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COVID-19）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传染病，基本特征以肺部炎性病变为主。目前正在全球迅速蔓延。该文比较近二十年间发生的两次人类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COVID-19的病原特点、受体分布、临床表现和病理改变，试图揭示COVID-19的病理生理机制，为治疗患者和疫情管控提供新思路。分析表明，由于2019-nCoV和SARS冠状病毒在人体细胞上有相同的受体（ACE2)，因而它们可能有相同的靶器官，如肺、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病理改变除了病毒直接损伤靶器官中的功能细胞外，还与病毒诱导靶细胞产生促炎因子造成局部严重炎性反应有关。同时，促炎因子还过度激活了免疫细胞尤其是单核-巨噬细胞和T细胞，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形成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过量的细胞因子不但加剧了靶器官的炎性反应，还引起T细胞凋亡和免疫功能失调，造成免疫缺陷而不能有效清除病毒并造成继发感染。因此，在重症患者的管理上，除了生命支持及抗感染治疗外，有效控制肺部炎性反应和系统性拮抗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有助于纠正缺氧，避免多器官衰竭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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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初至今20年间，人类正在经历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为特征的第3次传染性疾病大流行。2002至2003年，流行于中国广东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由SARS冠状病毒（coronavirus，CoV）引起，造成8 098人感染，774例死亡，病死率约为10%[1]。2012至2014年流行于中东地区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由MERS-CoV引起，造成855人感染，333例死亡，病死率高达30%~40%[2]。2019年12月开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COVID-19），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截止到2020年3月25日，2019-nCoV在中国已经造成超过81 200人感染，病死人数已超过3 280人，粗病死率约为4.0%[3,4,5]。钟南山团队对全国552个医院1 099例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潜伏期、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数据显示，大部分患者为轻症患者，15.7%的患者转为重症，总病死率为1.4%，远低于全国粗病死率和之前的SARS病死率[6]。近期，COVID-19已波及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疫情正在迅速扩散之中。为此，WHO于2020年1月30日正式宣布本次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3月11日又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定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7]。中国各省市区相继实行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并使疾病的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8]。本文从引起2次人类冠状病毒疾病的病原开始讨论，比较2种病毒的生物学特点和它们的共性和差别，并从SARS-CoV和2019-nCoV病毒受体在人体器官分布状态预测2019-nCoV可能的靶器官、病理变化和致病机制及传播途径，为进一步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有效控制COVID-19疫情扩散提供新思路。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流行后不久，中国研究团队率先从患者的呼吸道样本中分离并鉴定出了病原病毒（命名为2019-nCoV），并发布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世界共享[9]。通过与SARS-CoV和MERS-CoV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这3株冠状病毒在进化上有一定关联，但2019-nCoV是一种新病毒[9,10]。
2019-nCoV和MERS-CoV之间的同源性仅为50%。相比之下，2019-nCoV和SARS-CoV之间的同源性接近80%，其基因组和从云南菊头蝠分离出来的1株冠状病毒的同源性高达96%。据此推测2019-nCoV的自然宿主和SARS-CoV及MERS-CoV一样，也是蝙蝠[11]。研究表明，SARS-CoV的中间宿主是果子狸[12]，MERS-CoV的中间宿主是单峰骆驼[13]，2019-nCoV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但尚未最后确定[14]。
从病毒分类上分析，尽管引起这3次传染性疾病的病毒种类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rnaviridae）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冠状病毒是一种有包膜的RNA病毒。根据基因组特点，冠状病毒科分为两个亚科。其中之一亚科包括α、β、γ和δ 4个属。目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均属于α和β属，共7个种：即HCoV-229E、HCoV-I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MERS-CoV和2019-nCoV。前4种均为α属，主要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是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后3种即SARS-CoV、MERS-CoV和2019-nCoV均为β属[9,10,11,15,16]，主要引起人类下呼吸道感染，是近二十年来引起3次暴发性流行肺炎的病原病毒[17]。
从病毒形态结构上分析，通过透射电镜观察，2019-nCoV呈圆形、椭圆形或多形性颗粒，直径为60~140 nm[10]。表面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S蛋白）均匀分布如冠状。病毒的包膜和细胞膜非常相似，由双层脂质和膜蛋白组成。病毒内部的核衣壳由正链RNA和衣壳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N蛋白）结合而成，其结构为对称螺旋状[18]。和其他所有病毒一样，冠状病毒不能独立复制，只能在被感染的宿主细胞内借助于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合成系统合成病毒蛋白，并以自身编码的依赖RNA的RNA聚合酶复制其基因组，再组装成完整的病毒颗粒释放并感染更多的宿主细胞。
从病毒基因结构上分析，2019-nCoV具有典型的冠状病毒RNA基因组结构[9,10,11,15,16]。3种冠状病毒基因组由26 000~32 000个核糖核苷酸（2019-nCoV共有29 829个核糖核苷酸）组成，基本结构高度保守。即从5′端到3′端按序为5′-非翻译序列（UTR）-RNA聚合酶读序框（ORF1ab）-S蛋白（棘突蛋白）-E蛋白（envelope protein，包膜蛋白E）-M蛋白（membrane protein，膜蛋白M）-N蛋白（核衣壳蛋白）-3′非翻译序列。5′端有一个帽，3′端是poly(A）尾巴。冠状病毒基因组大约用67%的序列编码RNA聚合酶，剩下的基因组用于编码其他结构蛋白和辅助蛋白[15,16]。目前研发的real time PCR检测方法大多数是在RNA聚合酶区（ORF1ab）和N结构蛋白的保守区域选定的靶标[9,10,11,19]。完整的冠状病毒RNA聚合酶是一个由16个非结构蛋白质组成的复合物，除了作为RNA依赖RNA聚合酶功能外，还涉及阻断宿主细胞自身蛋白质合成、病毒蛋白加工、病毒RNA解旋、复制与组装等功能。其次，通过RNA链的切换，可导致RNA重组，加上依赖RNA的RNA聚合酶在复制过程中容易出现碱基配对错误形成点突变，从而增加病毒基因组的多样性作为病毒进化的一个重要机制。由于RNA聚合酶为病毒所特有，它常成为抗冠状病毒药物的靶点，如受到广泛关注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就是一个冠状病毒RNA聚合酶的抑制剂[20]。
研究表明，冠状病毒感染人体是通过病毒表面的棘突蛋白（S蛋白）与人体细胞表面特定的蛋白酶分子（受体）结合而进入细胞的[18]。棘突蛋白S是细胞表面受体的配体。配体和受体特异结合，其亲和力可能和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有关。SARS-CoV在人体细胞的受体是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Ⅰ转化酶2(ACE2)[21,22]。MERS-CoV的受体是DPP4（CD26）[23]。冠状病毒S蛋白是一种糖蛋白，在包膜脂质层表面形成三聚体而存在。S蛋白有两个区域：S1和S2。S1组成棘突的头部；S2组成棘突的基底部。受体结合区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位于S1区域表面，其关键结合位点（receptor binding motif，RBM）仅有数个氨基酸[9,24]。S蛋白结合点上的氨基酸序列不仅决定和ACE 2受体结合的亲合力，还为病毒疫苗开发提供关键的抗原信息。
这次2019-nCoV病毒基因序列确定不久，Lu等[9]根据2019-nCoVS蛋白氨基酸序列，以SARS-CoV S蛋白为模板，利用生物信息学模拟技术（homology modeling）推测ACE2是2019-nCoV S蛋白的受体。与SARS-CoV S蛋白相比，尽管2019-nCoV受体结合点上5个关键氨基酸（Asn439, Asn501, Gln493, Gly485, Phe486）中的4个氨基酸发生了变化，但在三维结构上2019-nCoV与SARS-CoV S蛋白却非常相似，可以和ACE2分子在空间上完美地结合。上述推测很快被细胞培养的实验室方法证实，即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是2019-nCoVS蛋白的受体[9,21,22,24]。这些研究为2019-nCoV感染人类引起COVID-19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新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中国西湖大学的研究人员分别用冷冻电镜技术解析了2019-nCoV的S蛋白，受体ACE2及S蛋白-ACE2复合物的三维结构[25,26]。结果表明，2019-nCoV的S蛋白和SARS-CoV S蛋白在整体结构上非常相似。自然状态下S蛋白是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同源三聚体形式存在。ACE2是一个跨膜蛋白，自然状态下以同源二聚体形式存在。当S蛋白与ACE2结合时，S蛋白三聚体与ACE2二聚体之间有多个基团相互作用，并通过ACE2蛋白酶和其他蛋白酶使S蛋白裂解，促进细胞内吞作用而增强病毒入侵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SPR）研究介导这种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特性时发现，2019-nCoV S蛋白与ACE2胞外域结构之间的亲和力是SARS-CoV S蛋白的10~20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2019-nCoV具有更强的感染性，更易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扩散从而引起暴发性流行。这些研究对揭示2019-nCoV的致病机制和疫苗的研发也有重要意义。
ACE2蛋白在人体组织器官中广泛存在。Harmer等[27]用定量RT-PCR的方法在6例尸检72种人体组织中系统检测了ACE2的分布和表达水平。结果发现，ACE2集中分布在呼吸道和肺、肾脏、消化道尤其是小肠、心血管和皮肤组织中。在脑、脾脏和淋巴组织中表达量很低。Ding等[28]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原位杂交方法在4例SARS尸检和1例非SARS尸检的人体组织中在细胞水平上显示了ACE2的分布和表达。结果发现ACE2在气管/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消化道上皮细胞、心肌细胞、肾远曲小管上皮细胞、汗腺上皮细胞、肺泡内单核-巨噬细胞以及肾上腺、甲状旁腺、垂体、胰腺、脑中均有高水平表达。与Harmer等[27]用RT-PCR方法测定的结果相吻合。但在气管/支气管黏液腺上皮细胞上不表达。更重要的是，丁彦青团队用SARS-CoV S蛋白和N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及SARS-CoV RNA聚合酶的探针直接显示上述ACE2高表达的SARS尸检人体组织的细胞中存在SARS-CoV，而在ACE2不表达或非SARS尸检相应的ACE2高表达细胞中则不存在SARS-CoV[28,29]。类似的结果也在更多的尸检病例中用其他方法得到了证实[30,31]。上述研究提示，作为SARS-CoV和2019-nCoV的共同受体，ACE2高表达的器官可能也是2019-nCoV冠状病毒感染的主要靶器官。这些器官包括肺、心脏、肾脏、消化道和皮肤，以及肾上腺、甲状旁腺、垂体、胰腺、脑等组织器官。重要的功能细胞包括Ⅰ型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小肠上皮细胞、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肾远曲小管上皮细胞、汗腺上皮细胞以及单核-巨噬细胞。
ACE2是一个具有蛋白酶活性的膜蛋白。尽管ACE2在全身各重要器官包括肺脏有着广泛的分布，但它的生理功能尚不十分清楚[32]。一般认为ACE2通过把具有生物活性的血管紧张素Ⅱ转换成血管紧张素（1-7）以拮抗ACE1的升压功能，参与血压平衡的调节。在肺脏，ACE2可以降解活性缓激肽DABK而具有抗炎性反应的作用[33]。显然，ACE2在肺组织中的高度表达对阐明SARS-CoV和2019-nCoV引起急性重症肺炎的病理机制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SARS-CoV和2019-nCoV利用同一细胞表面受体（ACE2）进入人体细胞。因此推断它们的靶器官、致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可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从临床特征看，2019-nCoV引起的呼吸道感染大致可分为轻症（包括轻型和普通型）和重症（包括重型和危重型)。轻症约占85%，重症约占15%[6]。从临床表现看，最常见的全身症状是发热和乏力，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而消化道症状如腹泻和呕吐很少见。轻症转化为重症时（约15%）患者除上述症状外，表现类似于SARS的症状。在发病1周后则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急性呼吸衰竭或多器官衰竭最终导致死亡。有的重症型患者可伴有急性心肌损伤、脓毒血症和真菌感染[3,4,5,6]。
从实验室检查结果看，2019-nCoV发病早期大多数患者出现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计数降低[6]。部分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血浆中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6、IL-10、IL-1β、γ干扰素、IP10和MCP1水平明显升高[34]。肺部CT影像学早期呈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典型的改变为多发斑片状、磨玻璃样影和双侧多发小叶及亚段实变影[35]。
可以看出，2019-nCoV引起的重症肺炎从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肺部影像学特点与SARS有许多相似之处[1,3,4,5,6]。
通过对4例SARS尸检组织学检查，丁彦青团队利用常规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及免疫荧光等方法，对SARS-CoV引起的全身病理变化做了系统而详尽的研究[28,29,36]。结果显示，肺脏、血管和免疫系统是病毒的主要靶器官。肺部大体病变包括广泛性实变、灶性出血和坏死。镜下可见肺泡内充满脱落的肺上皮细胞、纤维蛋白性渗出物。渗出物含有炎性细胞包括大量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肺泡壁透明膜（hyaline membrane）广泛形成。少数肺泡上皮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可见病毒包涵体。少数肺泡上皮细胞和单核-吞噬细胞形成多核巨细胞。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增生明显。间质有炎性细胞浸润。可见免疫器官损伤性变化包括脾脏明显萎缩，脾脏白髓和淋巴结灶性坏死，并伴有大量淋巴细胞凋亡及单核-吞噬细胞的增生[28]。血管炎、血管壁纤维样坏死和透明血栓形成在多个脏器中广泛存在。电镜观察显示血管内皮细胞变性。全身其他重要脏器包括心脏、肝脏、脑、内分泌腺及横纹肌均有不同程度的变性甚至坏死。意外的是，除了上述主要病理变化外，中国香港研究者在6例SARS尸检中，发现2例肺脏组织中有噬血细胞存在，即单核-巨噬细胞在过度活化状态下，吞噬正常的血细胞如红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或血小板[37]。这种现象可见于各种原因包括病毒感染引起的细胞因子过度产生，即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的状态。可见，由SARS-CoV引起的人体感染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以肺部炎性病变为主，脾脏、淋巴结和血管存在着广泛的炎性反应和坏死[28,29,30,36,37]。用Fas和Fas-L抗体做免疫组织化学发现淋巴细胞大量凋亡[29]。可以看出，这些具有病变的器官和SARS-CoV受体ACE2在人体内的分布密切相关，因而这些器官成为SARS-CoV，或者2019-nCoV的靶器官。
为了进一步阐明SARS-CoV引起的SARS的病理生理机制，丁彦青团队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原位杂交的方法显示SARS-CoV感染的靶细胞即ACE2阳性细胞[28]。同时检测了多种促炎细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在被病毒感染的靶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促炎性因子MCP1、TGF-β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和IL-6在这些感染的靶细胞中均有较高水平的表达，而在ACE2阴性的细胞中或非SARS人体组织中表达量很低或不表达。为细胞促炎性因子在SARS-CoV感染病理生理中的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29]。
通过临床观察、病理发现、动物模型和实验室研究表明，SARS-CoV感染人体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除了病毒直接引起靶细胞损伤（cytopathic effect）外，可能和人体免疫系统对病毒感染的过度反应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有密切关系[28,29,30,31,38,39]。冠状病毒感染人体细胞诱导细胞炎性因子和趋化因子大量释放，非特异性地活化单核-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又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形成一个正反馈环。这些细胞因子一方面刺激单核-巨噬细胞大量增生；另一方面诱导淋巴细胞（尤其是T细胞）大量凋亡，使免疫系统紊乱和获得性免疫缺陷，引起继发感染[29,38,39,40,41]。
新近，中国有关2019-nCoV肺炎尸检病例已经报道[42]，发现全身器官以肺脏病变最为明显。切面可见大量黏稠分泌物，灶性炎性病变和出血。细支气管及末稍支气管可见坏死物、渗出物及黏液形成的支气管栓。然而，这种个例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或与基础疾病有关需要进一步证实。另外1例局限性尸检镜下观察发现，肺脏呈现弥漫性肺泡损伤，见肺上皮细胞脱落，肺泡内大量细胞性渗出，透明膜形成。肺泡内可见肺上皮融合的多核巨细胞，但未见病毒包涵体。肺泡间质有炎性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肝脏和心脏有局部间质性炎性病变[43]。该患者生前血常规显示进行性淋巴细胞减少。流式细胞术免疫细胞分型发现CD4和CD8阳性T细胞均明显减少，且高表达细胞活化的标志物；而T细胞亚型Th17细胞相对增多，表明细胞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并且处于高度活化状态。从这有限的尸检结果来看，2019-nCoV肺炎和SARS-CoV肺炎的肺部病变和淋巴细胞改变有相似之处[28,29,30,31,36,42,43]，但需要更多病例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SARS-CoV和2019-nCoV肺炎的病原病毒、临床表现、细胞受体、病理变化、免疫系统的反应进行比较，认为这两种疾病有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图1），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尚待回答。第一，我们需要更多系统解剖病例的基础性观察与描述以确定靶器官和相应的病理变化。第二，用分子检测方法如特异性探针和特异性抗体对2019-nCoV在细胞水平上进行精确定位。第三，进一步确定中间宿主。在严密的生物防护条件下，建立动物模型，对2019-nCoV感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病毒和体内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问题。第四，认真总结临床诊疗过程中的经验，试图解析一些重要的临床现象如轻症和重症的个体差异，轻症转化为重症的条件和阻止转化的方法，无症状带毒患者的特点和检测方法，治疗后核酸检测阴性转变为阳性的机制和感染性，人群抗体转阳率，抗体持续时间以及对人体的保护性等。第五，利用目前对2019-nCoV获得的知识，加强国际合作，研发疫苗和特效抗病毒药物。
病毒通过飞沫或接触进入呼吸道，病毒S蛋白与呼吸道上皮细胞（Ⅰ型和Ⅱ型）表面的ACE2受体结合并侵入细胞。病毒在肺上皮细胞中繁殖，引起上皮细胞病变、死亡、脱落，造成弥漫性肺泡损伤（DAD)，同时释放大量病毒和促炎性细胞因子。病毒进入血液（病毒血症）感染全身其他器官包括血管内皮细胞、肝、肾、心脏、横纹肌、内分泌腺及消化道ACE2阳性细胞。靶细胞释放的促炎性细胞因子活化免疫细胞包括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促使这些细胞向肺脏和血管壁趋化聚集引起局部炎性反应以清除病毒，并同时释放细胞因子刺激免疫细胞形成正向反馈环引起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局部炎性病变和细胞因子不仅加剧了肺部及血管损伤引起肺组织渗出、水肿、透明膜形成，大量分泌黏液（黏液细胞活化）阻塞气道，最终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还导致T细胞大量凋亡造成细胞免疫缺陷。患者最终死于呼吸衰竭、全身缺氧、代谢紊乱、多器官衰竭或侵袭性继发感染。根据本模型，早期/轻症患者的治疗应以隔离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为主。对重症患者的治疗，除了有效的生命支持和抗感染治疗外，抗炎性因子治疗可能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本模型主要根据对SARS-CoV肺炎的理解和目前2019-nCoV肺炎的临床观察和有限的病理资料综合而成。需要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由2019-nCoV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是本世纪中国乃至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我们通过和17年前发生的SARS进行比较，试图从病原病毒、宿主受体、病理改变及机体反应诸方面揭示两种疾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从SARS肺炎中得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目前对COVID-19的认识，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第一，由于2019-nCoV的受体ACE2在人体组织器官中广泛存在，COVID-19很可能是一种系统性全身性疾病。它和SARS疾病相类似，一方面引起肺脏和血管系统的炎性反应，另一方面刺激单核-巨噬细胞造成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不仅加剧肺脏和血管内皮系统的炎性病变，而且诱导T细胞大量凋亡引起免疫缺陷。这可能是COVID-19重要的病理生理机制。第二，2019-nCoV是带有胞膜的RNA病毒。病毒基因组RNA分子受衣壳蛋白和胞膜的保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加上脂质胞膜具有较强的黏附性，使病毒颗粒黏附在物体表面和手上存活数小时或数天之久[44]，接触传染对本次防疫带来很大挑战。第三，由于2019-nCoV S蛋白与ACE2的亲合力是SARS-CoV的10~20倍，感染人体可能只需要极少的病毒量，使该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引起世界范围的大流行。第四，皂液能有效地溶解胞膜而使病毒灭活，因此，除了佩戴口罩阻断飞沫传播外，用皂液洗手是阻断传播途径的重要预防措施。第五，尽管病毒主要感染呼吸道，但由于病毒受体广泛存在于消化道、肾脏和汗腺等，粪、尿和直接接触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途径而不容忽视。目前这些考虑已经受到重视，防控措施已被纳入国家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45]。第六，人群对2019-nCoV普遍易感，但感染后疾病的病程和转归因人而异，只有少数患者成为重症，患者预后可能和个体免疫系统对病毒反应的差异性、年龄和伴随疾病有关。第七，对COVID-19的治疗，最初的治疗应以隔离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为主，因此，寻求有效的抗病毒药物阻止疾病由轻型转重仍是治疗的重点。第八，对于重症患者的治疗，除了有效的生命支持和抗感染治疗，抗炎性因子药物治疗及系统性透析疗法可能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第九，由于2019-nCoV是感染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对COVID-19全貌了解甚少。比如病毒的中间宿主至今尚未明确。因此，深入研究病毒的传播途径、流行规律、病理机制、病程预后、有效药物、疫苗开发及建立高效的防疫系统对控制本次乃至将来冠状病毒性疾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流行有重要意义。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