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5—公元前240年《黄帝内经》就有对人体血液循环的精辟见解及对血栓闭塞性动脉炎（“脱疽”）的描述。 1 800年前华佗用“四妙勇安汤”治疗“脱疽”并流传至今。Carrel以三点式血管吻合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催生了40年后人工血管的问世和成功应用，成为血管外科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1938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Chao WH、关颂韬、Lyman RS和第一任主任Loucks HH以颈内动脉结扎治愈了发作性脑缺血，成果在Arch Surg刊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并无单独的血管外科学，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室可查到曾宪九于1954年完成脾肾静脉吻合术，唯未保留左肾，或因此未进行报道；同年他施行了以异体主动脉为移植物的腹主动脉瘤切除置换术，患者术后不久死亡，也未报道。1954年底上海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进行髂股动脉瘤切除和同种异体动脉移植术，是国内首例报道。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傅培彬完成腹主动脉瘤异体主动脉移植物置换术。1957年上海市胸科医院顾恺时完成腹主动脉瘤的人工血管置换术。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崔志义和冯友贤开展了真丝血管的研究获得成功。1958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林春叶施行了腹主动脉骑跨栓的手术治疗。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和钱允庆采用显微外科技术成功施行世界首例前臂离断再植手术。20世纪50年代开始，白求恩医学院第三临床医院王嘉桔一直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治疗脉管炎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利用自制球囊导管在成功处理食管瘘、十二指肠残端瘘、膀胱瘘等术后并发症的基础上，用于动脉和静脉取栓，包括腹主动脉骑跨栓、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和股青肿的治疗，这种取栓术已接近今日的微创取栓方法。20世纪80年代，血管外科基础研究在当时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起步和发展。血管外科同道在国内陆续开展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多种下肢缺血的血管重建，尤其在大动脉炎、主动脉夹层、颈动脉体瘤、先天性血管病、淋巴疾病、布加综合征（现名巴德-吉亚利综合征，本文沿用旧名）的手术治疗方面做了颇多的原创性工作；真丝人工血管和内皮以至骨髓干细胞种植人工血管的研制，以及腔内技术治疗大血管病成果颇为突出，为我国血管外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

血管腔内治疗使血管外科从复杂的外科技术走向微创，是血管外科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在国内尚未听说更谈不上见到任何有关血管腔内技术的器械和装置（如血管造影机、导丝、导鞘等）之前，我国学者已预感到这个领域并做了努力和钻研。1978年，《选择性腹腔内脏动脉造影》一文向国内介绍了Seldinger经股血管穿刺、插管、选择性插管和其造影技术，适于不同血管开口的插管和造影的导管及其头端制备方法，选择性造影及其不同血管的造影剂用量等细节问题^[2]。我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1961年，已见到神经科在做脑血管造影，采用的是以杠杆原理快速推入造影剂的同时手工快速换片的技术，尽管看起来很是原始，但它打开了我的思路。1979年中美建交年，我作为访美学者之一，抵达美国后立即理解到上述原始工作就是先进的高压注射器和快速换片器的前身。

现代的医生们可能并不知晓，在拥有选择性造影以前，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是医界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很多患者不得不接受盲目性胃大部切除术；对此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肠道分段钳夹冲洗法，以发现出血部位并进行正确治疗。我国于1981年才有了首台血管造影机。1983年，我和杨宁在北京协和医院为一名年仅18岁大量腹水（身高仅158 cm，但腹围达92 cm）的女性患者进行下腔静脉造影时，发现患者下腔静脉有隔膜，当时用较粗硬的导管将其穿破，术后10 d腹水消失。至此，我萌发了以简单的方法治疗疑难复杂患者的思路，并付诸实践。之后李峻亨等以激光治疗血管病的研究，事实上已进入血管腔内治疗的领域^[3]。

温度控制金属丝出现后，国内学者于1989年开始准备，自1991年起进行了一系列自腹主动脉到胸腹主动脉以至主动脉弓部的动物实验探索。大支架植入下腔静脉于1992年获得成功^[3]。1995年8月，我们采用编制式钛镍记忆金属和真丝覆膜支架移植物（12 mm×40 mm）成功治愈股部外伤性动静脉瘘患者，并于在天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血管外科学术会议上作了报告，此为国内覆膜支架移植物最早应用的实例。1996年，我们利用该种支架成功治疗了紧贴颅底的外伤性颈内动脉-颈内静脉瘘患者，术后动静脉瘘立即消失，偏瘫和失语完全恢复。1997年，国内学者提出了“腔内血管外科学”的概念，即Endovasculogy^[4]，并在天津完成了自制腔内移植物的肾下腹主动脉瘤的治疗；当时是直型支架，现已发展出复合与分支支架。同年，Muller-Wiefel、Raithel和上海市血管外科同仁完成了国内第一组以进口的腔内移植物（Vanguard）治疗肾下腹主动脉瘤的探索^[5]；我完成了第一例Talent腔内移植物治疗。1999年，解放军总医院郭伟等在国内首次用血管腔内技术成功治疗了胸腹主动脉瘤。随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辛世杰和解放军总医院郭伟率先将开放和腔内杂交技术用于胸腹主动脉瘤的治疗^[6]，北京世纪坛医院张福先进行了主动脉弓部动脉瘤的动物实验研究^[7]。

最初夹层动脉瘤被许多学者认为不宜用血管腔内疗法。我们曾于1999年3月以自制覆膜支架治疗59岁的B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存活已15年。2001年1月，为抢救一例全主动脉夹层、全真腔严重狭窄和心肌缺血的危重患者，我们从股动脉入路将自制的覆膜支架血管置放于升主动脉，将上述病变完全回逆^[8]。Massimo 和我以腔内人工血管法施行全主动脉置换术治愈马方综合征急性Stanford A型夹层。2001年4月，我们首先以自制覆膜支架法成功救治了交通事故引起的降主动脉减速伤的患者，患者正常生活至今^[9]。前三例为世界之先。2002年北京协和医院刘昌伟等率先使用了改良的开窗支架。2004年，我国学者研制了一种带有锁骨下动脉分支的主动脉覆膜支架，用来治疗主动脉夹层病变靠近左锁骨下动脉的Stanford B型夹层，稳定性好，有进一步开发的余地^[10]。2012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常光其等率先采用室间隔缺损封堵器成功封闭B型夹层近端破口取得成功^[11]。2003年，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孙立忠等以主动脉弓替换加术中以支架施行“象鼻”手术治疗Stanford B型夹层获得成功，并得到广泛应用^[12]。2009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舒畅等率先采用“烟囱”技术用于A型主动脉夹层病变的治疗^[13]。

可以说，国外对主动脉夹层或夹层动脉瘤可以施行腔内治疗的了解和广泛应用基本在我国之后，但外人一旦觉醒，其大支架仍然迅速后来居上，目前国内市场中进口者比比皆是。Relay型支架可在升主动脉、主动脉弓中自如操作，我有幸为该支架完成国内首例在患者中的应用。自1999至2004年我们完成137例以主动脉夹层为主的大动脉病变的腔内治疗。到2010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共完成2 440余例的大动脉支架的治疗，多于肾下腹主动脉瘤的血管腔内治疗。而今，解放军总医院郭伟、北京协和医院刘昌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小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陈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陈学明、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景在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符伟国、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深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舒畅等的团队，其大动脉腔内治疗均接近或超过千例。随着科技的发展，主动脉夹层诊断率上升，似乎成为一种常见疾病，2011年就有8 000多例新发患者，有能力采取腔内技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医疗机构已有上百家，发展迅猛。但也应看到过度治疗问题，必须认识到，非并发型Stanford B型夹层的内科治疗与腔内治疗效果类似，尤其是年老、多病者^[14]。早年我们只能用手术治疗夹层动脉瘤，因此，对大支架血管治疗夹层动脉瘤感到分外欣喜并大力投入，但总认为它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此大的金属异物存留体内一生，尤其是大动脉之内，显然是有后果的。1998年，我为患者植入从国外购回的Talent支架血管，11年后支架破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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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腹部CT图像：支架破裂引起腹主动脉巨大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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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腹部CT图像：支架破裂引起腹主动脉巨大动脉瘤

缺血性脑卒中多由严重的颈内动脉粥样硬化引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该类患者在我国很是少见，我们曾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积极寻找病例，3年中只找到一位脑缺血不断发作的患者，那是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接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再无发作^[15]。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现此病的发病率也不断增加。为此，国家已建立了相关平台积极攻关，全民预防亦必须尽快跟上。至于治疗，经典的有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现有球囊血管成形和支架术。一般认为，狭窄率50%～99%且有症状的患者，建议在症状发生后的1周内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而在48 h内手术则更佳。对于颈内动脉分叉高、有症状的再狭窄者和放射治疗后狭窄的患者则推荐颈内动脉支架治疗。目前国内的问题在于应用支架法过于频繁，从而也明显降低了血管外科医生手术操作的熟练和可靠程度。在美国，手术与介入的比例是9∶1，手术仍然是治疗的“金标准”。

多发性大动脉炎又称Takayasu病，多发于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亚洲国家，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动脉疾病，主要发生在主动脉和（或）其主要分支。我国学者发现，重症大动脉炎患者的颈部四血管均阻塞，不能显示远端流出道，但经手术探查发现患者的颈内动脉仍通畅，从而于1984年开始了升主动脉-颈内动脉重建术。发展至今，对此类患者推荐的外科治疗方式是升主动脉-单侧（或分期双侧）颈内动脉重建或升主动脉-双侧腋动脉重建^[16]。手术前后的内科治疗十分重要。至今，大动脉炎腔内治疗复发率高的问题仍未解决；腔内血管成形术虽可反复施行，且覆膜支架较裸支架效果好，但必须考虑到炎性动脉病变在支架阻塞后可能会失去进一步治疗的机会。对于这种病变，更有必要探索药物涂层的球囊和支架。更重要的是，至今其病因并未明确。在颈动脉体瘤治疗方面，我们提出了多种术式，但一直坚持保持颈内动脉完整这一原则^[17]。图2示颈动脉体瘤患者手术前后；可以想象，对于如此大的瘤体，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手术经验是不易完成的。而且此病可有家族性、双侧性、内分泌性和转移性，患者可因转移接受多次手术。因此，在如今的腔内治疗时代，手术的基本功仍需重视和掌握。此外，肾动脉支架成形有助于高血压病患者控制血压和稳定肾功能^[18]，掌握与肾动脉有关的手术操作，包括离体肾处理后行自体肾移植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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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颈动脉体瘤患者手术前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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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颈动脉体瘤患者手术前后照片

下肢动脉闭塞性疾病，主要分为栓塞和血栓形成两大类，前者主要继发于心脏疾患，后者常为血管本身的以动脉硬化为主的病变；而脉管炎从40年前十分多见到现今已十分少见。人工血管曾为治疗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目前腔内血管成形术与支架植入治疗也已成为颇成熟的技术，处理的病变部位已达膝下乃至足弓部。最早用于下肢的是不锈钢支架，取而代之的是第一代镍钛合金自膨支架，但断裂的发生率高。第二代镍钛合金支架提高了柔顺性，减少了断裂的发生。目前出现了药物洗脱支架、生物可降解支架等，以期提高通畅率。SilverHawk斑块旋切术是一种选择性切除动脉粥样斑块的方法，有利于快速重建血流通道^[19]。最近血管区域概念（agiosome）指导下靶向重建下肢血运的探讨业已开展。

1981年布加综合征的转流手术治疗获得成功；2年后我国首例腔内治疗获得成功，采用的是下腔静脉隔膜破膜术。2005年我们的团队报道共治疗该病2 564例，包括开放手术962例、腔内治疗1 289例和复合性手术295例。我国及印度、南非等国的布加综合征病变除肝静脉外，大多涉及下腔静脉，故应考虑具体化为肝腔静脉阻塞综合征更为恰当。在病变分类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创了体系完善的多样化治疗方法：急性期采用纤溶疗法；慢性病例采用的手术方法包括间接减压术、断流术、各种促进侧支循环的手术和直接减压术，直接减压术又包括各型肠系膜上静脉或下腔静脉或“水母头”（副脐静脉）与右心房或颈内静脉之间的转流术和根治性矫治术；太晚期至肝功能衰竭者考虑肝移植术，由于本病为肝淤血而非硬化性病变，尽量不到此步为妥。目前，对此病首选微创腔内疗法，包括钝性或锐性破膜、球囊成形、支架、可回收支架植入+溶栓或搅拌溶栓、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或经下腔静脉肝段向肝静脉施行操作，以开通门静脉高压的流出道。唯球囊成形法可反复使用，显然有其优点^[20]。

胡桃夹综合征是左肾静脉行经腹主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所形成的夹角时受挤压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症状的总称，常表现为血尿或蛋白尿、腹痛和精索静脉曲张。我国患者左肾静脉采用40 mm×（12～14）mm支架，或60 mm×14 mm自膨式支架，多可获得满意的疗效。但我们主张，左肾静脉能被扩张者才施以支架，少数患者可将肠系膜上动脉移位至肾静脉以下的腹主动脉。左肾静脉支架成形术要注意支架移位，甚至有移位到右心房者^[21]。我们发现此综合征也可压迫十二指肠水平部，引起十二指肠胃食管反流并导致呼吸困难，解决压迫后呼吸困难治愈。这些患者并不伴血尿等典型的临床表现，因而此综合征的内涵需要扩大，留待今后探讨。

Cockett综合征则是左髂静脉受右髂动脉压迫和（或）腔内粘连引起的下肢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髂静脉球囊成形和（或）支架植入有助于静脉曲张和肿胀消失或缓解及溃疡愈合^[22]。但少数患者术后支架被压瘪，其内血栓形成，则出现了更难解决的问题，此时成功的耻骨上大隐静脉旁路术是有效的。目前凡是看到有影像学压迫而并无症状者皆施以支架疗法并不可取或应加以反对，亦需给此病制定手术指征。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管外科常见病，传统治疗是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和交通支结扎术，创伤大，遗留手术瘢痕。如今的激光腔内闭合术、射频腔内闭合术、泡沫硬化剂注射术等，术中可辅以B超，大大减少了手术创伤，也能满足美容的需求。

深静脉血栓形成是血管外科的常见和复杂的疾病，其主要的并发症是肺栓塞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从药物溶栓、抗凝和手术取栓到介入导管溶栓，目的都是为了迅速有效地去除血栓，防止并发症。导管溶栓是药物加机械溶栓，常可安全而高效溶解血栓，已被广泛用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但需要一定的条件。下腔静脉滤器可拦截从下肢静脉或盆腔脱落的较大的血栓而防止致命性肺栓塞的发生，但滤器无法阻挡不是很大的血栓。放置滤器后非致命性肺栓塞的发生率值得研究。在我50多年的医疗实践中，包括早期（20世纪60年代）手术结扎、折叠下腔静脉在内，植入下腔静脉滤器总数十分有限，如何正确评估是否需要植入下腔静脉滤器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猝死是指自然发生、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发生在任何地点均可理解，但一旦发生在医院便成了严重问题。显然，可回收型下腔静脉滤器是一种进步，既可回收，也可转为长期置放，而如何安全有效地回收仍需改进^[23]。及时诊断和肺动脉插管溶栓治疗对突发肺栓塞有重要作用。诊断明确而无上述条件者，经静脉单次大剂量给药，如尿激酶50万单位，我们早年有成功救治的病例。

股青肿急性发病，要尽快积极治疗，治疗中尤其要注意肺栓塞问题。股白肿为慢性下肢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介入治疗较为困难，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和大隐静脉原位转流在治疗上有一席之地。对于前者，开通股深静脉开口十分重要，由此可引流患肢淤滞的大量静脉血，对缓解患肢肿胀作用颇佳。我们曾有病例治疗后恢复原状，以致不少患者说，如不随访，早已忘了做过手术。此手术并不复杂，但要细心和耐心。对于出现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肺栓塞的幸存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甘辉立等采用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肢体淋巴肿为淋巴疾病中的代表性疾病。我国淋巴疾病与既往丝虫病的流行不无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医学生时，曾到达瘟域施行群防群治数个月。该病引起的淋巴肿可发生在肢体、颜面、臀部和外生殖器等身体任何部位。下肢淋巴回流障碍引起了下肢淋巴肿，感染了便形成急性淋巴管炎，俗称“流火”；病情可反复发作，阻塞的淋巴管越来越多，淋巴液受阻而淤积于皮下组织间隙，日久皮肤质如橡皮，成了“橡皮腿”，进一步可形成糜烂和溃烂。重的橡皮腿特别肿大，真是粗得如大象之腿！目不忍睹。中心淋巴管阻塞，更可引起乳糜尿、乳糜胸、乳糜心包、乳糜腹、肠道淋巴管扩张症、外生殖器乳糜反流和单发或多发性乳糜漏^[24]。因此，丝虫病和其他淋巴病变及血管病一样，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1999年北京市政府评审重点医学研究单位，淋巴外科由北京市公安医院的淋巴外科承担，现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则是北京邮电总医院的血管外科研究所，现并入北京协和医院。国家的支持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血管外科相关专业也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为血管外科培养人才。当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时的研究生为幺崇正，1984年入学的章海与我一同从北京协和医院到北京第二医学院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此后我在北京安贞医院每年招收1名，先后有蒲力群、杜炜、李光弟、吴继东、张小明等。现有几十家医院的血管外科在培养研究生。另外，我国一直有进修医师培养制度，有的血管外科医师已培养了近百名进修医师，他们对发展我国的血管外科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估计，目前从事血管外科专业的医师约有千人，并且相对集中于大城市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更多的是介入科医师参与了这个团队的工作。如何更好地规范学科和专业医师尚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197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成立全国第1个血管外科研究室，冯友贤任研究室主任，吴洪德为第1位研究生。1981年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成立了血管外科组，我任负责人。1983年我们组织河北血管外科讲学班，为期3天，讲解血管外科的全方位知识和技巧；第3天是正月十五，应该免讲，但反而有近百人参加。1984年，我应吴英恺院士邀请为北京第二医学院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组建血管外科，很快组成了拥有50张床位的独立的血管外科。1986年我们在北京安贞医院组织全国血管外科讲学班，包括手把手的血管外科基本功的训练，并实现了可能是当时国内首次的手术全程实况转播，为历时数小时的肠系膜上静脉到右心房的人工血管旁路手术。

1987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在烟台召开了第一届血管外科学术会议，我被推举为负责人。第二届于1991年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于1995年召开，我和栗力（天津市人民医院）主持，开会在天津，手术示范则要全体代表坐几辆轿车到北京邮电总医院观看。第四届于1997年在重庆召开，我和朱仕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持；国际静脉联盟第一次亚洲会议同时召开，有意、法、日、韩、美，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代表20余人。在此会上创办了血管外科专业期刊《血管外科杂志》，为季刊。不幸，十余年后仍为内部刊物。近年来，已交北京协和医院，希望她能正式出版。幸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深明主办的《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已越办越好。第五届于1999年在杭州召开，我和潘松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持。第六届于2001年在上海召开，我和王玉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持。第七届于2003年在昆明召开，我和陈翠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主持。此后会议由王玉琦主持，如2012年的第十二届在长沙由王玉琦和舒畅（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持。第十三届会议已于今年在上海召开，由新任学组组长王深明主持，张纪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执行。

血管外科学组于1993年建立，我任组长；第二任组长王玉琦2005年起接任；第三任组长王深明2013年起接任。现每年可授予继续教育学分的全国性、地区性及国际血管外科学术活动有30～40次。如201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血管论坛暨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来自国内外的与会者超过1 500人，正是前程无量。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和腔内血管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新近分别成立，由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景在平和北京协和医院郑月宏分别主持。中国老年医学会血管专家委员会则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谷涌泉主持。

血管外科的国际学术活动始于尼克松访华的1973年。当年举世第一心血管权威美国Michael DeBakey教授访华，期间吴英恺院士和曾宪九教授曾在家接待了他，我好奇地认真旁听，尽管当时听不懂。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作为事前经教育部考试通过的学者之一，于同年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2年。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血管外科主任John Manic教授曾造访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血管外科组，哈佛同行为一次见到2例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布加综合征患者感到惊讶，对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表达了由衷的祝贺。1982年丹麦血管外科学会主席Jorgenson教授、曾宪九教授和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组织了血管外科讲学班，1983年美国血管外科权威Herbert Machleder亦来北京协和医院讲学。

1984年吴英恺院士、曾宪九教授和我在北京第二医学院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召开了首个国际血管外科论坛，美国血管外科医师James ST Yao参加并介绍了超声在血管外科的应用。会后出版专著《国际心血管外科学》。1987年在吴英恺院士指导下我主持了北京国际血管论坛，出版英文专著Vascular Surgery。同年，我和日本三島好雄教授发起了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在济南召开并出版了专著Vascular Surgery（我和三島好雄主编，Mitsubishi Bishindo Publishing House出版）。第二次会议于1991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第三次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出版英文专著Coarctation of Inferior Vena Cava，我写了序。现已举办6次。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于1992年在韩国汉城由美国John B Chang、日本三島好雄、韩国YK Lee和我共同发起并成立。依靠我国血管外科在疑难杂症诊治方面的成功和由此获得的国际声誉，1993年召开的北京国际血管外科大会，与会外宾多达百余位。大会前、后分别出版英文专著Vascular Surgery两卷（由国际学术出版社出版）。1994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中德美血管外科讲习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谷涌泉在会议上崭露头角。1995年我被推举为国际血管联盟亚洲区主席，1996年任亚洲血管学会主席。1998年，第三届亚洲血管外科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主持，国外来宾有300多位。在大会前、后分别出版英文专著Vascular Surgery两卷（由国际学术出版社出版），我与德国Hans-Martin Becker、日本三島好雄和美国John B Chang共同主编。同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8届国际血管联盟大会上我当选为国际血管联盟副主席。后又任国际脉管学院和国际血管外科学会副主席。国际脉管学院中国会议去年在郑州召开。亚洲血管外科学会已开到第14次，今年在我国香港。2008年国际脉管学院大会和2012年国际血管联盟大会亚洲会议在北京举办，谷涌泉为执行主席；2014年，国际血管学会大会在广州召开，Christos Liapis为主席，王深明为执行主席，我获得终身成就奖。2018年国际脉管联盟大会将在北京举办，谷涌泉将任执行主席。

由于在布加综合征、上腔静脉综合征、大动脉疾病腔内治疗、人工血管快速内皮化、大动脉炎、颈动脉体瘤、先天性血管畸形等领域做出了原创性工作，1987年，我应约翰·霍普金斯医院GM Williams教授特邀，到该大学作了由Cameron教授主持的大查房报告（grand round lecture）。此后代表我国血管外科相继应邀在国外62所大学作了70多次特邀报告或主刀手术，应邀作国际会议报告百余次。2014年应俄罗斯巴甫洛夫大学俄罗斯功勋科学家Ignashov教授邀请到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了2个报告，据俄方称此为我国学者的首次专程应邀报告。1988年开始，我曾应邀多次到国外主刀进行手术会诊；近年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舒畅已多次到意大利和新加坡进行大血管疾病的微创治疗。

1963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宏仁医院兰锡纯主编的《血管外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是国内最早的血管外科专业参考书。198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冯友贤主编的《血管外科学》；1984年此书再版，我国原创性的急性肠系膜供血不全和急性动脉栓塞被写入其中。我则分别于1987、1993和1998年主编了由国内外血管外科学者参编的5本英文专著Vascular Surgery。 1999年有段志泉、张强主编的《实用血管外科学》（沈阳：辽宁科学出版社）。2004年有《实用血管外科与血管介入治疗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年与张福先有《血管手术并发症》（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有《血管淋巴外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为国内第一批研究生教材之一，于2014年发行第2版。2000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汪忠镐血管外科学》，由裘法祖院士和出版社命名。《卢瑟福血管外科学（第7版）》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则由解放军总医院郭伟等于新近完成^[25]。

由于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猛增。以富贵病著称的血管系统疾病，在21世纪上半叶将成为国人疾病谱中的主要病种。腔内血管外科可到达全身任何血管，具有微创、少痛、简便易行和安全性高的特点，已成为血管外科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进一步与医学结合，如三维打印技术，可用于打印细胞、生物支架材料，与细胞活性因子构建三维细胞-生物支架材料复合物，远胜于传统组织工程。新技术的发明，预示着新一轮的发展浪潮，新一代诊疗技术和设备必将问世，血管外科将出现概念性改变。由于腔内治疗需求量大、应用广泛，且技术门槛较低、学习曲线较短，因此更易得到迅速的普及，患者也得到了更多的治疗机会。但腔内治疗应严格掌握治疗指征，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放在首位，也不要忘却还有药物和手术治疗，扎实血管外科基本功^[26,27]。多数血管外科疾病还应视为系统性疾病，应多学科综合管理。血管外科疾病越治越多也值得卫生部门反思，故应以防为主，从源头上减少发病。人体是一个整体，许多疾病涉及多个系统，应用跨学科思维十分重要。

随着腔内治疗技术的进展和普及，必须更加注意比较腔内治疗与开放性手术围手术期和远期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患者的依从性和术后生活质量，以及医疗费用的支出等，从而一方面不断拓展血管腔内治疗的领域，另一方面准确把握指征。如对于非并发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应内科治疗和密切随访，至少是不能见了它就不假思索地施以支架法治疗。对于肾动脉平面以下腹主动脉瘤，如果是无症状的，或是老年患者，或是瘤体最大径<4 cm、解剖条件不佳的年轻患者，在决定施行腔内疗法前，很有必要考虑是否选择手术治疗。此外，我在行医半个世纪以后，仍常看到没有见过的疾病，此时绝不能视而不见，要积极为患者解决疾苦。恳请医生们不要局限于收治自己爱治和想治的疾病，应以患者为中心，患者的疑难杂症要设法解决，要为所有血管和血管相关病患服务。某些疑难血管病或与遗传或自身免疫有关，要努力在本学科和多学科的水平以致在分子或基因水平上进行深入探讨。干细胞在缺血区的应用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待继续努力。虽然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决不能摒弃血管外科的经典手术，对于一些巨大、复杂血管病变，血管肿瘤性病变，腔内治疗失败或复发的病例，或未见过的病例，血管外科手术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腔内血管外科技术必将与常规手术结合起来，这就是国内首先提出的“半介入法”，国外提出的“杂交法”，称之为“复合法”或“联合法”似乎更妥，它对于特殊的病例将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但常规介入似乎不必坚持在先进而昂贵的杂交手术室里进行操作。对于具体的患者，不同专长的医师应采取对于患者最有益的治疗方式（即个体化治疗），严格把握指征，同时要摆脱思维的禁锢，用跨学科的思路，千方百计为患者解决问题而非增加痛苦。血管外科的发展日新月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一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新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