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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叶状肿瘤(phyllodes tumors)是一种具有上皮-间质双向分化的纤维上皮性肿瘤。叶状肿瘤首次由Muller于1838年报道,命名为"叶状囊肉瘤"。1981年WHO组织学分类推荐使用"叶状肿瘤"这一术语,以避免潜在的过度治疗风险。叶状肿瘤相对少见,占所有原发乳腺肿瘤的0.3%~1.0%。几乎所有叶状肿瘤均可复发。约有9%~27%的恶性叶状肿瘤可发生远处转移,肺为其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准确鉴别叶状肿瘤的良恶性对患者的术式选择及预后评估尤为重要。目前,组织形态学虽然是诊断乳腺叶状肿瘤及其分级与预后评估的首要依据,但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交界性叶状肿瘤的诊断可重复性较低。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比较研究了各种标志物在不同级别叶状肿瘤中表达的差异,希望找到一些可靠的辅助诊断或预后评估方法,有助于临床设计合理的治疗方案。
虽然两者同属于良性纤维上皮性肿瘤,但与细胞性纤维腺瘤不同,叶状肿瘤的诊断提示临床需要切缘阴性的完整切除。对术后再次发生的病例,明确诊断为临床判断是否为复发或新发病灶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两者在组织形态特征上具有一定重叠性,在穿刺活检标本中,两者的鉴别诊断可重复性较低。因此,鉴于在一些研究中得出两者预后无差异的结论,WHO推荐在少数病变类型鉴别困难的穿刺样本中,可以使用"良性纤维上皮性肿瘤"的诊断。关于两者本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研究报道,MED12在纤维腺瘤(59%~67%)和叶状肿瘤(45%~67%)中出现高频突变[1],表明纤维腺瘤和叶状肿瘤可能存在共同的遗传学改变,MED12突变可能是触发两者发生的相关因素。二者相似的形态学和分子改变进一步佐证了"良性纤维上皮性肿瘤"名词的临床可应用性。另一方面,纤维腺瘤是否线性进展为叶状肿瘤,证据目前尚不明确。实际工作中我们观察到许多叶状肿瘤先前没有纤维腺瘤的发生,且并非所有的叶状肿瘤都有纤维腺瘤样区域。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纤维腺瘤同时伴发叶状肿瘤的病例和纤维腺瘤进展为叶状肿瘤的病例均进行了测序分析,发现叶状肿瘤的发展并不严格遵循从纤维腺瘤到叶状肿瘤的线性进展规律[2],有些叶状肿瘤还存在其他的遗传性改变。例如,有研究者发现TERT作为在叶状肿瘤中突变较频繁的基因,在纤维腺瘤中未发现突变[3]。TERT-124C>T启动子热点突变结合TERT基因拷贝数的分析有助于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高达100%,尤其在多灶性复发性纤维腺瘤和良性叶状肿瘤的病例中[4],具有一定的辅助意义。另一组研究者Yoshida等[5]发现少许纤维腺瘤可以出现TERT突变。上述研究结论的差异归结于纳入研究的样本分类标准不一或者部分纤维腺瘤进展为叶状肿瘤。此外,目前有报道叶状肿瘤中新发现的FLNA、SETD2、KMT2D等基因突变在纤维腺瘤中很少发现,认为可能对两者鉴别有一定的参考意义[1]。
两者的鉴别诊断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术前穿刺活检组织中诊断为化生性癌的患者,临床需要考虑是否进行新辅助化疗和前哨淋巴结活检,这不同于以手术完整切除为主的叶状肿瘤治疗方案。
高相对分子质量角蛋白(如34βE12、CK5/6、CK14)、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或p63弥漫阳性表达时有助于化生性癌的诊断[6]。值得注意的是,恶性叶状肿瘤间质成分可出现细胞角蛋白及p63局灶阳性的表达模式[7],因此用于判读诊断时需要紧密结合组织学形态基础,尤其是穿刺活检标本。p40在化生性癌中的表达特异度较p63高,但灵敏度较低。与p63类似,p40也可以在叶状肿瘤有局灶性表达。CD34在乳腺梭形细胞肿瘤的鉴别诊断中具有辅助作用,表现为CD34在梭形细胞化生性癌中不表达,而在叶状肿瘤中可表达。其他标志物如bcl-2和CD117的阳性表达较多见于叶状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表达间的交叉性,使得近年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入基因表达谱。Tan等提出16个基因组合模板[8,9]:研究表明化生性癌中仅发现TP53和PIK3CA等致癌相关基因的突变,并未发现叶状肿瘤中常见的MED12、黄酸受体α(RARA编码)和TERT等基因突变,可作为两者鉴别诊断的有利依据。
总之,恶性叶状肿瘤和梭形细胞化生性癌的鉴别诊断应在依据组织学形态基础上,结合一组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高相对分子质量角蛋白、p63和CD34等)来协助诊断[10]。恶性叶状肿瘤和原发性肉瘤的鉴别需要在充分寻找叶状结构的前提下,综合特异分化性标志物如S-100蛋白、SATB2、结蛋白等,并排除转移的潜在可能,必要时辅助基因检测。在穿刺标本中,两者鉴别尚存在困难,可在明确恶性成分的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诊断,建议临床以手术切除标本为最终诊断结果。
叶状肿瘤准确的分级有助于评估其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性,对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至关重要。如何减少判读的主观差异性和客观量化叶状肿瘤的分级标准,尚未得到明确结论。如间质异型程度在"轻度"和"中度","中度"和"显著"之间的判定容易混淆。当同一个叶状肿瘤出现不同区域不同分级特征性改变时,如何定性也存在主观差异性。
一些早期研究报道显示,p53、EGFR、CD10、VEGF、CD34、Ki-67、CD117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与叶状肿瘤分级显著相关[1,11,12]。其中,p53、EGFR、CD10、VEGF在叶状肿瘤中的表达与其组织学分级呈正相关,CD34则呈负相关。个别标志物可能与肿瘤复发、转移有关。Tariq等[13]对82例叶状肿瘤进行预后分组分析,显示CD10的高表达与叶状肿瘤的转移/复发组密切相关,但转移和复发两组相比较,未发现明显相关性。Ki-67作为细胞增殖标志物,其表达随叶状肿瘤级别增高而增加,在良性、交界性和恶性叶状肿瘤中,平均Ki-67阳性率分别为0~11.5%、1.7%~32.1%和7.6%~50.0%,表明Ki-67阳性指数范围在各级别叶状肿瘤中存在明显的交叉重叠。虽然不同的研究报道中所提出的Ki-67截断值均具有差异[14,15],但多数截断值接近10%,Ki-67阳性指数>10%与肿瘤预后差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但这一观点缺乏后期循证数据进一步证实。另外,有研究发现CD117表达不仅与肿瘤间质内的肥大细胞相关,而且在排除肥大细胞干扰后,与叶状肿瘤的恶性组织学特点及总体生存率相关[16,17]。该标志物在纤维腺瘤的上皮区域弥漫表达,在叶状肿瘤间质中表现为肥大细胞增多现象(CD117染色),且恶性叶状肿瘤肥大细胞数量比良性和交界性肿瘤增多,提示其在纤维腺瘤和叶状肿瘤鉴别诊断中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也解释了CD117表达的叶状肿瘤未发现活化的C-KIT基因突变的原因。
已有研究表明,叶状肿瘤存在MED12、RARA、FLNA、SETD2和KMT2D基因的体细胞突变,在此基础上,交界性和恶性叶状肿瘤中发现了包括TP53、RB1、EGFR和NF1等在内的更多致癌相关基因高频突变,并伴有拷贝数改变;拷贝数增多可能与叶状肿瘤级别增高有关[8,9,18]。同时,PAX3、SIX1、TGFB2、HMGA2和HOXB13在交界/恶性叶状肿瘤的间质成分中也呈表达增加趋势[18,19,20]。叶状肿瘤中检测到TERT启动子-124C>T热点突变和/或TERT基因扩增,不仅适用于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在良性、交界性、恶性叶状肿瘤中TERT突变率分别为18%、57%和68%(P<0.01),提示TERT mRNA表达增加在不同级别叶状肿瘤诊断及进展中的潜在作用[3]。
近年来,上皮-间质相互作用被认为在叶状肿瘤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恶性叶状肿瘤的间质成分中可发现CXCR4的水平升高[21]。研究表明叶状肿瘤上皮成分和间质成分存在着共同的遗传改变,如染色体3p和1q的等位基因失衡。良性叶状肿瘤的间质细胞增殖依赖于上皮成分中Wnt通路异常,Wnt5a表达为该肿瘤恶性进展的独立因素[22]。已被证实受Wnt信号通路影响的上皮分化标志物E-cadherin,在叶状肿瘤上皮细胞中的表达与复发及较短的生存时间有关[23]。β-catenin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也与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但对该标志物的染色定位和级别相关性存在争议。有研究报道其在良性及交界性叶状肿瘤中,间质细胞胞核表达阳性率随组织学分级的增加而升高,在恶性叶状肿瘤中表达有下降趋势(其表达率仍高于正常乳腺和良性叶状肿瘤)[24]。同样的结论也见于Tsang等[25]的一组病例研究,但研究结果显示β-catenin的阳性定位主要表现为间质细胞胞质。Ho等[12]则得出该标志物在恶性叶状肿瘤间质细胞胞核中高表达的结论,提示不同的抗体会影响其在细胞中的着色部位,导致结果出现差异。
判读指标的主观化和肿瘤的异质性,导致部分叶状肿瘤级别诊断存在难点。从临床治疗决策关键点出发,首先明确是否为恶性叶状肿瘤是重要的鉴别点。一些肿瘤仅表现为部分区域恶性组织学特征时,建议将此类肿瘤分类为交界性叶状肿瘤伴有恶性转化。结合主要的恶性组织学特征,和/或存在恶性异源性间质分化,参考一组标志物如p53、CD34、CD10、VEGF、β-catenin、Ki-67以及异源性成分分化标志物如S-100蛋白、SATB2、结蛋白等用以诊断,必要时辅助相关基因检测。
有关叶状肿瘤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肿瘤发生、发展及靶向热点等方面。早期研究认为,基因不稳定性是叶状肿瘤早期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19]。叶状肿瘤普遍出现拷贝数异常,而纤维腺瘤中尚未发现。研究证实与交界性/恶性叶状肿瘤相关的遗传性改变常见于染色体1q、5p、7、8获得,6、9p、10p、13q缺失,其中染色体1q获得,9p和13q缺失最为常见。且1q获得和13q缺失倾向于同时发生。9p21片段缺失在恶性和交界性叶状肿瘤中频率较高,导致纯合性缺失,该片段包括p16INK4a位点(CDKN2A基因)。根据基因不稳定性这一特点支持将叶状肿瘤分为2级,其中,核型复杂、拷贝数增多、杂合性缺失(LOH)和甲基化等与叶状肿瘤的恶性演进有关[10,19]。杂合性缺失7p12.3-13常见于恶性叶状肿瘤,3p24则更常见于良性和交界性叶状肿瘤。叶状肿瘤中RASSF1A与TWIST1基因甲基化明显增加,且TWIST1甲基化与叶状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关。在恶性和交界性叶状肿瘤中还发现了CDKN2A基因甲基化,该基因甲基化后的失活可能在叶状肿瘤的恶性进程中起重要作用。
前述MED12在纤维腺瘤及叶状肿瘤中均可以出现高频突变,是同一乳腺纤维上皮性肿瘤从纤维腺瘤进展到叶状肿瘤谱系的关键驱动因素[26],可作为特异标志物应用于临床。具有MED12突变的叶状肿瘤其患者往往无复发生存时间更长。其突变机制与多条通路相关。(1)雌激素受体(ER)信号通路:MED12直接作用于雌激素ERα、ERβ,敲除MED12基因表现为ERα蛋白含量减少[27],这表明恶性叶状肿瘤可能失去激素依赖,但需要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功能作用。(2)Wnt细胞信号转导通路:MED12基因和TERT基因启动子的高频率突变与Wnt通路相关[28,29]。良性和交界性叶状肿瘤中可检测到与β-catenin通路相关的体细胞遗传改变显著增加;同时,MED12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cyc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CDK)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使Cyclin C-CDK8/CDK19活性丧失,促进RAD51B表达并最终发生肿瘤[30,31]。(3)与TERT、RARA协同突变:MED12基因突变的纤维上皮性肿瘤中,伴发着TERT、RARA高频突变,表明三者具有协同作用。在叶状肿瘤中TERT和RARA高频突变,仅次于MED12。与MED12突变相似,两者突变仅限于叶状肿瘤的间质成分,共同参与雌激素信号传递,是乳腺癌细胞雌激素的靶基因。
综上所述,对于叶状肿瘤鉴别诊断和分级诊断难点,应以组织形态作为诊断基础,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临床实践中仅具有辅助参考作用。近年研究证明叶状肿瘤存在一系列体细胞遗传性基因特异性改变,如叶状肿瘤中高频MED12、RARA和TERT等基因突变,交界性和恶性叶状肿瘤中的TP53、RB1、NF1、PTEN、PIK3CA、ERBB4、EGFR、SETD2和KMT2D/MLL2等的分子特征改变,有助于了解其发病机制及预测预后。为探讨潜在的靶点,特别是为恶性叶状肿瘤中提供有效的治疗策略。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