估许多不同诱导治疗后516例MM的MRD情况，结果在不含硼替佐米的方案中MRD阴性的比例最低，仅5%～6%，而含硼替佐米的方案中MRD阴性的比例为12%～17%，提示以硼替佐米为主的方案作为诱导治疗能显著提高MRD阴性的比例。进一步研究显示诱导结束后MRD的状态与预后相关，MRD阴性和阳性患者的3年PFS率分别为90%～100%和35%～61%(P<0.001)，3年OS率在MRD阴性和阳性患者中分别为94%～100%和76%～90%(P＝0.01)。因此能提高MRD阴性比例的诱导化疗方案能提高整体预后。

在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 Ⅸ临床试验中^[10]，根据患者的体能状况、临床表现及患者意愿分为强化和非强化诱导治疗组，强化治疗组随机分为CTD方案(环磷酰胺、沙利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和CVAD方案(环磷酰胺、长春新碱、阿霉素联合地塞米松)诱导治疗组，随后行HDT-ASCT。非强化治疗组随机分为MP方案(美法仑联合泼尼松)和减低剂量的CTD(CTDa)方案诱导治疗组。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沙利度胺维持治疗组和对照组，用6色MFC检测MRD。结果至诱导化疗结束，强化治疗组19%(72/378)的患者MRD检测阴性，其中CTD方案组25%，而CVAD方案组仅13%(P＝0.003 9)，这个优势一直持续到ASCT结束以后。非强化治疗组诱导结束后14.7%(36/245)患者MRD阴性，其中CTDa方案组为26%，而MP方案组仅3%(P<0.001)。提示含沙利度胺化疗的方案优于传统化疗方案。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强化治疗组诱导治疗结束时MRD阴性患者PFS显著优于MRD阳性患者(P<0.001)，但是对于OS，在诱导治疗结束达MRD阴性和ASCT后达MRD阴性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因此诱导治疗后达MRD阴性的患者是否仍需要行ASCT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非强化治疗组中，未发现诱导结束后MRD的状态与PFS显著相关(P＝0.1)。因此如何在ASCT前的诱导治疗阶段达到最深层次的缓解也是我们治疗的目标。

在传统化疗时代，ASCT的应用使MM的缓解质量及生存时间得到显著提高。而在新药治疗时代，新药诱导治疗后[如RVD方案(来那度胺、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的CR率也能达到较高的比例，那么在MM整体治疗策略中是否还需要ASCT？如前所述，CR并不是最深层次的缓解，清除MRD才是治疗的目标。在MRC Ⅸ临床试验中强化治疗组ASCT后第100天397例患者用6色MFC行MRD检测，其中CVAD方案组208例，CTD方案组189例，MRD阴性的比例达62.2%(247例)，移植后较移植前MRD阴性比例CTD组增加2.8倍，CVAD组增加4.2倍^[10]，因此ASCT仍然是MM重要的治疗手段。CTD组移植后MRD阴性比例为71%，而CVAD组仅5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提示与传统化疗相比，含沙利度胺为主的化疗优势在ASCT后仍然存在。生存分析显示ASCT后MRD阳性患者PFS时间为15.5个月，而MRD阴性患者为28.6个月(P<0.001)；MRD阳性患者OS时间为59个月，而MRD阴性患者长达80.6个月(P＝0.018 3)。因此，ASCT后MRD的状态与预后密切相关。

Ladetto等^[11]报道了巩固治疗VTD方案(硼替佐米、沙利度胺联合地塞米松)对MRD的影响。该研究将用IgH重排PCR获得肿瘤标志物并且HDT-ASCT后至少达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的39例患者纳入研究。4个疗程VTD后用肿瘤克隆特异性引物行巢式PCR或RQ-PCR检测MRD。结果31例患者完成4个疗程VTD，CR比例从巩固治疗前的15%提高到49%，分子学缓解从3%提高到18%。中位随访42个月，获得分子学缓解的患者无一例复发。RQ-PCR检测值低于中位值的患者PFS显著优于高于中位值的患者(P<0.001)。结果提示新药作为巩固治疗有助于进一步增加ASCT后MM患者缓解的深度。

在MRC Ⅸ临床试验中^[10]，为评估沙利度胺维持治疗的作用，292例患者ASCT后随机分为沙利度胺维持治疗组和没有维持治疗组，用6色MFC检测MRD。结果最好的是ASCT后MRD阴性并且接受沙利度胺维持组，而结果最差的是MRD阳性却没有药物维持治疗组(PFS，P<0.001)。沙利度胺改善了维持治疗前MRD阳性的患者的PFS(P＝0.036)，但是对MRD阴性患者的PFS没有显著影响(P＝0.1)。MRD的状态对未进行维持治疗的患者影响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可以评估的27.6%(8/29)MRD阳性患者接受沙利度胺维持治疗后MRD转阴，而没有接受维持治疗的患者只有3.4%(1/29)患者转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5)。同样，96%(24/25)MRD阴性患者至维持治疗结束仍为阴性，而没有接受维持治疗组仅68.8%(11/16)的患者维持MRD阴性。结果提示移植后MRD的状态对是否行维持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未来维持治疗相关的临床试验的设计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RVDⅡ期临床试验中^[12]，法国10个研究中心共31例<65岁MM患者，接受3个疗程RVD诱导治疗后行HDT-ASCT，2个疗程RVD作为巩固治疗，口服来那度胺维持治疗1年，用7色MFC检测MRD。结果至维持治疗结束，58%患者达CR，68%(21/31)患者MRD阴性。中位随访39个月，MRD阴性的患者无一例复发，MRD阴性的患者估计3年PFS率为100%，而另10例未达MRD阴性的患者70%进展，估计3年PFS率仅为23%。

MM是一种异质性很强的恶性疾病，因此分层治疗或者个体化治疗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模式。Paiva等^[13]报道在传统化疗联合ASCT后达CR的患者中有36%MRD阳性。CR患者中MRD阳性与MRD阴性而未达CR的患者预后相当，提示MRD阴性的非CR患者可能是一组异质性患者，一些患者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达CR，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MRD假阴性。最新的研究显示在非ASCT患者中，达sCR和MRD阴性的患者预后最好。以上结果提示MRD与传统的疗效评估标准相结合对预后的判断更准确。Paiva等^[13]将241例[GEM2000试验(n＝140)和GEM2005试验<65岁方案(n＝101)]HDT-ASCT后第100天达CR的患者纳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在基线时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显示高危细胞遗传学和HDT-ASCT后第100天后持续存在MFC检测的MRD阳性，是预测非持续性CR仅有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这两个参数有助于预测HDT-ASCT后CR患者是否会早期进展。因此MRD与其他指标结合可能更好地指导分层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