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采阮河南等方论"一语出自《医籍考》卷43"崔氏知悌纂要方"条下丹波元胤按语："然《苏沈内翰良方》载'崔氏增损理中丸’，称西晋崔行功方，则未知孰是也。再考《外台》又载'崔氏疗鬼气辟邪恶阿魏药安息香方’，……仍据〈旧志〉定为知悌书矣。……至加减理中丸，是崔氏采阮河南等方论者也"。经考，笔者发现"加减理中丸，是崔氏采阮河南等方论"并不准确。

阮河南，名炳，字叔文，河南阮氏子弟，曾官河南尹，故称阮河南。阮炳，史书无传，《三国志》"杜恕"条下注文引《杜氏新书》云："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阮炳具体生卒年不详。据马守印《魏晋陈留阮氏家族研究》，阮炳之兄阮武大约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左右，卒于西晋正始十年(249)前后。阮炳小阮武几岁不知，但不会相差太多，若以10年之内计，则其人当生于190—200年之间。可见，阮炳为东汉末年之人。

《苏沈内翰良方》"增损理中丸"引文中提及"领军韩康伯"。据《余嘉锡论学杂著》，韩康伯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80)任"领军"一职，并于是年去世。可见，《苏沈内翰良方》中有关"增损理中丸"文字的书写时间不可能早于380年。若以380年计，晚于阮炳近200年。显然，有关"增损理中丸"的文字不可能出自阮河南。

那么，《苏沈内翰良方》中有关"增损理中丸"文字的书写者又是何人呢？

《苏沈内翰良方》"增损理中丸"条下记有"家人黄珍者得病如上，其弟扶就叔尚书乞药。余曰：可与理中丸……"之事，当时竺法汰在场，并调侃曰"此人不活，君微有缘矣"。可见，竺法汰与此段文字的书写者极为熟稔。

竺法汰是东晋著名僧人，与当时的门阀世家多有来往，《高僧传》卷5《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传》记有与竺法汰过往较密者"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并钦敬无极"。又，《世说新语·赏誉》云："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王领军即王洽，似乎与竺法汰来往最密。竺法汰弘法之初，因病在荆州得到桓豁的礼遇，时为兴宁三年(365)，而王洽卒于升平二年(358)。显然，王洽不可能与竺法汰有交往。因此，《早期庐山佛教研究》认为"王洽卒于升平二年(358)，当无机会与竺法汰见面。但其子王珣与法汰来往则当是事实，而王洽之与法汰交往亦从此敷衍而出"。虽然《高僧传》和《世说新语》的记述有误，但这种敷衍而来记述恰好说明竺法汰与琅琊王氏相交甚密。因此，笔者推论有关"增损理中丸"文字的书写者有可能是琅琊王氏子弟。

"增损理中丸"还见于《外台秘要方》。《外台秘要方》引录有多首出自《崔氏方》的医方，其中，卷2引《崔氏》"黄连丸"方下有"叔尚书以疗热痢，是岁传于东都当方诸军营，及夏口戍人发者数千余人，余时复用之，亦佳"之语，其行文语气与"增损理中丸"的记述极为相似，显然出自一人之手。

东都，指洛阳。东晋曾数次北伐，永和十二年(356)八月，桓温第2次北伐，于八月抵达洛阳城南的伊水。八月，天气炎热，正是"下痢"疾病的高发期，与"叔尚书以疗热痢"的记述相符。前述与竺法汰相交甚密的王珣初为桓温掾属，助其处理军中要务，与"当方诸军营""夏口戍人"的记述相符，而且王珣后官至尚书令。所以，此处的"叔尚书"有可能是王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珣之弟王珉，撰有《伤寒身验方》。兄弟之间，应当有医学知识的交流，所以虽为士人，但王珣通晓一些医学知识，是有可能的。

总之，因记述缺失，有关"增损理中丸"文字的书写者究为何人不得而知，但可知其为东晋孝武帝时人。显然，唐代崔知悌所引述的是东晋之人的记述，并非"采阮河南等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