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疾病^[1,2]，目前尚无明确的治疗方法可以完全防止RA的进展。环境及遗传等因素均可促进RA的发生、发展，其中免疫系统尤其是淋巴细胞功能紊乱占主导作用^[3]。C反应蛋白（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SR）是评估RA病情活动性最常用的两种非特异性炎症指标，然而仅依靠ESR和CRP并不能准确反映RA的病情^[4]。最近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可作为监测RA疾病活动、判断治疗预后及RA间质性肺病（RA-ILD）的新型生物标志物^[5,6]。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NLR、PLR与RA疾病活动度有关。Mercan等^[7]于2019年研究NLR、PLR在RA和强直性脊柱炎（AS）中的应用。分析了NLR与疾病活动度的关系，结果发现，RA和AS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NLR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ESR和CRP相关；此外，NLR随着DAS28的升高而增加。Sargin等^[8]2018年研究利妥昔单抗治疗RA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比例与疾病活动度的关系，对RA患者利妥昔单抗治疗前后DAS28-ESR、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计数、ESR、CRP、PLR和NLR的疾病活动评分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与治疗前相比，利妥昔单抗治疗6个月时RA患者的NLR和PLR比值高于对照组。此外，治疗前后DAS28-ESR和NLR、PLR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故得出结论：NLR和PLR可能是评价利妥昔单抗治疗RA疾病活性的有用指标。Enginar和Kacar^[1]研究也发现NLR和PLR与RA疾病活动度、ESR和CRP密切相关。除此之外，Jung等^[9]研究还发现NLR、PLR还与其他结缔组织病（如风湿性多肌痛）的疾病活动度有关，作者得出结论：NLR、PLR是廉价、易得的RA疾病活动度评价指标。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可以完全阻断RA的进展。因此，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疾病的活动度，延缓疾病的进展。RA常用的治疗药物有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DMARDs）、糖皮质激素及生物制剂等。其中，曲妥珠单抗是一种针对白细胞介素6受体（IL-6R）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有研究发现25.2%~87.9%的RA患者在开始治疗后症状缓解，是控制RA疾病活动度的一种有效生物制剂^[10]。Ghang等^[11]的一项关于NLR是否能判断行曲妥珠单抗治疗的RA患者治疗反应的研究中，纳入58例使用曲妥珠单抗的RA患者随访6个月，分为复发组和稳定组。结果显示：在复发组中，除了1例患者外，其他所有患者的NLR都在复发时增加。而在16例复发的患者中，ESR和CRP水平分别在2例中处于正常范围，在2例患者中下降。而在稳定组中，治疗后PLR明显下降。故作者得出结论：相比传统炎症指标，NLR、PLR更能有效评价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

Lee等^[12]研究NLR和PLR预测RA患者对抗肿瘤坏死因子类药物的的治疗反应中，结论显示高基线NLR组和PLR组的12周欧洲抗风湿联盟（EULAR）无应答率分别高于低基线NLR组（30%比7.1%，P=0.01）和PLR组（27.5%比9.5%，P=0.047）。在调整混杂因素后，高基线NLR（OR=5.57，P=0.014）和PLR（OR=4.24，P=0.04）与12周时EULAR无反应的高风险显著相关。因此得出，基线NLR、PLR对预测抗肿瘤坏死因子α在RA患者的治疗预后有意义。

Sargin等^[8]探讨RA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比例预测利妥昔单抗6个月治疗预后中的研究中发现，在治疗前后，DAS28-ESR和NLR、PLR的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此外，Boulos等^[13]关于NLR预测RA三联疗法（甲氨蝶呤、柳氮磺吡啶、硫酸羟氯喹）预后的研究提示：在传统DMARDs治疗失败的RA患者中，NLR明显升高，并超过了传统的疾病活动度指标。故作者得出结论：NLR可能为RA提供一种廉价、客观、可重复的预后标志物。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其在指导RA管理方面的潜在作用。

RA的关节外表现包括血管炎、ILD、心血管疾病、脆性骨折、淋巴瘤等^[14]。RA-ILD是RA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在我国RA患者中约占39.8%^[15]。Nannini等^[16]发现RA-ILD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无ILD的RA患者的3倍，而RA-ILD患者的生存期仅为2.6年。所以准确、早期的诊断和尽早识别RA-ILD越来越重要，这是导致RA-ILD患者死亡风险增加和生存风险降低的主要原因^[17]。

Assayag等^[18]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与HLA区域17q21和6p21位点相关，单核细胞计数与ITGA4中2q31位点相关。因此，PLR、NLR可能受到基因变异的影响。有趣的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B和ITGA4共享表位的某些多态性与增加的ILD风险相关^[19,20,21]。此外，研究表明，由于PLR、NLR与RA的疾病活动度相关，且RA的严重程度可能与RA-ILD^[21]的发展有关，因此PLR、NLR可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来预测RA-ILD发生的风险^[22,23]。

Chen等^[24]进行了大样本、横断面调查，评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及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作为RA和RA-ILD患者生物标志物的预测和诊断价值。研究结果表明：PLR水平升高与RA和RA-ILD风险增加之间存在相关性，PLR可作为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和诊断RA和RA-ILD，并能将RA-ILD患者与RA患者和健康受试者区分开来。

综上，NLR和PLR作为一种简单、可靠、廉价的反应全身炎症的实验室生物标志物，已被引入作为各种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预后或诊断标志物^[25]。在风湿免疫领域，多个研究表明其与RA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以及对RA治疗预后的预测能力。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推断，PLR、NLR可以作为简便、便宜、易得的监测RA疾病活动、判断治疗预后及RA-ILD的新型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