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教育和传播手段的进步，胸外科基层医师和青年医师获得了较前辈们更加优越的成长机会，他们刻苦钻研，勤奋向上，对于新技术的追求有饱满的热情。近年来，随着外科及相关技术学科的迅猛发展，新的诊断技术和手术技术层出不穷，特别是现代微创手术由肉眼直视术野向高清视频的转变使外科技术的学习模式发生根本的改变，传统的"手把手"临床技能学习模式被彻底颠覆，不同地区、各级医院间的差异逐步缩小，年轻医师迅速成长，各种改良创新手术技术纷纷出现，胸外科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格局。然而我们切忌固步自封，胸外科医师需要有宽广、慷慨的胸怀，要直面挑战，敢于了解并尝试新技术，破除门户、地域、流派偏见，以胸外科学科发展、青年医师成长为己任。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图引领时代潮流。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深入和密切，我们会不断面临与国外同行在观点上的碰撞。面对国外同行的不同理念和观点，我们要保持清醒而审慎的态度，积极进行学术思考，开展相关临床研究，以证据指导我们的思维与行动。当前的外科学已经从单纯手术技术转向现代医学科学理念，外科医师在注重技术的同时不能轻视"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美国国立肺癌筛查研究的结果显示，通过CT筛查尽管通过早发现、早治疗使肺癌总体病死率下降了20%，但也有18%的患者接受了过度诊疗，切除的肺部小结节中25%被最终证实为良性病灶^[5]。由于CT筛查的普及和人们对癌症的恐惧，国内对于体检发现的肺部小结节同样存在过度手术的倾向，面对肺部小结节手术病例的激增，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特有阶段的过渡状况，胸外科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可能依赖于此。欧美同行对新技术的审慎，以及关注疗效多于技巧的严谨态度，我们需有充分的认识，并有意识地进行学习。除掌握手术技术之外，每一位胸外科医师更应提高对疾病本身的认识，学习规范化诊疗理念，进行科学的临床研究，以指导合理的临床实践。

近年来，随着大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和真实世界大数据研究结果的出现，一些疾病的诊疗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胸外科在一些传统疾病诊治中的主导地位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以GGO为例，是首选手术，还是选择立体定向放疗，一直存在争议。2015年Lancet Oncol刊发的来自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立体定向放疗治疗早期肺癌效果优于手术^[6]，引发了胸外科界与放疗科界激烈的学术争论。随后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方法治疗效果不分伯仲。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GGO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特点、治疗策略及预后转归仍然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作为胸外科医师，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往往站在本学科角度，可能会过分强调自己在完整切除病灶、获得组织标本、清除局部淋巴结方面的优势，而忽略病理诊断技术和非手术局部治疗技术的进步。

食管疾病外科治疗领域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对于局部晚期食管癌，新辅助治疗已经被胸外科医师普遍接受，然而当患者新辅助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后，是接受手术还是继续观察和等待，目前仍悬而未决^[7]。此外，早期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亦有望成为食管癌的新疗法。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在肿瘤诊治领域已经获得成熟应用，在为患者带来更全面的诊疗服务的同时，外科医师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不断削弱。

来自其他专业的挑战，表面上看是"抢患者"，即不同科室都想要更早地介入疾病的诊疗过程，都想进行疾病的初始治疗；然而跳出个人和学科利益的窠臼，其本质值得我们深入思索。随着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对很多疾病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疾病的全程化管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多学科协作的本质是让各学科在患者处于疾病初始状态时，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种疾病进行观察与思考，其根本目的是获得关于疾病的更丰富详实的信息，以便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患者最适宜的治疗，以成本效益比最优的方法保卫患者健康。多学科协作意味着疾病的全程管理，不是以科室为主体——疾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到哪个科室接受治疗，而是以疾病和患者为主体——在目前可及的最佳时机和最适宜的科室进行最佳的治疗。以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胸外科在胸部疾病诊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为患者提供更高效的健康保障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华丽转身。

科技的进步引领着外科领域发生技术革命。今后若干年，外科可视化技术、机器人辅助手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手术器械的革命性改变有可能对胸外科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外科医师成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近年来，受到人才评价体系和繁重临床任务的影响，胸外科医师培养中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形。一是过度重视科研能力，以能否开展研究、发表论文来进行人才评价，二是过度重视手术能力，追求手术种类全、手术数量多、手术速度快。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外语能力、写作能力，均为青年医师成长中所不可或缺，但片面强调其中一项或数项难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技术的变革并未改变外科学的本质，外科医师的职业素养，依然需要以临床能力为核心来构建。外科前辈沈克非教授曾主张，"好的外科医师应是内科医师加一把手术刀"，已经点明了外科医师成才的终极目标；外科医师的培养，应坚持在重视外科手术技巧的同时，加强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的训练。曾有学者提出，"外科手术中的重要过程，75%在于决策，25%在于技巧"；在千变万化的临床环境下做出正确的外科决策是临床外科学的最高境界。年轻医师应该在提高手术技能的同时，勤于读书，重视理论学习和理念更新，提高综合素质。

从科室或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仅仅具备临床、科研、外语及写作等能力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或许能够解决目前科室发展的"痛点"，但是还不足以为学科发展提供更持久的动力，使其到达的终点超越我们的预期。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的内容应该包含更广阔、更深入的素质培养，包括政治素质，人文、艺术修养，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帮助医师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保持医者初心、贯彻医者使命，帮助医师与其他专业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帮助医师科学、正确地使用新技术而不是被技术俘虏，应当在人才遴选和培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创新是引领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理念的更新。虽然我国胸外科诊治患者数量居世界首位，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肺癌、食管癌和胸腺肿瘤患者，胸外科年手术量近20万台，但临床研究相对滞后，肺癌外科治疗相关临床试验仅占全世界的6.4%，缺少前瞻性和多中心的大规模临床研究，缺少国际领先的创新技术和理论，缺乏胸外科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我们应力求将强大技术资源和丰富病例资源转化为临床研究优势，争取推出一批胸外科新技术和创新诊疗模式，通过创新使我国胸外科真正走出国门，进而引领国际胸外科疾病诊疗指南。同时还要重视医工结合，制造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器械和人工智能产品。

我们不仅要关注胸外科理念的更新，更要关注临床医学其他领域的理念更新，尤其是公共领域的理念更新。中国胸外科医师的临床技能特别是手术技巧享有国际声誉，但过度注重手术技术，反而使我们忽视甚至忽略了作为治疗对象的疾病和作为一个治疗整体的患者。以肿瘤患者为例，规范化诊疗的理念虽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整体执行度还有待继续提高，除了及时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外，还需要根据我国患者特点逐步形成中国指南和共识，并予以普及推广；随着肿瘤患者长期生存率的提高，快速康复、生活质量等问题也开始得到重视，近年来非插管麻醉下胸腔镜肺切除技术^[9]、食管癌术后早期进食^[10]、剑突下路径胸腔镜手术^[11]、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12,13,14,15,16]}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和探索性研究纷纷涌现。今后应该更新理念、强化整体观念，在追求精湛手术的同时，重视围手术期管理，重视医学与人文的结合。

数据是创新的基础，但我国胸外科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数"多"据"少，且数据的准确性较差。尽管建设胸外科的全国性数据库在很多场合被反复提及、强调，但其实施难度阻碍了这一想法向可实施方案的转化。目前已经建立的数据库普遍存在重复录入现象严重、效率低下、收集资料不全、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全面共享难以实现等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胸腺肿瘤研究协作组（Chinese Alliance for Research in Thymomas，ChART）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联合国内20余家三甲医院，建立了多中心回顾性和前瞻性数据库，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了十余项回顾性研究，形成有临床研究证据支持的中国专家共识^[17]，特别是为早期胸腺肿瘤的微创手术提供了较高级别的临床证据^[18]，并为首个UICC胸腺肿瘤国际分期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19]。在此基础上，ChART又开展了国际首个淋巴结清扫前瞻性观察性研究，首次证实有针对性的淋巴结清扫在胸腺肿瘤外科手术中具有重要意义^[20]。

质量控制是数据采集的重要方面。如何做到"同质化"是提高中国胸外科整体水平面临的大问题。一方面，由于胸外科手术相对风险大，基层医院的病例数较少，因此不同等级医疗单位的水平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在同一医院、同一科室，不同医师也存在质量不同的情况。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在质量控制上做更多工作，建立胸外科手术质量考核体系，提高胸外科质量控制水平。

综上所述，得益于观念的改变和技术的进步，外科治疗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不断发生改变，我国胸外科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理念更新将带来的临床实践变革，敞开双臂去拥抱并接受这些新的理念，沿微创化的发展方向，充分融合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思考、脚踏实地，以博大的胸怀迎接胸外科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