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男性,28岁,入院前4年反复发热、咳嗽、咳痰,多次胸部CT检查提示实变为主,伴渗出、少量胸腔积液,每次治疗后病灶明显吸收,但半年内类似症状再发,胸部CT出现新的实变,每年于外院以肺结核、肺部感染住院诊疗2~3次,接受抗结核、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后,上述症状能够缓解,但仍反复,最终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该患者位于X染色体上的CYBB发生IVS7/DC7位点突变,明确诊断为慢性肉芽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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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28岁,因“反复咳嗽、咳痰、发热4年,加重1个月”于2021年7月入院。患者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反复咳嗽、咳痰、发热,活动后气促,伴畏寒、寒战、全身乏力、大汗,偶有白色黏痰,无血丝痰,无胸痛、胸闷、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双下肢水肿,无腹痛、腹胀、腹泻等不适,2017年6月于当地住院行胸部CT检查(图1A)提示右肺上叶实变,空气支气管征,周围少许斑片渗出影,右侧少量胸腔积液,给予抗结核、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出院,出院继续抗结核(2HRE/4HR)治疗,2017年9月复查胸部CT(图1B)可见实变、渗出较前明显吸收,右肺中叶及双肺下叶散在斑片渗出影。然而,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复查胸部CT(图1C~1E)提示左肺下叶新增实变灶,给予抗结核、抗感染后左肺下叶感染较前明显吸收(图2A)。2018年10月于当地住院行胸部CT检查(图2B)提示左肺上叶舌段及下叶后基底段新增实变灶,同时血军团菌抗体阳性,给予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出院;2019年1月于当地住院行胸部CT检查(图2C)提示左肺炎症较前吸收,新增病灶以右肺下叶为主,呈大片状实变,内见充气支气管,周围可见斑片及磨玻璃样渗出影,双侧少量胸腔积液。血液中军团菌抗体阳性,给予抗感染、抗结核治疗后好转出院。2019年3、5、8、10月复查胸部CT(图2D~3B):右肺感染较前明显吸收;2020年10、11月于当地住院行胸部CT(图3C、3D)提示:右肺下叶基底段新增实变灶,边缘模糊、渗出影,给予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出院,出院继续口服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2021年1月复查胸部CT(图3E)可见右下肺感染灶较前明显吸收;2021年5月于当地住院行胸部CT检查(图4A):右肺实变为主,下叶空洞形成,另见散在斑片影,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外送Xpert-MTB/RTF未检出,开始给予阿奇霉素+氟康唑静脉滴注抗感染未见好转,升级抗感染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莫西沙星+氟康唑后效果仍欠佳,继续升级为比阿培南+伏立康唑抗感染,经上述治疗,患者仍有反复发作,遂来我院就诊。


入院体检:体温39 ℃,脉率127 次/min,呼吸频率22 次/min。神志清楚,消瘦体型,贫血面容,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双侧扁桃体未见肿大,表面未见脓性分泌物,咽未见异常,声音正常。颈静脉无怒张。胸廓无畸形。双肺叩诊呈清音,右肺呼吸音减弱,右下肺可闻及少量湿啰音。心界不大,心律127次/min,心律齐,各瓣膜未闻及杂音。双下肢无水肿。入院初步诊断:肺炎;低氧血症。
家族史:父母体健,否认类似反复肺部感染病史。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可见白细胞计数19.56×109/L,红细胞计数1.62×1012/L,血红蛋白44.00 g/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7.3%;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提示核左移;降钙素原3.080 μg/L;C反应蛋白≥1.92 g/L。心电图:窦性心动过速,QT间期延长;心脏超声:三尖瓣轻度关闭不全,轻度肺动脉高压表现;腹部超声未见异常;胸部CT(图4B):双肺纹理增多、增粗、紊乱,左肺上叶及右肺各叶弥漫斑片状、片絮状、条索状、结节状密度增高影、边界模糊,部分病灶内见空气支气管征及不规则空洞,邻近胸膜增厚、牵拉,右侧为著,右侧胸廓塌陷。经支气管镜肺活检(图5):镜下为慢性炎性改变。超声下经皮肺穿刺(图6):真菌培养(肺组织)阴性;穿刺组织送检NGS可见肺炎克雷伯菌(序列数1),免疫原分枝菌(序列数1)。病理检查(肺组织)镜检均为变性坏死物,为炎性纤维组织及凝固坏死物(干酪样坏死),无肉芽肿,形态学提示结核。
PPD试验、结核-DNA、X-Pert结果阴性,自身抗体、人免疫缺陷病毒、梅毒螺旋体颗粒试验、乙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EB病毒和肿瘤标志物试验均未见异常。
入院第1天患者有高热,最高体温40.3 ℃,给予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9片/d)、伊曲康唑(0.4 g/d)、哌拉西林舒巴坦钠(13.5 g/d)抗感染,并予吸氧、输注红细胞纠正贫血,补钾、钠纠正电解质紊乱、补充白蛋白等支持治疗。
第2、3天患者无发热,患者偶有咳嗽、少量白痰,活动后仍有气促,考虑当前抗感染方案有效。请营养科指导进食优质蛋白,并额外补充肠内营养液改善营养状况。
第4天下午患者再发高热,体温39.8 ℃,给予布洛芬口服、补液后体温可恢复正常,第5天清晨仍高热,仍需退热药降温,同时患者痰液细菌及真菌培养+鉴定结果回报:检出肺炎克雷伯菌,ESBL检测阴性,美罗培南敏感,KB为26 mm,阿米卡星敏感,MIC≤2.0 mg/L,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MIC为8.0 mg/L,头孢哌酮/舒巴坦为中介,KB为19 mm。由于使用当前抗生素后患者仍有高热,依据痰培养及药敏结果,考虑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效果欠佳,遂停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加用美罗培南(1.5 g/d)、阿米卡星(0.5 g/d)加强抗感染。
第6、7天患者仍高热,考虑抗感染方案欠佳,停用美罗培南、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针对肺炎克雷伯菌更改方案为阿米卡星(0.5 g/d)+磷霉素(8 g/d)+伊曲康唑(0.4 g/d)。
第8天患者仍有发热,但峰值有所下降,最高体温38.5 ℃,同时患者咳嗽、咳痰、活动后气促较前有所好转,复查炎症指标较前明显下降;第9天无发热,再次加用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抗感染,在之后的住院周期内患者无发热,2021年8月复查胸部CT(图4C)可见肺部病变大致同6月,右肺上叶尖后段见一团块密度增高影,最大层面约为5.0 cm×3.0 cm,边缘欠光滑,内见支气管充气象,邻近胸膜增厚、牵拉,右侧为著。与2021年6月CT对比,右肺上叶尖后段病变较前增多,余双肺病变较前吸收。
在获得患者的同意后,将其血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报告显示患者X染色体CYBB基因IVS7/DC7位点发生突变(c.804+2T>C)。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院指南[1],该突变判定为致病性变异,证实该患者是常染色体遗传的慢性肉芽肿病(CGD),在此基础上,一代测序结果进一步证实了CGD,同样的,一代测序报告显示(图7),患者X染色体上CYBB基因存在(T/C)突变。


最后以阿米卡星(0.5 g/d)+伊曲康唑(0.4 g/d)+磷霉素(8 g/d)+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9片/d)巩固治疗1周,患者症状明显好转后出院。出院后嘱患者继续口服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和伏立康唑预防性抗感染,出院后15 d、半年曾返我院复诊,患者易咳嗽、咳痰、发热的症状较住院前明显减少,也未因肺炎再次住院。2022年2月门诊复查胸部CT(图4D)与2021年8月 CT对比:双肺病变较前吸收,以右肺上叶为著,余大致相同。建议患者出院后咨询血液内科、遗传病诊断科有关于造血干细胞移植事宜,但由于患者个人原因,出院后患者未考虑该治疗。
慢性肉芽肿病(CGD)是由编码吞噬细胞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亚基的5个基因中的其中一个基因发生突变引起的[2]。由于遗传了有基因缺陷的X染色体(gp91phox)或常染色体(p47phox,p67phox,p22phox,p40phox),导致CGD患者细胞中超氧化物生成和杀灭细菌和真菌的能力下降,使他们容易遭受严重、反复、危及生命的感染[3]。肺、淋巴结和肝脏感染是最常见的部位[4]。约40%的CGD患者发生过侵袭性真菌感染,包括曲霉和假丝酵母菌,感染部位主要是肺部。金黄色葡萄球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等细菌感染也有报道[5, 6]。淋巴结脓肿在CGD中也很常见,通常为细菌性,多与葡萄球菌感染有关[7]。迄今为止,CGD唯一的治疗方法仍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移植供体、移植并发症以及治疗时机和治疗规范化等问题亟待达成共识[8]。值得注意的是,预防性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的使用可以降低CGD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延长患者寿命[9]。尽管如此,CGD仍然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
虽然CGD通常在儿童时期被确诊,但患者也有可能在成年后被诊断。大多数CGD患者在出生后2年内出现症状,因反复出现细菌和真菌感染及炎症而被确诊[10]。在世界范围内的CGD临床研究中,研究对象大多是儿童,或在儿童时期确诊并存活到成年的患者,由于缺乏特效药,仅50%的CGD患者能存活至成年,幸存的患者往往经历生长衰竭、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慢性呼吸困难、非感染性肝病和自身免疫表现[11]。由于CGD的罕见性,临床医生对其认识度较低,常导致CGD患者延迟到成年才确诊,有研究报道,CGD的发现最常见于其他家庭成员被诊断后而确诊,其次是非免疫学专家的怀疑,由免疫学家来诊断,以及在使用全基因组测序寻找代谢性疾病时偶然发现。CGD的误诊以肺结核为主,其次是结节病和炎症性肠病。
此外,成人确诊的CGD在国外也鲜有报道,Liese等[12]对11例晚期确诊为CGD,确诊年龄为13~43岁的CGD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晚期患者首次出现临床症状的中位年龄为3~6岁,但平均确诊年龄为22岁。他们发生严重感染的几率低于普通的CGD患者。在这11例X连锁遗传的患者中有8例患者的细胞色素b558存在低表达,而这在普通的CGD患者中是检测不到的。此外,有9例患者检出残余活性氧代谢物,这些残留的功能可能解释了感染发生率低的原因。Akyıl等[13]报道了2例成年期确诊的CGD,第1例为26岁女性患者,因呼吸衰竭和耐多药结核病入院,患者在10岁时被诊断为肺结核,11岁时被发现有肉芽肿性炎症,并定期接受抗结核治疗,疗效欠佳,21和24岁时再次确诊结核,但抗结核治疗后疗效欠佳。此外,该患者父母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妹在童年时期就去世了,该患者的硝基蓝四唑试验(NBT)结果为阴性,最终考虑诊断为CGD。第2例为19岁男性患者,因持续发烧和胸痛1周而入院。患者在过去两年反复发生上述症状,但没有结核的证据,二氢罗丹明试验阴性,考虑为CGD。但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两例患者进行基因测序,以确诊CGD并明确基因突变的类型。
本例患者有长达4年反复肺部感染的病史,在不同住院时期病原学检测提示不同的病原菌,分别有结核分枝杆菌、军团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多食伯克霍菌和真菌感染等,且一般抗感染、抗真菌治疗对患者的效果欠佳,住院周期较一般肺部感染患者长,但现有的检查结果不支持临床上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进而行全基因组测序而确诊。如上述分析,该患者延迟发病的原因可能是突变的区域残留了部分能正常表达的mRNA,导致NADPH氧化酶存在部分活性,使得患者有轻微的免疫功能从而保护患者免受感染,直至成年期才被确认。
同时,我们也建议该患者父母、妹妹进行了二代测序,结果回报均未找到CGD致病基因表达,根据孟德尔X伴性隐性遗传规律,其父无症状,不携带致病基因。患者致病基因由其母遗传,其母应为隐性携带者,其妹有1/2的几率同为隐性携带者。
总之,对于任何不明原因的复杂感染、脓肿、肉芽肿形成的病例,不论诊疗的对象为儿童或成人,都应将CGD加入鉴别诊断中,并尽可能完善粒细胞活性检测、全基因组测序等检查,排除CGD,因为CGD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预防性抗感染以及遗传咨询对这类患者的远期生存尤为重要。
莫华恒, 梁勋斯, 刘丽华, 等. 成人CYBB基因异常慢性肉芽肿病1例[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3, 46(5): 493-497.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20815-00684.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