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是威胁我国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防控形势严峻。近十几年，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宫颈癌防控工作，在疫苗研发、筛查体系建设以及早期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方面成效显著。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不同地区宫颈癌防控质量参差不齐，距离实现WHO 2030年消除宫颈癌阶段性目标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立足于全球消除宫颈癌的国际背景，我国亟需借鉴国际宫颈癌防控经验，并结合我国宫颈癌防控形势和最新研究进展，提出适宜国情的宫颈癌防治行动建议和实施路径，助力推动宫颈癌消除进程，树立“健康中国”癌症防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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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2020年世界范围内共有60万宫颈癌新发病例，34万宫颈癌死亡病例，其中近80%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1］。我国作为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分别达到11万和6万，几乎占全球宫颈癌疾病负担的1/5［1］，且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
鉴于宫颈癌具备有效的三级预防措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发起消除宫颈癌行动，号召各国携手应对宫颈癌带来的重大挑战，在加速实现2030年阶段性消除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全球消除宫颈癌［3］。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女性宫颈癌防控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中均对防控宫颈癌的主要手段提出目标要求，包括促进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提高包括宫颈癌在内的女性常见病筛查率和早诊早治率等，宫颈癌防控也有望成为我国落实健康中国癌症防治战略的重要突破口。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不同地区宫颈癌防控质量参差不齐，实施成效有限。立足消除宫颈癌的国际背景下，如何通过借鉴国际宫颈癌防控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宫颈癌防控形势和最新研究进展，探索适宜国情的宫颈癌防治路径，是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重要问题。据此，本述评就我国与WHO消除宫颈癌目标的差距提出行动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消除宫颈癌进程提供新思路，树立“健康中国”癌症防治典范。
WHO在“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中设定了2030年需达到的三个阶段性指标，包括90%的女孩在15岁之前接种HPV疫苗，70%的妇女至少在35和45岁时分别接受一次高精度筛查，90%的宫颈癌与癌前病变患者接受规范化治疗与管理。近十几年，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我国在疫苗研发、筛查体系建设以及早期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技术方面开展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工作［4］，已经具备消除宫颈癌的技术手段。但与WHO 2030年消除宫颈癌阶段性目标相比，我国在宫颈癌三级预防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首先，HPV疫苗尚未纳入国家计划免疫（NIP），同时疫苗成本、供应、分配及接受度是影响我国弱势群体疫苗接种可及性的主要因素，9~14岁女孩（WHO推荐的HPV疫苗优先接种人群）接种率尚不足1%［5］；其次，全国宫颈癌筛查项目虽已实施10年之久，但由于地方筹资力度有限及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适龄女性的筛查覆盖范围仍较局限，2015年我国30~49岁女性既往接受宫颈癌筛查率仅为34%［6］；另外，低资源地区宫颈癌治疗服务能力低下，加之妇女健康意识缺失，导致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未能得到及时且规范化的治疗。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中明确提出要促进HPV疫苗适龄人群接种，这为推动HPV疫苗接种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面临HPV疫苗亟待纳入NIP的关键时期，有必要通过梳理全球各国HPV疫苗接种指南的推荐意见，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HPV疫苗接种策略以推动将HPV疫苗纳入NIP。目前，全球不同国家/地区指南或共识文件中建议的主要接种人群为9~14岁女孩，部分扩大至男孩或更大年龄女性，不同地区目标接种人群的确定，与资源配置、初始性行为年龄等流行病学数据，以及多种疫苗共接种问题相关［7］。提示我国在制定策略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分布、免疫规划系统现状及人群流行病学证据，为未来HPV疫苗纳入NIP后的科学应用提供指引。
基于真实世界的实践经验可为国家层面出台具体政策提供证据支持。政府部门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开展由地方政府主导、针对适龄女孩的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以及更灵活的HPV疫苗筹资方式和接种政策，发挥示范地区的引领作用［8］；同时加快更多优质国产HPV疫苗的生产和审批流程，保障HPV疫苗的可持续供应，为实现疫苗扩大化应用提供可能，并通过探索价格谈判、集中采购等多种形式，推动HPV疫苗供应企业合理制定价格，提高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适龄女孩的疫苗可及性。
当前我国HPV疫苗接种覆盖范围有限，以筛查为主的二级预防仍是近期宫颈癌防控的关键手段。本期重点号对近十年全国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开展状况和实施效果进行总结，结果显示我国宫颈癌筛查服务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显著，但仍旧面临筛查各环节能力薄弱、区域宫颈癌防治水平不均衡等挑战［9］，同时基于2015年31个省份的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宫颈癌人群总体筛查范围较为局限，筛查覆盖率较低，尤其弱势群体（如低教育程度、无职业、低家庭收入女性）的筛查需要引起重点关注，提示未来在宫颈癌筛查的组织管理方面应关注扩大妇女筛查服务覆盖面，更多招募从未接受过筛查服务妇女和弱势群体［6］。
制定完善的宫颈癌筛查策略是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和筛查效率的重要保障。随着国际筛查指南的更新迭代，我国也需立足最新研究证据，通过梳理不同国家/地区的筛查指南和良好经验，为我国修订宫颈癌筛查指南及完善筛查策略提供借鉴。当前国际多部指南中推荐的筛查方法已经由以细胞学检查为主过渡到以HPV检测为主导［10］，HPV检测技术成为WHO消除宫颈癌策略中特别推荐的高精度筛查方法之一。近期发表的我国首个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也验证了高危型HPV检测技术应用于基层地区筛查服务的有效性和可行性［11］，国内外证据均为将HPV检测技术纳入我国宫颈癌筛查实践及其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针对筛查出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进行及时且有效的管理和治疗是保障宫颈癌筛查效果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基层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水平有限，针对筛查异常者的管理仍面临着不规范与不到位并存的双重挑战，加剧了宫颈癌疾病负担的不公平性。据此，需根据不同资源地区的医疗服务现状，分别制定和推广适宜的宫颈病变管理实践指南，帮助基层地区规范对宫颈病变的管理和诊疗流程；同时，国家层面应给予低资源地区一定的政策倾斜与资源保障，通过应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远程会诊服务、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的联动机制和转诊通道等措施，提高妇女对诊疗服务的可及性，进一步加强对筛查异常者的追踪随访和规范处理。
推广使用适宜的即时管理与治疗技术是改善宫颈癌负担不公平性的另一重要途径。WHO于2013年推荐使用宫颈癌“即筛即治”策略，并于2019年推荐将热凝治疗技术纳入“即筛即治”策略用于资源有限地区女性宫颈癌前病变的治疗［12］。本期重点号基于国内首项评估热凝技术治疗HPV感染和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效果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验证了热凝治疗对HPV阳性人群“即筛即治”管理策略有较好的应用价值［13］。
我国宫颈癌研究团队前期证据已经表明，通过扩大HPV疫苗接种、提高筛查覆盖率并保证对筛查异常病变的管理，我国有希望于21世纪中期实现宫颈癌消除的目标［14］。当前，我国具备实现宫颈癌消除的关键技术手段，而如何将其结合形成有效的实施路径，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关键问题。
依据我国与WHO宫颈癌消除目标之间的差距，研究制定将HPV疫苗接种、筛查及治疗有机整合的宫颈癌综合防控策略，并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战略中，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癌症防控领域的重点攻关问题。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宫颈癌防控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到疾病负担分布与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注重对西部和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服务政策倾斜，以城乡和基层为重点，逐步缩小不同地区以及人群间的健康水平差异，提高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
根据不同地域的宫颈癌服务体系建设现况和资源配置情况，选择有条件地区作为全国消除宫颈癌行动试点，探索形成消除宫颈癌的有效模式与示范基地。通过总结和评估试点地区宫颈癌防控服务效果与卫生经济学效益，形成适宜不同资源地区应用的消除路径并予以推广。在宫颈癌消除策略大规模推广应用时，各级政府部门需要保障筹资力度、服务人员以及资源投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其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全方位保障宫颈癌防控服务的可持续性与实施效果。
搭建宫颈癌防控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通过加强肿瘤登记系统、疫苗预防接种服务系统和癌症筛查管理服务系统等数据库的对接交换，开展宫颈癌负担、HPV疫苗接种和宫颈癌筛查的实时动态监测，鼓励开展宫颈癌防控服务与模式的实践应用与真实世界研究，及早预测宫颈癌防治效果和成本效益，为优化宫颈癌防控策略提供证据。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快速城镇化、老龄化等社会进程及宫颈癌负担快速增长带来的影响，最终形成适宜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和宫颈癌防控阶段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现阶段，我国政府已将宫颈癌防控纳入国家规划和重大疾病防控策略，这为消除宫颈癌策略的推动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期重点号通过展示国内外宫颈癌三级预防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希望能为新形势下国家调整和制定宫颈癌防控政策提供最新证据，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的落地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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