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肺癌的综合治疗中，外科手术治疗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肺癌手术学的发展历史上，国内外的学者经历了对肺局部解剖学的不断认识、对手术设备的不断创新、对手术方式的不断改革等之后，才逐渐奠定了目前肺癌手术学的地位和整体治疗框架。在肺癌手术诊治流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肺癌筛查、早诊早治、标准化手术流程、围术期快速康复、术后辅助治疗及随访的标准化诊治流程。肺癌手术学今天的成就是在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的，临床工作者应该回顾总结既往发展历史，从中汲取经验继续创造肺癌外科新的辉煌。文章对肺癌手术学的演进简史进行了总结概括，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肺癌手术史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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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意大利医师手术切除了一块感染的肺组织，开启了肺外科手术史的先河[1]。在之后的数百年胸外科实践中，手术治疗逐渐成为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我国胸外科先驱黄国俊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指出外科手术在胸部恶性肿瘤治疗中有着重要地位，多数情况下手术治疗是首选治疗方式，准确把握手术适应证及禁忌证，根治性切除治疗之后的患者可以获得治愈或者长期存活[2]。
上百年的肺癌外科实践表明，肺癌患者首选外科手术切除，辅助以术前及术后多学科综合治疗，可以获得最佳临床治疗效果。肺癌手术学的概念已从单一的外科治疗发展成为一门以肺癌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的科学。201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赫捷院士提出肺癌手术学的定义：肺癌手术学是在对肺癌流行病学、患者个体临床特点、局部解剖学及肺癌生物学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创建肺癌早诊早治及综合治疗体系，通过对肺癌患者精准TNM分期并全面评估手术适应证禁忌证后，选择规范化个体化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方案、精密的手术方案、麻醉方式、快速康复、术后辅助治疗方案、复诊随访全流程方案的学科。简明精炼的定义体现着循证医学和精准医疗的理念已经融入了肺癌治疗的方方面面，这些理念值得所有肺癌相关学科的医师切实贯彻运用在临床实践与科研工作中，尤其是胸外科医师。
和很多外科学的分支一样，胸外科的产生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历史事件。最早出现的以治疗为目的的胸外科手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当时最具权威的希腊外科医师曾在肋骨上钻孔为胸腔引流。在此后2 000多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诊断学、麻醉学的进步不断推动着胸外科的发展。
对于肺癌手术学的发展而言，充分认识肺的局部解剖学是肺癌手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根基。13世纪，阿拉伯内科医师是第1个发现肺循环的人，他指出血液在肺内与空气成分混合，再到达心脏的左侧[3]。1535年，德国医师在其出版的《解剖学》一书中对肺的解剖有了最初的描述[4]。1880年，瑞士解剖学家在一篇论文中对肺的解剖有了综合性描述，首次提出了左右两侧支气管的结构是不对称的。1889年，英国内科医师放弃了对支气管树纯粹形态学的描述，对肺支气管进行了命名，所有被命名的支气管分支达到约250个。20世纪30年代，英国医师在对肺脓肿患者进行体位引流时，发现背段有其独立的支气管和动静脉系统，其后人们将背段称为Nelson背叶，同时他认识到左肺中叶同源物的存在，提出了"舌叶"一词[5]。目前临床上所使用的多是1943年Jackson-Huber提出的气管支气管命名法[6]。关于肺淋巴系统的描述则可以追溯到1653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者在对狗进行解剖时，于胸膜上发现了淋巴结[7]。美国解剖学家在1937年出版的著作《The Lung》中对支气管、血管、淋巴引流、神经、胸膜等章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肿瘤的TNM分期系统最早由法国肿瘤研究所的学者在1943—1952年间提出并完善，在其提出TNM分期系统时曾一度被认为太简单，但自1968年国际抗癌联盟出版了第1版的TNM肿瘤分期至今，肿瘤的TNM分期已经更新至第8版，现仍被广泛使用[8]。胸外科医师通过不断加深对气管支气管系统、脉管系统以及TNM分期系统认知才能够对病变位置、病变分期、手术开展方式和患者预后做出准确判断。
肺手术最初只是用于肺创伤性疾病等的治疗。1861年，法国外科医师使用直流电灼法对1例周围型肺癌患者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因肿瘤而非创伤进行的周围性肺肿瘤切除手术[9]。1912年英国的医师对1例44岁男性患者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因肿瘤施行的肺叶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遗憾的是患者在术后第8天死于脓胸，但是在尸体解剖中并未见有支气管瘘的发生[10]。另1例在世界肺癌手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手术是由美国芝加哥医师完成的。1933年4月5日，Evarts Ambrose Graham在对1例左肺上叶未分化肺鳞状细胞癌的患者进行左肺上叶切除术时，术中发现肿瘤累及左肺下叶支气管，于是进行了左全肺切除术和数个增大的纵隔淋巴结的切除，并随后完成了胸廓成形术[11]。Graham的手术向全世界表明，充分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患者是一名48岁的妇产科医师，在术后继续行医24年，一直到1963年去世时，未出现肺癌复发[11]。Graham医师最后因为肺癌去世，在其去世后8年，时年78岁的患者才去世，此时已是患者接受全肺切除术后的第30年。在Graham进行了世界上第1例肺癌全肺切除术后的8年，北京协和医院于1941年3月14日对1例支气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了我国第1例左全肺切除术，此次手术拉开了我国肺癌手术学的序幕。
受Graham医师进行的世界首例全肺切除术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肿瘤的大小及位置，全肺切除术一直是肺癌手术的标准术式。外科医师很快认识到，即便是全肺切除的手术技巧不断趋于成熟，患者术后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的概率仍然居高不下。作为解剖性肺叶切除的创始人之一，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Churchill医师评论道："我不希望对于全肺切除术的热情让我们忽略了肺叶切除术也能治愈大量的肺癌患者，或者至少让他们缓解"[12] 。1950年文献报道，相比全肺切除术，肺叶切除术手术死亡率更低(分别为22.8%和14%)，同时5年生存率更高(分别为12%和19%)[13]。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肺叶切除术和全肺切除术后患者的存活率相当，但肺叶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降低[14]。
我国肺癌解剖肺叶切除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为了验证全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对肺癌患者预后和术后并发症的影响，也开展了许多研究。石美鑫教授于1959年对上海236例肺癌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一般情况较差、不能耐受根治性全肺切除术的患者或纵隔淋巴结无明确转移证据的极早期患者，可以考虑进行肺叶切除术[15]。我国胸心外科创始人顾恺时教授于1963年通过对比分析全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发现全肺切除术并不能增加患者的生存率，且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提出了扩大性肺叶切除术的理念[16]。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黄国俊教授等于1984年对748例肺癌手术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肺切除术、肺叶切除术和支气管成形肺叶切除术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认为肺叶切除术是肺癌手术治疗的首选方式[17,18]。至此以后，国内外学者在肺癌手术治疗标准方案的选择上达成了共识，肺叶切除术成为了国内外胸外科医师治疗肺癌的标准术式。
当肺叶切除术在治疗周围型肺癌普及的同时，肺癌外科逐步从"外周"向"中心"发展。1956年袖式肺叶切除在肺癌中的应用首次被报道[19]。1959年国外学者首次报道了原发隆突癌的切除与气道重建[20]。我国首例支气管袖式切除成形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1964年开展，并于1982年通过分析50例支气管成形术病例后总结出为保证原发肿瘤得到彻底切除，支气管切缘应距肿瘤1 cm以上的宝贵经验[2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肺癌手术更小切除范围的探索仍在继续。国外学者在1972—1973年间陆续报道了肺段切除治疗肺癌的经验，认为肺段切除术对于心肺功能储备不佳的肺癌患者来说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关于局限性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哪种术式才是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最佳手术方式的争论也就此展开[22,23,24]。北美肺癌研究组对此在1982年开启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局限性肺切除术(肺段切除术与楔形切除术)和标准肺叶切除术的疗效，1995年报告了研究结果，局限性肺切除术并不能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的发生，但会产生3倍高于肺叶切除术的复发率，总死亡率及肺癌相关死亡率也分别增加30%和50%[25]。至今，解剖性肺叶切除术+系统性淋巴结清扫一直是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金标准。
近年来，随着临床影像诊断技术的提高，包括磨玻璃结节在内早期肺癌的诊断、切除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对北美肺癌研究组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局限性肺叶切除术尤其是肺段切除术用于治疗T1a期(第7版TNM分期系统)非小细胞肺癌可以取得与肺叶切除相当的肿瘤学疗效，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肺功能，对于合适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切除整个肺叶和不必要的淋巴结清扫。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开展的JCOG0804单臂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长径≤2 cm且实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 CTR)≤0.25的外周型孤立肺结节行楔形切除患者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9.7%；随机对照研究JCOG0802和单臂前瞻性队列研究JCOG1211的初步随访结果显示，对于≤2 cm、CTR≥0.5和2~3 cm、CTR≤0.5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肺段切除术相比标准肺叶切除在5年生存率(JCOG0802)和无复发生存率(JCOG1211)上具有非劣效性[26]。另一项比较肺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治疗周围性小肺癌(≤2 cm)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CALGB140503和一项比较选择性淋巴结清扫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JCOG1413正在进行。期待上述研究更成熟的随访和亚组分析结果能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扩大亚肺叶切除的适应证。
在肺癌手术学发展的历程中，麻醉学和手术器械等的发明创造也为肺癌手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09年，国外学者在动物试验中首先提到了正压通气[27]。1928年，可拆卸式充气套囊气管插管被发明，从而使肺正压通气成为可能[28]。1931年，国外学者发明了选择性单肺通气的气管插管，使得肺癌手术过程中的视野和操作空间更大[29]。1949年，双腔气管插管问世，实现了肺手术过程中可以同时进行经气道麻醉和气道内分泌物吸引[30]。在单腔气管插管和肺正压通气应用于肺癌手术之前，肺切除手术都是分期完成的，得益于这2项技术在肺手术中的应用，才使得肺癌手术可以一次完成。
手术器械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出现促进了肺癌手术的发展，并且使肺癌手术更安全、更简单。如1957年莫斯科实验外科器械研究所研发的闭合器UKL-60，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肺癌手术的流程[31]。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加先进的手动、电动闭合器也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但因为闭合器前端不透明，术者容易对闭合器形成盲区内的结构造成误损伤，相信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弊端会得以解决。电能量器械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1926年美国生物物理学家发明了电外科手术刀，此手术器械的应用减少了术中的出血，实现了无血手术，也使得之前一些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得到了手术机会[32]。19世纪80年代超声波能量被研发，对于相同尺寸的血管，超声波能量装置较其他电外科装置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实现闭合，于1988年开始用于整形外科手术中，现广泛应用于胸外科手术中[33]。
电视辅助胸腔镜(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手术以胸壁切口小、无须撑开肋骨从而避免了传统开胸手术带来的神经肌肉损伤，明显减轻了术后切口疼痛等并发症。肺癌外科正式进入微创化时代以后，多种新型VATS手术陆续开展，几乎所有肺癌外科手术都可以避免传统的开胸入路[34]。胸腔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胸腔镜手术之父年轻时主要精力在于探索腹腔镜的应用，其晚年时则主要着重于胸腔镜手术[35]。1992年国外学者首次报道了运用VATS设备行肺叶切除术治疗肺癌的经验[36]。
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胸外科医师的指导下，胸腔镜手术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上海新华医院率先开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牵头的胸腔镜手术培训班的成立推动了胸外科事业在我国的普及[37,38,39,40]。但因为胸腔镜手术对初学者来说学习难度较大、学习周期较长，我国胸外科学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相对简便易学的方法，如华西医院刘伦旭教授于2006年探索出一套简单易学的胸腔镜手术方法，即单向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该方法的提出缩短了胸腔镜手术的学习周期、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胸腔镜手术，使得肺手术实现了模块化，这就更利于肺癌胸腔镜手术的学习和普及[41,42]。基于单向式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2011年7月和2012年7月，刘伦旭教授分别开展了世界上首例的胸腔镜左肺上叶支气管袖式切除成形术和首例全胸腔镜下支气管肺动脉双袖式切除成形术[43,44,45]。
为了实现肺癌胸腔镜手术的极致微创，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单孔胸腔镜手术、肺亚段手术甚至不插管胸腔镜手术。为了减少胸壁的切口，减轻患者术后疼痛，英国北部总医院于2004年首先开展了单孔胸腔镜肺活检和肺楔形切除术，证实了单孔胸腔镜手术在肺癌手术治疗中的可行性[46]。2010年，西班牙医师开展了世界上首批单孔胸腔镜肺叶袖式、双袖式切除术，单孔胸腔镜手术也因此在全世界得到了推广[47]。姜格宁等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单孔胸腔镜手术[48]。日本医师自2005年3月开始对肺小结节患者进行肺亚段切除术[49]，2016年，国内的陈亮团队则开始了对胸腔镜肺亚段、次亚段等手术的探索[50]。在经过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不插气管插管及胸腔引流管的不插管胸腔镜手术的探索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于2012年验证了不插管胸腔镜手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并将此技术进一步在国内推广，其后胸外科医师将不插管胸腔镜技术应用于肺癌的手术治疗，该手术方式避免了术后引流管对肋间神经的刺激，进一步减轻了手术对患者造成的疼痛[51,52]。
2002年，意大利比萨大学机器人中心报道了12例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的早期经验[53]。2006年，美国东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机器人及微创外科中心的学者进行了首例机器人辅助胸腔镜下右肺上叶袖式切除术；2009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医师对一名30岁患右肺上叶典型类癌女性患者进行了机器人辅助下胸腔镜右肺上叶袖式切除术[54,55]。随着互联网医疗、5G网络的普及和远程医疗的应用，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也越来越多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国内的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于2009年在上海胸科医院率先开展，2009年5月至2018年6月共完成1 000例机器人胸腔镜手术，其手术效果及安全性均得到了验证[56,57,58]。通常情况下，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需要有3~4个切口，相较于单孔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疼痛感相对较重。上海市胸科医院的罗清泉教授团队使用三臂达芬奇机器人完成了单孔肺叶切除术，使得机器人手术也同样实现了单孔化[59]。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可以过滤术者操作过程中的抖动，能更精准地完成手术；但是其劣势在于手术费用相对较高，相信随着国产机器人的出现，这个劣势不再明显。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在筛查胸部CT的过程中发现了肺内小结节。对于胸外科医师来讲，肺小结节的诊治难点在于结节良恶性的判断以及手术过程中精准定位肺结节。为了对一些可疑肺小结节实现更精准地切除，赫捷团队发明了世界首创的支气管导航下He′s Marker定位法，区别于CT引导下弹簧圈及定位针的置入，该方法可以减少定位过程中气胸、血胸等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实现了肺结节一站式精准定位、精准切除[60]。
计算机参与肺结节三维重建技术也可应用于肺结节手术的过程中，该技术最早是由欧洲影像学会主席提出，并将其应用于肺结节的良恶性评估及随访[61]。随着肺结节三维重建技术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应用于外科手术指导，如指导超选择性肺段切除术和一些复杂肺段切除术的进行[62,63]。
肺段手术过程中，为了能在术中更快更好地明确靶标肺段的段间平面，受吲哚菁绿在乳腺癌中应用的启发，日本香川大学医学院于2010年将吲哚菁绿应用于肺段切除术中，手术过程中向静脉内注射(反染)及支气管内注射(正染)吲哚菁绿，利用特殊的荧光图像设备可以清楚地判断段间平面，从而实现肺段的精准切除[64]。
术前对肺结节的标记定位、对肺结节进行三维重建等技术用于临床使得肺结节的切除更加标准化、精细化，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为切除肺小结节而损失更多正常肺组织。
胸外科医师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在微创手术的基础上，如何能让患者更快地恢复正常工作生活。快速康复这一理念是1997年由丹麦外科医师提出，其作用旨在优化术前、术中及术后的诊疗及护理，以此来加快患者术后的恢复质量及速度。这一模式最早用于结直肠外科，后逐渐被引用到胸外科中，欧洲胸外科学会也制定了相关的指南[64,65,66]。
国内外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如下环节加快肺术后的快速康复：(1)术前准备和术前咨询：肺术后肺不张、营养不良等均是肺癌患者术后恢复不良的因素，对合并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对营养不良的患者进行术前营养支持，劝吸烟饮酒患者术前戒烟、戒酒，纠正贫血患者的贫血情况等，均有助于患者了解整个诊治过程，减少患者的恐慌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2)麻醉医师对麻醉和相应管道的管理：术中低温与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止血功能受损等相关，麻醉医师对患者进行术中体温监测及保温有助于降低上述风险；单肺通气麻醉时注意通气保护，可以避免患者肺损伤的发生；对于术后呕吐高发生率的人群，做好术中镇静、麻醉药物的选用。(3)术后恢复及舒适化病房的建立：术后早期活动有助于患者的恢复和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应鼓励患者术后早期活动；为避免引流管对患者带来痛苦，情况允许时减少引流管数量，尽量减少引流管的留置时间。(4)症状管理及多学科协作等促进胸外科患者术后快速康复：对于老年患者及血栓高风险人群，发生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较高，可以对术后大出血风险较低的患者预防性性使用低分子肝素来减少血栓事件的发生；对于术后发生呕吐的高危人群，术后可以选择多药物模式抗呕吐方案来减缓呕吐的发生；术后疼痛会限制患者活动，使得肺部并发症发生增多，术中、术后多模式镇痛治疗有利于减轻患者术后疼痛，促进患者术后恢复及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65,67,68,69]。
在我国，许多关于肺癌的诊治理念和技术方案多来自于西方国家，缺乏一整套符合我国肺癌患者实际情况的规范化诊疗标准。因为缺乏统一的诊治指南与标准，不同地区的医师、甚至是同一医院的不同医师对同一疾病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肿瘤患者治疗效果上的千差万别。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有庞大的肺癌患者群体，国内某些大的肺癌诊治中心年手术量超过1万台，其他发达国家的胸外科年手术量相对较少，如2018年日本全国原发性肺癌的手术量仅为44 859台[70]。在患者群体和手术量庞大的背景下，我国胸外科手术量远超欧美亚国家，同时胸外科医师也拥有着精湛的手术技艺。赫捷院士提出胸外科发展应最终落实到质量控制上，而为了推动不同地区肺癌外科治疗的发展并实现手术治疗的同质化，肺癌手术学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尤为重要[71]。
为了提高我国肺癌的规范化诊治水平，根据我国国情以及肺癌患者的特点等，赫捷院士牵头制定了符合我国胸部肿瘤患者特点的肿瘤规范化诊疗指南并在全国进行了巡讲，同时希望通过全国肿瘤诊治中心纳入的患者进行肺癌真实世界研究，以发现诊治指南和临床实践中的差距，对胸部肿瘤规范化诊治指南进行修改和更新[72]。2013年由国家癌症中心牵头组建了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其职责在于统一肿瘤诊治的质控标准，我国肿瘤治疗规范化、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开启了的新纪元[73]。此后，全国的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肿瘤质控中心，除胸部肿瘤之外的其他肿瘤也逐渐加入了肿瘤规范化诊治行列。自1959年我国建立了第1个肿瘤登记点后，现在我国共有574个肿瘤登记点，国家癌症中心的宗旨就是推动我国肿瘤防控事业的发展[74]。国家癌症中心每年发布的肿瘤登记年报分析了我国肿瘤患者的特点、治疗现状和生存、死亡情况。肿瘤若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据此我国制定了肺癌筛查、早诊早治指南，以此为基础建立我国肿瘤防治体系。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总生存率虽然距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此基础上恶性肿瘤患者的总生存率已经由2003—2005年的30.9%提升至2012—2015年的40.5%[75,76,77,78,79]。
肺叶切除术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手术方式，但随着肺磨玻璃结节发现的增多，肺段切除术逐渐成为基层胸外科医师需要掌握的手术方式。然而在对肺小结节进行肺段切除时，判定靶病变肺段平面是手术的难点，也限制了基层医院肺段手术的开展。为了简化肺段手术并实现肺段手术开展的标准化和同质化，2014年，高树庚教授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治疗早期肺癌"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肿瘤学理念，该术式不局限于标准的肺段或亚段切除，而是以肿瘤为中心，以肿瘤安全切缘范围内组织结构为解剖标记，合理规划切除范围。这一理念进一步提高了亚肺叶切除的临床适用性并被全球胸外科学界接受。高树庚教授团队在胸腔镜肺段切除治疗早期肺癌的比例已居世界前列，外科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此概念的提出使得肺段手术以靶肺组织为中心，不再拘泥于实际的段间平面，简化了手术的要求，更加利于胸腔镜肺段手术的推广普及[80,81,82]。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解剖性部分肺叶手术并进行推广，高树庚教授团队自主创新设计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器械套装、可伸缩可弯型多功能解剖器、电凝淋巴手术钳等，并投入了临床使用[83,84,85]。
综上，肺癌手术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是通过以下环节实现：(1)了解肿瘤发生的流行病学、生物学特点以及肺癌患者的个体特征，对早期肺癌做好早诊、早治，对中晚期肺癌患者做好病情评估和多学科会诊，对手术患者的病变精准定位，对患者做好术前快速康复宣讲；(2)根据不同患者的特点个体化设置手术方案，实现手术步骤的模块化，保证手术的安全，保证治疗效果；(3)指导和配合护理团队优化术后护理流程、快速康复训练，做好术后症状的管理；(4)对需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开展多学科制定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对肺癌患者制定随访策略。在任一环节中都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特点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从对肺解剖结构和呼吸生理的朦胧认知到对手术切除范围、手术方式的不断反思和创新，再到如今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的开展、肺内病变三维重建、快速康复理念在肺癌手术中的应用，肺癌外科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得益于胸外科医师日益精湛的外科手术技术、日臻完善的护理模式、全方位随访和多学科辅助治疗的参与，不同分期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在不断提高。肺癌治疗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使得肺癌的手术治疗实现了同质化，推动了肺癌手术在不同级别医院中的开展，使得肿瘤的治疗效果得到保证。我们现阶段的难题依旧是如何加快转化医学在肺癌外科中的应用，为患者提供真正个体化的最佳诊疗护理服务。通过回顾既往的发展，或许有助于我们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新时代愚公精神和创新成果造福更多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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