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心电触发数据采集^［7］、频域滤波^［8］、短暂呼吸暂停^［9］或主成分分析^［10］等方法，从EIT信号中排除呼吸相关的信号，从而获取心脏搏动相关的信号来评估肺灌注情况^［11］。此方法是对心脏搏动引起的肺血容量变化的监测而不是真正的流动的肺血流情况。由于血液具有比组织更高的导电率，电阻抗较低，因此当血液进入或离开某区域时，可以观察到阻抗的降低或增加。在心脏区域，心脏收缩期观察到阻抗增加，舒张期阻抗降低；而在肺部区域，会观察到相反且延迟的阻抗变化，在心脏收缩期，肺部阻抗值降低，而在心脏舒张期间肺部阻抗值增加^［7］。这种方法具有无创和可连续监测的优点，但是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够准确。许多潜在因素会影响心脏搏动信号与肺灌注的相关性，例如血管张力的变化、气体含量的同步变化、气道压力和肺小血管的扩张等^{［9，11, 12, 13, 14］}。有试验通过SPECT和EIT肺血管搏动法对肺不张及使用血管扩张药物后的肺血流分布进行评估，两者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甚至相反的变化，在肺不张的左肺，SPECT监测的肺血流分布只有19%，而EIT肺血管搏动法得出的肺血流分布却是74%^［14］。

该方法是注射高渗盐水放大血液流动导致的阻抗变化，通过算法分析EIT监测到的阻抗变化做出肺血流分布的成像。在屏气阶段，通过中心静脉导管注射高渗盐水，由于血液中氯化钠浓度升高，胸部总阻抗首先会下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高渗盐水随血液通过心肺循环，胸部总阻抗会回升。在阻抗下降的这段时间内，灌注较差的区域血流量会比灌注正常的区域的血流量少^{［15, 16］}，而这个差别会体现在EIT 图像中像素点的像素值下降斜率上，通过不同像素点的相对阻抗值的下降斜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胸腔内血流量灌注分布情况。通过γ变化模型从EIT数据中分析出区域肺灌注^［17］。目前，已有动物研究通过注射高渗盐水造影来使用EIT 对小猪进行肺血流灌注评估，并通过SPECT 或PET对结果进行了验证^{［14，17, 18］}，EIT与其得到的区域灌注成像明显相关。但高渗盐水造影法需放置中心静脉导管、短暂的呼吸暂停以及高渗盐水的渗透压改变有可能带来溶血。有研究发现使用3%的较低浓度的高渗盐水得出的EIT肺血流成像与PET成像仍有较好的相关性与一致性^{［17, 18］}，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EIT注射高渗盐水监测肺血流用于临床研究。

最近，Kircher等^［19］提出了EIT肺灌注重建图像的优化算法，在8只猪肺损伤模型中研究发现在吸入空气和纯氧两种状态下，EIT与多探测器计算机断层扫描（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MDCT）监测的肺灌注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初步证实了该算法在不同病理条件下追踪肺部区域灌注变化的能力及稳健性。虽然肺通气和肺血流监测，EIT和SPECT或PET的成像具有足够的相关性，但在通气、血流分布两者图像的重叠匹配分析上并不那么准确，进而影响着局部通气血流匹配区域的像素计算的精确性。这可能与EIT重建图像（三维立体变成二维平面）以及算法中γ模型假设错误等相关^［20］，因此关于EIT 通气血流成像算法仍需更多的研究^［21］。

近年来通过EIT肺血流图像发现血流缺损，识别肺血栓的动物实验和病例报道并不少^{［26, 27, 28, 29, 30］}，同时有临床研究^［28］发现当EIT通气血流分布图像计算得出死腔通气分数（%）>30.37%，可有效指导诊断急性肺栓塞，其特异度和灵敏度明显高于D-二聚体。除了识别肺灌注的缺损，还可用于评估肺血流变化情况，Safaee Fakhr^［31］等报道了1例已诊断肺栓塞的新冠患者，接受抗凝治疗后，肺灌注明显改善。肺动脉高压影响着肺血流的灌注，Smit^［32］等对21例肺动脉高压患者及30名健康对照者进行了EIT监测，发现肺动脉高压患者具有更低的肺灌注阻抗变化信号，此次研究也提示EIT有望成为肺动脉高压患者新的无创辅助诊断手段。Zarantonello^［33］等报道了1例通过EIT识别肺移植术后的肺动脉狭窄的有趣病例，提出相较于床旁食道超声来评估肺血管直径和压力，EIT床旁肺血流监测更无创和简单，但未来仍需更多研究来探索EIT和食道超声在识别肺血管狭窄方面的相关性如何。Tingay等^［34］报道了1例出生13 d的新生儿，EIT监测显示左肺通气及血流完全缺损，而右肺正常，这与该新生儿出生后出现左肺血管大面积栓塞、肺坏死情况相符，EIT未来在新生儿肺血流监测的应用价值也不容小视。

1. 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PEEP）水平对通气血流比的影响：在ARDS患者的机械通气中，较高的PEEP可能会复张部分重力依赖区塌陷的肺泡，但同时也会使非重力依赖区原本开放的肺泡出现过度膨胀，通气血流比也因此受影响。He等^［35］通过EIT监测了30例ARDS或ARDS高风险的患者，研究发现肺复张性较好的患者中，适当的高PEEP会使肺通气分布更均匀，并且改善通气血流比；在低复张性的患者中，使用更高的PEEP则会出现过度膨胀，使得区域肺通气减少，出现更多的分流。滴定PEEP的方法有很多，传统的氧合法、各种力学法、还有影像法等，目前尚未证实哪一种最佳。但EIT无疑在PEEP滴定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可视化监测到肺通气变化，同时肺血流的监测，更直观、方便地监测到通气血流的匹配，有助于指导ARDS患者的机械通气个体化设置。

2. 俯卧位对通气血流比的影响：俯卧位可复张重力依赖区塌陷的肺泡并改善气体分布，以及痰液引流作用，但对血流分布重力影响较小，血流分布仍以背侧为主，因此俯卧位可减少分流，改善通气血流比。临床上我们更多以指脉氧饱和度和血气结果来间接评估通气血流比的改善。EIT可以帮助可视化监测通气血流比的变化，Zarantonello等^［36］报道了1例新冠患者俯卧位1 h后，背侧通气明显增加，背侧血流有所减小，部分血流从背侧转移到了腹侧；但局部的通气血流匹配区域（ventilation-perfusion，VQ matched %）相对增加，同时通气、血流的分布较仰卧位都更均质。Perier等^［37］通过EIT研究9例机械通气的COVID-19患者俯卧位3 h后的肺通气和血流，发现与传统的ARDS患者俯卧位效果相似，背侧通气增加，而血流变化不明显，背侧为优势血流分布区，使得VQ matched % 增加。近期有学者^［38］在传统的ARDS患者俯卧位前、俯卧位早期（3 h）、俯卧位结束前，通过EIT监测发现俯卧位早期肺通气分布开始变化，而肺血流变化不明显，随着俯卧位时间的延长，背侧肺血流增加，进一步改善了背侧的通气血流比。俯卧位不仅改善氧合，且其特殊的肺保护性通气也会进一步减少肺损伤，降低ARDS的病死率。EIT监测通气和血流的分布及变化，可视化俯卧位的效果，有助于辨别不同患者对于俯卧位的反应差异，个体化指导俯卧位的时间，以及验证俯卧位及重回仰卧位潜在的生理变化。

3. 吸入一氧化氮（NO）对通气血流比的影响：个案报道1例顽固性低氧的患者通过EIT监测肺血流发现背侧区域有分流，尝试俯卧位失败，考虑吸入NO治疗。吸入的NO优先分布在通气良好的腹侧区域，进而舒张腹侧区域的肺血管，肺血流从背侧转移到腹侧，减少了背侧分流，进而改善氧合。吸入NO治疗1.5 h后，通过EIT重新监测肺血流，发现背侧血流分布减少了23 %，分流分数从之前14%减少到9%，通气血流匹配区域增加^［39］，可视化证实了吸入NO对肺血流的影响。

1. COVID-19患者中的通气血流比的监测：Mauri等^［40］对7例COVID-19患者进行了EIT肺血流监测，发现区域通气血流不匹配分数（死腔通气分数与分流分数之和）升高至34%（32%~45%），存在严重的V/Q比失调，其中死腔分数是分流分数的两倍之多（1.6~3.9）。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死腔分数的升高可能是COVID-19 ARDS的特定病理生理特征，因此由于肺灌注缺损导致的通气血流比失调，即使在没有背部肺塌陷区域的COVID-19 ARDS患者中，也会观察到明显的低氧血症。该团队的学者还发现COVID-19患者俯卧30 min后，通气分布的变化使得腹侧的死腔区域减少^［41］。对于通气正常，血流分布缺损的机械通气患者，增大呼吸支持力度或PEEP水平并不能有效改善通气血流比，反而可能会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的风险。有效的肺通气、血流监测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更安全的肺保护性通气，指导治疗措施。

2. 探究ARDS的分型及预后：He等^［42］纳入93例ARDS患者和15例非ARDS患者，验证了EIT可以识别ARDS的3种病理生理表现（肺血栓形成、弥漫性肺病变、局灶性肺病变），EIT监测发现肺血栓形成的ARDS亚组有更高的死腔分数和更多的肺血流缺损；弥漫性肺病变的ARDS亚组则有更少的通气血流不匹配；而局灶性肺病变的ARDS亚组有更多的肺通气缺损。关于3种病理生理表现的EIT监测指标阈值仍需要更多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去验证。Elena等^［43］进行了一项50例ARDS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结果发现EIT监测的区域通气血流不匹配分数是预测死亡的独立风险因素。将EIT监测纳入ARDS患者的常规管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ARDS的病理生理变化以及个性化指导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