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2015年子宫内膜癌发病与死亡情况。
通过数据质量审核和评估，纳入2011—2015年各年份中质量控制合格的肿瘤登记数据，提取子宫内膜癌病例。将子宫内膜癌发病病例分为子宫内膜样癌、非子宫内膜样癌、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分地区、年龄别分层计算发病率和死亡率，结合2015年全国人口数据估计全国子宫内膜癌发病和死亡例数。根据Segi′s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计算世标率。
2011—2015年纳入分析的质量控制合格的登记处分别为158、176、239、235和231个，登记覆盖人口约为4.88亿人，其中城市地区约2.55亿人，农村地区约2.33亿人。2015年全国估计新发子宫内膜癌53 600例，发病率为7.74/10万，世标率为5.13/10万，城市地区发病率（9.15/10万）高于农村地区（6.20/10万）。估计死亡10 700例，死亡率为1.60/10万，世标率为0.98/10万，城市地区死亡率（1.78/10万）高于农村地区（1.40/10万）。实际发病病例中，有70.92%（23 641例）为子宫内膜样癌，5.13%（1 709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23.95%（7 982例）为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全部病例发病年龄为（55.9±10.6）岁，其中子宫内膜样癌的发病年龄［（55.7±10.0）岁］小于非子宫内膜样癌［（57.7±10.8）岁］（P<0.001）。城市地区各病理类型的发病年龄均高于农村地区（P<0.001）。实际死亡病例的死亡年龄为（63.9±12.5）岁，城市地区病例死亡年龄［（65.3±12.5）岁］高于农村地区［（61.4±12.2）岁］（P<0.001）。
我国城市、农村地区子宫内膜癌疾病负担存在差异，应分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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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估计全球新发病例约41.7万例，死亡约9.7万例，发达地区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1］。近年来，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人群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激素暴露等因素有关［2］。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城镇化的加剧，我国子宫内膜癌已逐渐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主要生殖道恶性肿瘤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尚缺少公开报道的以人群为基础的子宫内膜癌发病、死亡数据。
因此，本研究利用2011—2015年间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数据，分析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为了解我国子宫内膜癌流行情况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妇科肿瘤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每年收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登记处提交的肿瘤登记数据，并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3］中规定的质量控制要求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国际癌症登记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ancer Registries，IACR）制定的肿瘤登记数据质量评价标准，对各年度数据进行评价。本研究纳入2011—2015年间连续3年以上质量控制均合格的肿瘤登记数据，对发病、死亡和人口数据进行汇总。根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第10次修订本编码，在发病和死亡数据库中提取编码为C54的子宫体恶性肿瘤发病、死亡病例。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or Oncology，ICDO）第3版编码，对子宫内膜癌发病病例进行病理分型。将ICDO3编码为8140、8210、8211、8260、8261、8262、8263、8380~8383、8480~8482、8560、8570的病例归类为子宫内膜样癌，将浆液性癌（8441、8460、8461）、透明细胞癌（8310）、未分化癌（8020~8022、8231）、混合细胞癌（8323、8255）、中肾腺癌（9110）、鳞状细胞癌（8070、8071、8076）、黏液性癌（8300、8480、8481）、癌肉瘤（8950、8951、8980、8981）的病例归类为非子宫内膜样癌［4, 5, 6］。将8000等其他和不明确的ICDO3编码归为其他和不明病理类型。
利用STATA 13.0软件完成全部数据的整理。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定义为城市地区，将县及县级市定义为农村地区。根据ICD-10亚目编码，将发病、死亡病例分为子宫峡（C54.0）、子宫内膜（C54.1）、子宫肌层（C54.2）、子宫底（C54.3）、子宫体交搭跨越的损害（C54.8）、子宫体未特指（C54.9）6类。对编码为C54.9的病例进行等比例拆分，并将拆分后的病例数纳入对应的亚部位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Cr， a， s final=Cr， a， s+，其中C为病例数，r为地区，a为年龄组，s为ICD10的第5位亚目（亚部位）编码。
根据拆分后的子宫内膜癌（C54.1）发病、死亡例数和登记处对应覆盖人口数，分地区、年龄别计算肿瘤登记地区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和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中国2000—2015年全国人口数据，推导2015年全国分地区、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结合计算所得的肿瘤登记地区的子宫内膜癌年龄别发病率和死亡率，估计2015年我国子宫内膜癌发病和死亡例数。根据2000年中国标准人口结构计算中标率，根据Segi′s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计算世标率。
利用STATA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用描述，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比较。分类变量用例数（%）描述，通过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011—2015年纳入分析的质量控制合格的登记处分别为158、176、239、235和231个，登记覆盖人口约为4.88亿人，其中城市地区约2.55亿人，农村地区约2.33亿人。
2011—2015年共发生子宫体恶性肿瘤39 248例，其中子宫内膜癌（C54.1）发病病例33 332例，占全部病例的84.93%。有子宫体未特指（C54.9）发病病例4 656例，占全部病例的11.86%。共有子宫体恶性肿瘤死亡8 364例，其中子宫内膜癌死亡5 233例，占全部死亡的62.57%。有子宫体未特指死亡2 678例，占全部死亡的32.02%。按比例将子宫体未特指（C54.9）病例拆分入其他亚目类别后，有子宫内膜癌发病病例37 752例，占全部病例的96.19%，有子宫内膜癌死亡病例7 650例，占全部死亡的91.46%。详见表1。
2011—2015年子宫体恶性肿瘤各亚部位发病死亡数据拆分情况［例（%）］
2011—2015年子宫体恶性肿瘤各亚部位发病死亡数据拆分情况［例（%）］
| 项目 | 发病数据 | 拆分发病数据 | 死亡数据 | 拆分死亡数据 |
|---|---|---|---|---|
| 子宫峡（C54.0） | 272（0.69） | 323（0.82） | 90（1.08） | 143（1.71） |
| 子宫内膜（C54.1） | 33 332（84.93） | 37 752（96.19） | 5 233（62.57） | 7 650（91.46） |
| 子宫肌层（C54.2） | 674（1.72） | 799（2.04） | 208（2.49） | 324（3.87） |
| 子宫底（C54.3） | 235（0.60） | 283（0.72） | 117（1.40） | 188（2.25） |
| 子宫体交搭跨越的损害（C54.8） | 79（0.20） | 91（0.23） | 38（0.45） | 59（0.71） |
| 子宫体，未特指（C54.9） | 4 656（11.86） | — | 2 678（32.02） | — |
| 合计 | 39 248 | 39 248 | 8 364 | 8 364 |
注：分地区、年龄组，将编码为C54.9的病例按照C54.0~C54.8的比例拆分，并纳入对应的亚部位
2015年全国估计新发子宫内膜癌53 600例，发病率为7.74/10万，其中城市地区为9.15/10万，农村地区为6.20/10万。世标发病率为5.13/10万，中标发病率为5.26/10万。0~74岁累积率为0.70%。城市地区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2015年全国估计子宫内膜癌死亡10 700例，死亡率为1.60/10万，其中城市地区为1.78/10万，农村地区为1.40/10万。世标死亡率为0.98/10万，中标死亡率为0.99/10万。0~74岁累积率为0.22%。城市地区的死亡率高于农村地区。详见表2。
2015年全国估计子宫内膜癌发病与死亡情况
2015年全国估计子宫内膜癌发病与死亡情况
| 项目 | 2015年估计病例数 | 粗率（/10万） | 世标率（/10万） | 中标率（/10万） | 0~74岁累积率（%） |
|---|---|---|---|---|---|
| 发病 | |||||
| 全国 | 53 600 | 7.74 | 5.13 | 5.26 | 0.70 |
| 城市 | 35 400 | 9.15 | 5.82 | 5.95 | 0.81 |
| 农村 | 18 200 | 6.20 | 4.30 | 4.43 | 0.57 |
| 死亡 | |||||
| 全国 | 10 700 | 1.60 | 0.98 | 0.99 | 0.22 |
| 城市 | 6 600 | 1.78 | 1.02 | 1.02 | 0.25 |
| 农村 | 4 100 | 1.40 | 0.93 | 0.94 | 0.19 |
我国子宫内膜癌发病率自20岁以后快速上升，在55~59岁组达到峰值（21.96/10万），其后快速下降，城市与农村地区趋势相似。见图1A。我国子宫内膜癌死亡率自20岁以后快速上升，在85岁以后达到最高（7.65/10万）。城市地区的死亡率随年龄逐渐升高，在85岁以后达到最高（9.47/10万）。农村地区的年龄别死亡率在60~64岁达到较高水平，此后缓慢上升，在8~84岁达到最高（5.38/10万）。见图1B。
2011—2015年，我国肿瘤登记地区实际发生子宫内膜癌（C54.1）新发病例33 332例，其中包括城市地区21 362（64.09%）例，农村地区11 970（35.91%）例。根据ICDO3形态学编码对子宫内膜癌病例进行分型，23 641（70.92%）例为子宫内膜样癌，1 709（5.13%）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7 982（23.95%）例为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城市地区的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占比高于农村地区（P<0.001）。在具有明确病理分型的病例中，子宫内膜样癌占93.26%，非子宫内膜样癌的比例占6.74%。城市地区子宫内膜样癌占比（93.89%）高于农村地区（92.21%）。全部病例的发病年龄为（55.9±10.6）岁，子宫内膜样癌病例的发病年龄为（55.7±10.0）岁，小于非子宫内膜样癌病例的（57.7±10.8）岁（P<0.001）。城市地区各病理类型的发病年龄普遍高于农村地区（P<0.001）。2011—2015年，我国肿瘤登记地区共发生子宫内膜癌（C54.1）死亡病例5 233例，其中包括城市地区3 343（63.90%）例，农村地区1 890（36.10%）例。死亡年龄为（63.9±12.5）岁，城市地区病例死亡年龄为（65.3±12.5）岁，高于农村地区的（61.4±12.2）岁（P<0.001）。详见表3。
2011—2015年中国子宫内膜癌实际发病与死亡病例情况
2011—2015年中国子宫内膜癌实际发病与死亡病例情况
| 项目 | 合计 | 城市 | 农村 | χ2/t值 | P值 |
|---|---|---|---|---|---|
| 发病例数［例（%）］ | 33 332 | 21 362（64.09） | 11 970（35.91） | ||
| 死亡例数［例（%）］ | 5 233 | 3 343（63.90） | 1 890（36.10） | ||
| 病理分型［例（%）］ | 179.76 | <0.001 | |||
| 子宫内膜样癌 | 23 641（70.92） | 14 821（69.38） | 8 820（73.69） | ||
| 非子宫内膜样癌 | 1 709（5.13） | 964（4.51） | 745（6.22） | ||
| 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 | 7 982（23.95） | 5 577（26.11） | 2 405（20.09） | ||
| 发病年龄（岁，） | |||||
| 全部 | 55.9±10.6 | 56.5±10.7 | 54.9±10.4 | 13.34 | <0.001 |
| 子宫内膜样癌 | 55.7±10.0 | 56.3±10.0 | 54.8±9.9 | 11.10 | <0.001 |
| 非子宫内膜样癌 | 57.7±10.8 | 59.2±11.0 | 55.8±10.3 | 6.58 | <0.001 |
| 其他和不明确的病理类型 | 56.2±12.1 | 56.7±12.1 | 55.1±12.0 | 5.42 | <0.001 |
| 死亡年龄（岁，） | 63.9±12.5 | 65.3±12.5 | 61.4±12.2 | 10.84 | <0.001 |
《五大洲癌症发病率》第11卷（Cancer Incidence in Five Continents Volume Ⅺ，CI5 Ⅺ）数据中仅报告子宫体恶性肿瘤发病率，未进一步细分到下一级亚目子宫内膜癌。数据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子宫体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差异显著。欧美国家子宫体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世标发病率大多在10/10万以上。亚洲国家的发病率普遍低于10/10万，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发病率更低［7］。2015年中国子宫体癌世标发病率为6.66/10万，与CI5结果一致［8］。由于子宫体恶性肿瘤中大部分为子宫内膜癌，因此上述数据大致反映了子宫内膜癌在不同国家的发病差异。
韩国子宫内膜癌世标发病率在5.8/10万~7/10万之间［9, 10］，本研究结果（5.13/10万）与韩国数据较为接近。世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约为2.09/10万，东亚地区的死亡率约为1.19/10万［2］，略高于本研究中计算的我国死亡率。1990—2019年，全球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显著上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亚地区的子宫内膜癌死亡率下降最快［11］。我国尚未有公开发表的子宫内膜癌发病、死亡趋势研究结果。
发达地区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提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其有关。本研究发现城市地区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相关危险因素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分布差异所导致的，包括老龄、肥胖、外源性激素使用、内源性激素暴露等［12, 13］，其中肥胖是最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14］。我国女性BMI持续上升，至2018年农村女性BMI均值和肥胖率已超过城市女性［15］。同时，少子化生育模式也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病率的上升。东南亚国家是近年来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上升最快的国家［16］，同时也是生育率下降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17］。我国城市地区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18］，这可能是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城乡差异的原因之一。肥胖、生育模式的转变等危险因素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
近年来，子宫内膜癌发病率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正在减小［16］，非洲裔女性［19］、年轻女性［9，20］等既往发病率较低的人群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上升速度更快。子宫内膜癌的疾病负担可能正逐渐从部分地区、高危人群向全人群扩散，提示我国应更加关注农村地区、小年龄组女性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变化趋势，明确其背后的危险因素变化趋势，并提高特定人群恶性肿瘤防治意识，从而有效遏制发病率上升势头［21］。
既往报道中国子宫内膜癌发病中位年龄为50岁［22］，韩国平均发病年龄为52.7岁［10］，均略低于本研究中的发病年龄55.9岁。不同病理类型的子宫内膜癌发病年龄也存在差异，子宫内膜样癌发病年龄早于非子宫内膜样癌［23, 24］，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而城市地区子宫内膜癌发病年龄高于农村地区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的优势为：利用我国肿瘤登记地区2011—2015年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质量较高，代表性好。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首先，部分子宫内膜癌病例可能因临床资料不全而被编码为C54.9，影响发病、死亡数据的准确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对编码为C54.9的病例进行等比例拆分后再进行分析。其次，本研究有23.95%的发病病例没有明确的病理分型，提示我国肿瘤登记数据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既往研究相比［22，25］，本研究中浆液性癌等病理类型占比较低，其他占比较高，提示我国子宫内膜癌的罕见病理类型被错误编码或模糊编码的概率相对较高，应在进行结果解读时加以注意。
综上，本研究分地区、年龄别、病理类别分析子宫内膜癌发病及死亡数据，为了解我国子宫内膜癌流行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专病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全国肿瘤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在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质控和上报工作中的辛勤付出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