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华医史学会会员中，外国籍会员数量占1/3以上，他们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和中华医史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外籍会员一直未得到学界关注，笔者介绍了伊博恩、胡美、海深德、毛惠霖、嘉惠霖、安尔、罗爱思、马雅各、许保德、谷润德、傅瑞士、启真道、西格里斯特这13位外籍会员的生平和他们在医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会员关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传统医学和医疗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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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是中国西医界1915年成立的医学团体，1935年11月，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召开第11届大会，王吉民、伍连德等学者鉴于中国国医学历史悠久，值得研究，但当时尚无团体从事于此，遂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1937年，医史委员会改称中华医史学会。据1939年该会会员录，共有会员30人，其中有外籍会员有伊博恩、胡美、海深德、嘉惠霖、安尔、傅瑞士、谷润德、许保德、启真道、马雅各、毛惠霖共11人，占1/3强；1941年会员录共32人，外籍会员12人，除上述11人外，新加入罗爱思1人，仍占1/3强。1947年，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被推举为中华医史学会名誉会员。至1949年，中华医史学会共有外籍会员13人。前述13位外籍会员中，除西格里斯特没有来过中国外，其他多以传教医师身份来中国进行慈善医疗活动，他们或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医疗机构，或从事临床医疗、开展医学研究，并有出色成就，其中一些人已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出版有相关传记或者专题研究论文。
中华医史学会的外籍会员们对医史学会的建设以及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多有贡献，对中医学向海外传播的贡献尤为卓著。然而，他们很少受到国内医史界的关注。笔者特介绍这13位早期外籍会员的生平、医史研究工作以及对中华医史学会的贡献。
伊博恩(图1)，英国人，药学家。伊博恩出生于英国布莱顿，1908年在伦敦大学取得药物学及药化学学位，时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邀请伊博恩来协和医学院协助学院建设，那时医学院还是一个没有稳定资金支持的传教士慈善机构。伊博恩接受了邀请，于1909年来到中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讲师，教授化学与药学[1]。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组协和医学院，伊博恩被派往美国深造，他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0年他加入博医会[2]375。1923年他又前往耶鲁大学学习，1924年取得博士学位[3]。
1925年伊博恩重返中国，成为协和医学院的药理学教授，1927—1928年赴印度讲学。由于与协和医学院管理层的观点相左，1932年，伊博恩离开协和医学院，应雷士德研究院的邀请来到上海，担任该研究院生理学系主任。1937年12月上海沦陷。伊博恩虽然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留下来，这期间他不仅护理麻风病人，还对当时战争情况下营养不良的上海市民伸出援手[4]。抗战结束前夕，他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后来他有机会作为交换战俘离开上海，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但他还是坚持留下了。二战结束后，伊博恩利用休假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中国，一家人才有了短暂的团聚。1946年，因当时雷士德研究院院长、他的朋友安尔(Herbert Gastineau Earle)去世，伊博恩接任院长一职，在战后的艰难条件下他努力恢复雷士德研究院[2]377。1949年，伊博恩因癌症在上海逝世。
伊博恩是博医会的永久会员，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他遂成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医学研究委员会委员、药物化学研究委员会委员、教会医事委员会委员；1930—1940年曾任中华医学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此外，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府卫生委员、中华麻风救济会医务委员主席、中华营养促进会主席、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副会长[1]、协和医学院校董、《中国生理学》杂志编辑[3]等许多职务。
伊博恩是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5年，中华医学会举行第3届大会，王吉民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伊博恩首先赞成，并被推举为秘书，李涛、杨济时、胡美为委员。1936年2月，中华医学会理事会正式承认医史委员会[4]。此后伊博恩长期活跃于中国医史学界。
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伊博恩就对中国古代的本草学产生兴趣，曾研究过麻黄的药理作用，可能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医学史。早在1926年，他就撰写医史论文多篇，刊载于《美国医史纪年》《远东评论》等杂志，并根据许保德(Franz Hübotter)之著述编成《中国医学史略》这一小册子。此后，以《本草纲目》为底本，撰写了《金石类药物》(1928)、《兽类药物》(1931)、《禽类药物》(1932)、《鳖蚌类药物》(1937)、《鳞类药物》(1939)、《鱼类药物》(1939)、《虫类药物》(1941)等一系列中国药物学文章[1]，成为其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后被汇集，1977年由南天出版社出版。
伊博恩热心参加医史学的学术活动，1937年11月初，他在亚洲文会作了主题为"中国药物中之动物制剂"的演讲；1942年6月24日，中华医史学会举行学术报告会，伊博恩作了"李时珍对本草增加之药品"的报告；同年12月29日的学术演讲会上，又发表了主题为"中国药物漫谈"的演讲[5]。
伊博恩对医史学会工作贡献颇多，学会成立伊始，他就担任秘书。1947年，《医史杂志》创刊，他是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与余云岫、王吉民、范行准共同承担编辑工作。1938年，他捐赠给中华医史学会中医药古籍2册[6]。1939年，又捐赠《鱼类药物》《上海鱼类》《药典》各1册给学会图书馆。1948年7月，伊博恩在中华医史学会募捐活动中捐款35万元[7]。
总之，伊博恩认可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他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古代本草文献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本草纲目》，他考证了书中的植物、动物、矿物等药物，还分析了药物的化学物质和作用。他还研究了《救荒本草》；翻译了不少中医著作，如节译《本草纲目》等。伊博恩在医学史方面著述颇丰，他留下了讨论公共卫生史、记述医学人物的论文，也有关于整个中国医学史的专著[2]370-389。
除上述提及的著述，伊博恩在《中华医学杂志》《医史杂志》《中西医药》等中国杂志还发表有多篇论文。
关于本草研究的有：
①Treatment of Worm Disease with Chinese Drugs.From the Pen Ts’ao Kang Mu with Notes, Chin Med J，1931，45(4): 644-654.
②Ambergris: Translation And Notes From Old Chinese Literature, Chin Med J, 1932, 46(5): 478-483.
③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Treatment of Urinary Calculi in China, Chin Med J, 1936，50(6): 847-848.
④Additions to Chinese Materia Medica Made by Li Shin-Chen, Chin Med J, 1942，61(5): 284-290.
⑤A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Work done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1928，14(5)：312.
⑥The Identity of Ch'iao yao翹摇，《医史杂志》，1948，2(3/4)：75-74.
⑦"中国药用植物考证"(与宋大仁合作)，《中西医药》，1936, 2(8)：527.
⑧"中国药用植物考证"(与宋大仁合作)，《中西医药》，1936, 2(11)：759-784.
⑨"中华国产药物"，《中华健康杂志》，1940，2(5)：25-42.
⑩"中华国产药物(续)"，《中华健康杂志》，1940，2(6)：29-38.
⑪"荒年可食之植物"，《中华医学杂志》1943，29(1)：40-46.
⑫"荒年可食之植物(续)"，《中华医学杂志》1943，29(2)：70-77.
⑬"荒年可食之植物(续完)"，《中华医学杂志》1943，29(3)：148-156.
⑭"国药中之动物制剂"(与方人麟、翁衍桢合著)，《药和化学》，1940，2(1)：12-16.
⑮"国药中之动物制剂"(与方人麟、翁衍桢合著)，《药和化学》，1940，2(1)：20-25.
⑯Chinese materia medica: a review of some of the work of the last decade, Chin Med J，1938，53(4): 353-362.
他还有关于韦尔奇的医学史、医学教育等方面的介绍：
①Wel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Chin Med J, 1947, 65(3/4)：103.
②Dr.William H.Welch and medical education, Chin Med J, 1946, 64(1): 24-29.
③DR.William H.Welch And Medical History, Chin Med J, 1947, 1947，65(1): 37-41.
胡美(图2)，美国医生、新教传教士、教育家。胡美的祖父、父亲在印度教学、传教，因此，胡美出生于印度，但他在美国接受教育。胡美最初学习的是古典文学，1897年在耶鲁大学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改学医学，1901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3—1905年，他回到印度，在孟买行医。1906年，新成立的雅礼会招募医师，胡美和他的妻子受聘前往湖南长沙[8]19-20。
1906年，胡美在长沙创建了雅礼医院，并在医院对面创建了雅礼学堂[9]，1911年又主持开办雅礼护病学校。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胡美出任教务长。此后胡美一直从事招募医学同行、筹集资金，以及和当地士绅、政府协商的工作。1915年，雅礼医院改称湘雅医院，他仍担任院长。1923—1926年间他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10]。
1927年他辞职回到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胡美先后成为纽约医学研究生院、医院的董事兼执行副董事长。1934年，胡美又回到中国继续他的工作。此外，胡美还参加了许多组织并担任职务，如担任雅礼协会理事(1927—1954)、主席(1934—1936)、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委员会等[11]。
胡美是中华医史学会发起人之一，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抱有浓厚兴趣。1937年胡美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第一次会议，发表了"中国医学之几种根基"的演讲[5]。1938年3月7—9日，胡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史学院连续进行3场关于中国医学史的讲演，讲演题目分别为：The Universe&Man in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中宇宙及人类之地位)，The Creator & Illustrious Exemplars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药之创导者及仪表)，以及Some Distinctive Contrb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药之几种特殊贡献)，被聘为该院的讲师[6]。次年，胡美将一件华佗割治关公的石刻捐赠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物馆[5]。此时，正值西格里斯特主持该院工作，后来西格里斯特成为中华医史学会名誉会员，并计划撰写一册《中国医学史》，或许与此有关。1957年2月9日，胡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沃林福德去世[12]。
胡美有多部著作涉及到中国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他在临床中遇到许多严重营养不良中国病人，在2次见证中医的疗效后，为配合病人外科术后康复，胡美开始阅读中医古籍，学习中医的食疗方法，他逐渐发觉中国传统医学有不少可取之处，因此对中国医学发生兴趣。胡美于1946年出版的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中译本名为《道一风同:湘雅医院创始人胡美先生自传》(岳麓书社，2014年)，讲述了他从不太相信中医、中药到使用一些草药、中医治病方法的变化[8]21。该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据《医史杂志》报道："胡美博士近著《东方医西方医》一书，获得纽登图书公司之奖金，计三千五百元美金。"[13]在The Chinese Way in Medicine(中医之道，图3)一书中，胡美主要讨论了中国医学人物、中国医学的哲学模式、中国医学的贡献，还介绍了中国的运动疗法，详细地描述了中医的四诊法。胡美认为中医并非只是基于经验的医学，更是一个思辨的体系，这个体系下有许多有价值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中医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有价值的方法，他期待更多的医史学家去研究中医文献[14]。
Doctors Courageous(勇敢的医生)出版不久，《医史杂志》在"本会会员动态"中就做了报道："胡美著有《勇敢的医师》一书，叙述非亚两洲科学医先哲之事绩，其中一章专论新医输入中国时之先进史传"[15]。1952年，王吉民撰写了《评胡美〈勇敢的医师〉》一文，称该书"所述事实尚少错误"，足见该书史料较为扎实；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王吉民对胡美的资产阶级立场做了一定的批评[16]。无论如何，胡美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医还是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海深德(图4)，美籍荷兰裔，医学博士，医学传教士。海深德毕业于顺势疗法医学院(Homeopathic Medical College，今纽约医学院)。1920年作为基督教归正会的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1923年，海深德在江苏如皋创办了如皋圣教医院任主管。1928—1929年，他短暂休假期间作为美国麻风救济会(American Leprosy Mission)医药顾问，调研了麻风病在亚洲的情况，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公共卫生博士学位[17]。
1937年，海深德搬到上海，创办了2家结核病医院，还成为上海麻风疗养院院长[18]。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中华麻风疗养院尚有10余名病患借住于上海枫林桥中山医院，无法及时撤离，海深德不顾生命危险前往救助，经与日军多方交涉，准许他每日探视诊疗病患[19]。1938年，海深德同时代表中国和美国参加第4届国际麻风大会[20]。抗战后期，海深德被日本军队关进闸北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罹患癌症，在集中营里去世[21]。
海深德是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创会会员，也是活跃的会员之一。1937年，他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第1次会议上发表"远东麻疯史中之人物"的演讲，1942年，海深德在中华医史学会会议上发表主题为"控制结核病诊断器械发明史"的报告[5]。他关心学会事务，1939年，赠给中华医学会图书馆《麻风论》1册，并将个人藏品借与博物馆陈列，在经济上也会给予医史学会帮助[5]。他的女儿海安娜将海深德的遗物赠送给中华医史学会，其中图书59册，幻灯片3箱[22]。
海深德撰写有多篇有关麻风病和麻风病史的著作和论文，如Unclean！Unclean！(不洁！不洁！)[23]与The Leper in Legend and History(《麻风稗史》，高明强编译，1933年)[24]。还与王吉民合作编写过《中国结核病史年表》[25]。
他在《麻疯季刊》发表了大量论文，与麻风病史相关的主要有：
①Leprosy in history，1931，5(3)：2-9.
②Chinese remedies for leprosy，1932，6(1)：17-19.
③"中国旧有之疗癞方法"(与明强合作)，1932，6(2)：16-17.
④The great historical mov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spread of leprosy，1939，13(1)：4-8.
⑤Leprosy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Jude and the leper king of Edessa, 1939 ，13(2)：74-78.
⑥Leprosy in legend and history king Bladud of England，1939，13(1)：18-20.
⑦Leprosy in legend and history，1940，14(2)：93-96.
⑧What ancient Chinese leprosy workers say of hair in leprosy，1940，14(3)：125-126.
⑨Leprosy in legend and history，1941，15(2)：65-68.
发表在《医史杂志》上的有：
"麻疯杆菌发现家韩生医师"，1952，4(1)：41-42.
许保德(图5)，亦译为许宝德、胡博特，德国人，汉学家，医生，医史学家。1907年，许保德在耶拿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912年在莱比锡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掌握西班牙语、梵文、中文、丹麦语、阿拉伯语、瑞典语、土耳其语、日语等多种语言。1914年，他在柏林取得了医学史的授课资格[26]。
1924年，许保德以挪威医院副主任医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先是在湖南益阳一家医院工作，1930年又去了中国青岛一家私人诊所[27]。1939年，许保德参观中华医学会博物馆，表示对西藏医学颇感兴趣[5]。
1953年，许保德回到德国后，先在柏林开了一家诊所，在诊疗时使用针刺和艾灸。后来他成为柏林自由大学的名誉教授，教授医学史[28]。
许保德的研究成果颇多，涉及内容广泛。在医学史方面，考证过华佗和淳于意的生平与贡献，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及其发展历程》中讨论了整个中医的历史，《中国古代医学研究者及医学著作简录》是关于医人与医书的总结；在文献学方面，他研究过《寿世编》和吐鲁番文献中的藏文片段；在药物学方面，他对汉、藏、蒙药都有研究。他还翻译过《针灸甲乙经》《难经》《濒湖脉学》以及《古今图书集成》中涉及到针灸的经脉与诊脉的篇章[29]。
医史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在《西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一文中称许保德是非常出色的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学者，当时欧洲学者普遍把眼光放在欧洲，而许保德对中国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论述，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史》也参考了许保德的研究[30]。
许保德在医学史领域的主要论著有：
①Shou-shi-pien: ein chinesisches Lehrbuch der Geburtshülfe(《寿世编：中国产科教科书》，图6)，Urban und Schwarzenberg，1913.
②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sowie der tibetisch-mongolischen Pharmakologie(《对汉与藏蒙医药药理学知识的贡献》)，Urban & Schwarzenberg，1913.
③Zwei tibetische Textfragmente medizinischen Inhalts aus Turfan(《吐鲁番出土的两段藏文医学文本》), Neuburger Festschr，1928.
④Biographisches Lexikon der hervorragenden Ärzte aller Zeiten und Völker(各时代与各民族杰出医生的传记词典), Urban & Schwarzenberg，1929.
⑤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Jahrhunderts und ihre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20世纪初的中医学及其历史发展》), Verlag d. 1929.
⑥Chinesisch-Tibetische Pharmakologie und Rezeptur(《汉、藏药理与方剂》，图6), Haug，1957.
⑦Zwei berühmte chinesische ärzte des altertums: Chouen Yu-J und Hoa T'ouo(《两位中国古代名医：淳于意与华佗》)，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1965.
嘉惠霖(图7)，美国人，内科医生、教授、作家、学者、贵格会医学传教士[31]。1877年，嘉惠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他在贵格会主导的小学、中学接受教育，1894年于威廉·佩恩宪章中学毕业之后，前往哈弗福德学院学习[32]245。1898年，嘉惠霖获得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1902年他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33]，此后他在圣玛丽医院、亨利·菲普斯研究所工作[34]。
19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想要派遣一批医生前往广州，嘉惠霖主动要求加入。嘉惠霖本来的工作成绩非常不错，因此当他告知朋友和家人他要前往中国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嘉惠霖则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感到了上帝的召唤，其中之一就是去照顾那些急需帮助的病者[32]246。
1909年，嘉惠霖抵达广州，先寄身岭南学堂医预科，并于校外独立行医。1914年，他受邀担任博济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并主持医院新建立的病理学研究实验室，注重广州地区的流行病和传染病研究，是华支睾吸虫病的早期研究者；还在院内开办了康复中心。嘉惠霖医术高明，能流利的用汉语与当地人交流，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成为广州名医。他在医院管理方面也有成绩，曾数度出任博济医院院长[35]。1916年岭南学堂改称岭南文理科大学，取消了医预科，次年更名岭南大学，嘉惠霖兼任医务主任。1930年夏葛医学院和博济医院并入岭南大学，嘉惠霖仍主持博济医院工作，1932年成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嘉惠霖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36]。
1938年嘉惠霖任广东国际红十字会主席，这年10月，日军开始进攻广州，嘉惠霖配合红十字会尽量帮助治疗和转移伤员，并且以美国人的身份维护医院的医疗工作，使其不受日本军队的干扰[32]245-246。美国和日本开战后，1941年，嘉惠霖和他的妻子被日本人逮捕，关押在广州的一个集中营里，1943年后被释放[37]。
二战结束后不久，嘉惠霖又来到中国广东，协助广东国际救援委员会开展救援工作。1946年再次出任博济医院院长，领导了博济医院的战后复建工作。1948年，博济医院改为岭南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嘉惠霖退休，被授予岭南大学医学名誉教授的称号。1949年，嘉惠霖和妻子返回美国，在新泽西州摩尔敦的家中度过了余生，1959年10月15日，在费城去世，享年82岁[38]。
嘉惠霖在中国行医授学40年，克尽一生救死扶伤，把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博济医院，促进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嘉惠霖是中华医学会会员，1935年，曾出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关心中华医史学会会务工作，1938年，他赠与中华医史学会Kerr’s Western Healing News(嘉约翰《西医新报》)一册[5]。还曾提名伍连德角逐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9]。
嘉惠霖著述丰富，有医学论文150余篇，其他方面的论文230余篇，他在医史学方面最有影响的著述当属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中文名称为《博济医院百年》。1935年博济医院创建百年时用中英文同时出版。该书最近一次出版的中译本(沈正邦译)200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尔(图8)，英国生理学家。安尔出生于英国的阿克顿，先后在伦敦城市学校、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自然科学一等学位，1905年他又在此取得文学学士学位，1913年再得文学硕士、医学学士学位[40]。此后安尔在密德塞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学习生理学课程，同时也担任助教。
1915年，安尔搬到当时的英属香港，成为香港大学的第一位生理学教授，同时也承担生物学的教学[41]。其中，1916—1920年，1923年以及1925年，他担任医学系系主任[42]。1928年，安尔被雷士德基金会委任为总顾问，赴上海创办雷士德医学研究院。
1932年，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成立，安尔担任首任院长。研究院设生理、病理、临床部，生理部包括营养、生化、药理及毒理、工业卫生学系；病理部有细菌及病毒、疫苗及血清、组织病理、医学昆虫室等；临床部设在仁济医院内，包括内科、外科、X光室、化验室等。还设有图书馆、动物试验室，收藏有名贵的动、植物标本，包括骨化石、中国药草标本及彩色植物生理图本等。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如伊博恩、蔡翘、沈霁春、候祥川、汤非凡、汤普生(Gordon Thompson)等曾在该院工作。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43]。
安尔本人主要从事生理学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新陈代谢的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东西方人代谢差距的观察[44]。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理事[45]，参与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担任主任编辑[46]；安尔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英国皇家热带医学暨卫生学会会员。
二战期间，安尔被日本军队拘禁在龙华集中营，1946年二战结束后，他在返回英国途中，因为中风发作而辞世[42]。
安尔是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伊博恩长期在他领导之下工作，后者研究中国医学史或者受到他的支持，也有可能是他受伊博恩影响而加入了医史学会，目前还没有找到他关于医学史方面的研究著述。
马雅各(图9)，英国来华传教医师，医学博士。其父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来中国台湾传教行医，被称为马雅各一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Senior，1836—1921)[47]，因此他被称为马雅各二世。马雅各1900年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1年携夫人来到日据台湾，入其父所创办的新楼医院接任院长。他是位全科医生，医术高明，1903年他成功实行了台湾首例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努力下，新楼医院成为台湾地区最先进的医院[48]。
1923年，马雅各应博医会之邀，前往上海，负责联系所有在华医疗宣教人员及相关院所机构、编辑出版《博医会报》及博医会祷告手册。1925年任博医会总干事，1927年任刚成立的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医药顾问，主编《麻疯季刊》，该刊采用双语形式发行；他同时也是国际麻风协会的会员，1931年他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第1届国际麻风协会大会[49]。1932年，他主持了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工作，并担任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秘书[50]。1934年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总编辑，期间还担任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在这个艰难时期就任华中华医学会副会长[51]，以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秘书，努力救济伤兵难民[52]。1940年，马雅各因为脚疾返回英国。
1948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杭州广济麻风医院任医务主任[50]，看护治疗麻风病人，还在武康县上柏镇创办麻风农场，这是新中国最早的麻风村[53]。1950年被聘为浙江医学院名誉教授。1951年8月，马雅各因患脑型疟疾逝世[54]。
马雅各与杰弗瑞(W. H. Jeffreys)合著有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中国的疾病，1910年)，其中《疟疾》一节，由宋大仁翻译后以《华人病症篇Diseases of China.疟疾Malaria》为题刊于1935年《中西医药》第1卷第1期，此外尚有The Mission Hospital in China(中国的教会医院，1933年)、Leprosy :A Practical Textbook for Use in China(中国实用麻风病教程，1937年)等书[55]。
毛惠霖(图10)，加拿大人，作家、医学博士，医学传教士。毛惠霖先在麦吉尔大学取得的医学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大学学习[56]。
1901年，毛惠霖作为美国浸礼会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四川。他看到当地百姓的医疗处境："这里的健康与经济条件非常之差，这里的医疗手段更是多样而混乱，真正可提供的医疗资源非常不足，本地的医生不能胜任如此多的流行疾病，他们缺乏热情，对于许多疾病只能写出或着说出病名而已。我不是嘲讽或者奚落他们，只是他们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更没有进一步学习的愿望。"[57]这激发了毛惠霖心中的人道主义信念，决定帮助这里的人们。最初，他带着一支传教小队伍辗转四川各地提供医疗救济，后被派驻成都。
1914年，毛惠霖在成都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西式学校，他担任第一届校董会主席并兼任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他开设了成都第1堂人体解剖公开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58]。1919年，他任医学院院长。1922年，他主持成立华西边疆研究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coiety)，1924年他离开华西，此后将精力奉献给中国医学的历史和实践研究。1930年，毛惠霖受邀参与耶鲁大学匹巴帝博物馆(Peabody Museum)的研究项目，致力于汉族人和藏族人的人类学研究[57]。他前往西藏和四川边界，观察、收集藏人的体质人类学以及生理特征，撰写出《藏川边界上的藏人的人类学特征观察》一文，讨论了这个地区的地理地形，这里生活的藏人的政治阶层、典型风俗、宗教、人群心理[59]。
1935年，毛惠霖回到华西，接任医学和牙科学院院长，1938年卸任，返回美国，1939年逝世[60]。
毛惠霖留下了一些人类学和医学史的著作，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学)一书是他在多年研究中医学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按时间顺序记述了近500年来中国的解剖学、手术、针刺、疾病和诊断，他的论文The Practic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学的时间和原理》)也显示出同样的旨趣，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和中医的原则。毛惠霖认为中国医学的故事是独一无二、充满趣味而错综复杂的，有必要介绍到西方[61]。毛惠霖在医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Chinese Anatomy(《中国解剖学》)与Tibetan Medicine(《西藏医学》)，他的这些人类学和医学史的工作为当时西方社会了解中医和藏医提供了一扇窗口。
傅瑞士(图11)，美国人，皮肤病学家。傅瑞士于1915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公共卫生博士学位[62]。1920—1922年间，傅瑞士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皮肤病学和梅毒学。
1922年，傅瑞士来到中国，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皮肤科主任。1930年，国际皮肤病学和梅毒学国际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傅瑞士被选为副主席[63]。1931年傅瑞士和协和另一位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的论文《维生素甲缺乏的皮肤症状》，在第8届国际皮肤科学会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同行瞩目，其后此文发表在Archives of Internal Medcine(《内科学文献》)上，该项科研成果也为国外皮肤科教科书所引用。1936年，2人的论文《维生素甲缺乏引起的皮肤损害的类型及分布》又刊载在《美国皮肤病和梅毒杂志》上[64]。1940年3月，中华医学会北京支会改选，方石珊任会长，傅瑞士、刘士豪任副会长[65]。
1945年，傅瑞士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担任Wigglesworth皮肤病学教授，也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担任皮肤科主任。1946年他和李洪迥合著的《梅毒免疫学的种族差异》一书在美国出版[49]。1958年，已退休的傅瑞士成为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谷润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医师[66]，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6年携妻来华，在北京道济医院任职。道济医院是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建立的第一所西医医院[67]，与协和医院一直有技术协作和学术交流，因当时的协和神经科主任回美国，谷润德被派往协和医院代理神经科主任[68]。
谷润德一直希望帮助一位中国学生学医，燕京化学系主任威尔逊就推荐了郭德隆。郭德隆本来在燕京大学学习制革，由开办制革厂的同学父亲提供大学学费，后来同学的父亲放弃办制革厂，转而投资饭店，就不再负担郭的学费，郭因此面临退学的困境。谷润德见过郭德隆后，给燕京大学写信说明了郭的情况，帮他转入了医预科，并承担了7年的学医费用[69]。后来郭德隆成为医学科学家、中国结核病事业的奠基人。1934年，谷润德来到齐鲁大学医院，任X光室主任，并教授"X光"和"神经病学"[70]。1944年，谷润德获民国政府三等服务奖状[71]。1948年，谷润德返回美国[72]。
谷润德参与中华医史学会的会务工作，1937年，为中华医史学会集得赠医匾额题辞约千种[5]。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有医史方面的著述。
启真道(图12)，加拿大医学博士，医学教育家。1895年，启真道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父亲启尔德(Omar Kilburn)是加拿大卫理公会派往中国的医生，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创建者之一，曾任校董会主席，母亲启希贤(Rita Gifford)也是医生，在成都开办了第一家西医妇女儿童医院。1907年，启真道回加拿大读中学，1913年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主攻生理学、生物化学，1917年以一等荣誉生毕业，还荣获维多利亚科学银章。随后又开始研究生学习，仍主攻生理学，1921年毕业[73]。
1921年9月，启真道以一名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回到成都，和他父亲共同开创了华西协合大学的生理系，并担任讲师。由于启真道生长在四川，他不仅精通汉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时任医学院院长毛惠霖曾夸赞启真道的中文水平无人能及，因此，启真道除了教授生理学和药理学外，还教授医学英语，经常充当翻译，协助父亲给学生编写教材。他将外文生理学教科书Halliburton’s Physiology译成中文，即《哈氏生理学》，还编著了《生理学实验手册》，并且在华西生理系建立了中国西部最好的"代谢研究实验室"，为中国为华西的生理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4]。1925年，军阀杨森和刘湘混战，启真道在前线抢救伤员时，被流弹击中左肩，经过4个月休养，虽然恢复部分功能，但枪伤还是造成了左肩永久性伤害，左肩活动能力受损[75]。
1927年，启真道前往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取得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到华西，升任生理学教授。1932年，他前往贵州山区，对当地居民进行地方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人患有氟斑牙和氟骨症[76]。1936年，启真道出任华西医学院主任，1939年任医牙学院总院长，同时仍兼任生理系主任[77]。此间，他和蔡翘一同组织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并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78]。
抗战期间，启真道从事中加政府间的联络工作，1943年，加拿大和民国政府建交，启真道受加拿大政府委派出任参事顾问，协助加拿大公使Victor Odlum赴重庆筹建使馆等事宜，为了推动外交工作，在战争期间来往于成都与加拿大，不得不2次冒险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73]；他还为安置沦陷区来的师生付出许多努力，尽力为他们提供食宿和教学场地[79]。
1949年，启真道辞去医学院主任，但仍继续担任医牙学院总院长一职。1950年秋，他又辞去医牙总院长之职。1952年3月，他结束了在华西的工作，离开成都，同年9月出任香港大学生理系主任，直到1960年退休。香港大学为了感谢启真道的付出，崇基学院以启真道一家的姓氏为理事会命名。1967年，启真道在加拿大多伦多逝世[73]。
虽然没有发现启真道有医史方面的论著，但他关心医史工作，曾致函给中华医史学会，表示自己愿意在华西帮助博物馆收集医史材料[5]。1947年，他出席了中华医史学会第2届大会[80]。
启真道在医学史方面的研究仅发现1篇：
"医学最近的新发明"(与罗盛昭合作)，《大众科学季刊》，1934(3)：3-8.
罗爱思(图13)，匈牙利皮肤病学家，犹太人。1914年，罗爱思在匈牙利皇家医学院取得医学硕士学位[81]。1919年前往伦敦学习热带医学。一战后，罗爱思来到布达佩斯大学工作，他开始将精力放在皮肤病学方面，不久他升任医学教授。1922年，罗爱思感到当时的匈牙利反犹主义愈演愈烈，于是向布达佩斯大学请辞，获准后前往上海[82]。
来到上海后，罗爱思先在同德医学院(Dung Dai Medical College)执教5年，同时也为上海雷士德研究院工作。1929年，罗爱思参与创建了红十字总医院的皮肤性病科，之后前往国立上海医学院工作，担任皮肤科主任，同时他开设麻风诊所，义务诊治麻风病人，曾任中华麻风救济会顾问。1937年，罗爱思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会副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爱思前往美国，1959年，罗爱思创建了国际皮肤科学会，任总秘书长，1981年在美国逝世[83]。
罗爱思曾编著有Dermatology的英文版教材，于1938年出版[84]，其在医学史方面的论文有发表在《麻疯季刊》上的《文化——医学——麻疯》(与桑亚振合作，1940年)。
西格里斯特(图14)，瑞士医史学家(《医史杂志》译作斯格里或斯格拉)。西格里斯特的父母是瑞士人，但他出生于巴黎，并在巴黎度过了童年[85]。他先后在苏黎世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学习东方语言，后回到苏黎世完成了医学学位。最后西格里斯特决定学习医学史，他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在医学史先驱、莱比锡大学研究所所长卡尔·苏德霍夫(Karl Sudhoff)的指导下学习。其后在苏黎世大学教授医学史，直到1925年，他34岁时接替苏德霍夫成为莱比锡研究所的所长[86]。
1931年，西格里斯特移居美国，作为医学史客座教授加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次年，接替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在西格里斯特主持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国家医学史中心，他还重组了美国医学史协会，并出版杂志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医史通报》)，该杂志后成为重要的医史学术期刊。1947年6月，西格里斯特辞去院长之职，回到瑞士，专心写作《世界医学史》[87]。1957年因脑出血在瑞士去世[88]。
1937年，西格里斯特出版了Socialized Medicine in the Soviet Union(《苏联的社会医学》)引起关注。在此书中，他将激进转型后的苏联医疗保健系统视作世界公共卫生和保健的典范，认为这是医疗保健组织长期历史演变的最后阶段[89]。他倡导让民众公平地获得医疗服务，他还大力支持政府通过国家医疗保险或国家卫生服务为医疗保健提供资金。作为调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健康需求的委员会负责人，他设计了萨斯喀彻温省医疗保险方案，这是加拿大建立国家健康体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西格里斯特是20世纪前期北美社会医疗体系建设过程中最重要倡导者、活动家之一。他对于公费医疗制度的很多观点，虽然时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在美加等国公费医疗制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也因此入选《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图14)，标题是John Hopkins’Sigerist-His Philosophy：History Spirals Towards Socialization，称他是医学史研究中引入社会视角的先驱、世上最伟大的医史学家[86]。
西格里斯特不仅是20世纪初多产的学者和杰出的医学史家，他更被认为是突破了过去医学史专重内史的局面[90]；促进了医学史的大众化，使得医学史与当代人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让医学史"更全面、更容易被理解、于人类和社会更有意义"[91]。西格里斯特的主要著作有：《人与医学》《文明与疾病》《伟大的医生》，以及未完成的8卷本巨著《医学史》，其中多种被译成中文。
1947年西格里斯特在中华医史学会第2届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会员[92]，按照中华医史学会章程，只有对医史学有特殊贡献者，才能担任名誉会员，同时当选名誉会员的还有伍连德和姚钧石，伍连德本是医史学会的发起者和最早的会员，由于其对中国医学史的特殊贡献而升任名誉会员。《医史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华医史杂志》曾多次报道西格里斯特的行踪，还翻译发表了《医学史在瑞士》一文。西格里斯特在主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史研究所时，常常给中华医史学会寄来古籍复版[93]。他返回瑞士后，致力于完成8本的《世界医学史》，已完成了前2卷Primitive and archaic(《远古医学》)、Early Greek, Hindu, And Persian Medicine(《早期希腊、印度与波斯医学》)[94]，第3卷计划为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学史》)[95]，未及动笔即撒手人间，十分遗憾。
西格里斯特在医学史领域的论著主要有：
①Civilization and Disease，1943—2015年间共有75个版本，5种语言。中译本为《疾病与人类文明》(图15)，秦传安译，2009，中央编译出版社。
②A history of medicine，1951—1987年出版了53个版本，有英语和西班牙语。
③The great doctors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medicine，1931—1971年间有83个版本，有德语、英语、中文。中译本有2种，一为李虎、张盛钰、柯秋梦译，《最伟大的医生：传记西方医学史》，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为柏成鹏译《伟大的医生：一部传记式西方医学史》，2014，商务印书馆。
④Medicine and human welfare，1940—1970间出版了41个版本，4种语言。
⑤Socialized medicine in the Soviet union，1937—1952年出版了22个版本，3种语言。
⑥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1960年出版，13个版本。
⑦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hygiene，1952—1998年间共有33个版本，3种语言。
⑧Man and Medicine，有中译本多种，《人与医学》顾谦吉译，胡适校，有商务印书馆版，1979、2012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西医文化史：人与医学》，朱晓译，2012，海南出版社。
上述13位会员中有10位是临床医生，3位是研究人员，1位是职业医学史研究者；有7位留下了医史方面的研究论著。除去名誉会员西格里斯特，其他12位会员都曾长期在中国居住，在中国停留时间最短罗爱思也达19年之久，其他均超过20年，7位超过30年，4位超过40年，2位超过50年，其中启真道在中国工作达65年，有4位在中国去世。
在中国生活过的外籍会员，或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医院、研究所、学会团体的创建者，或长期从事流行病的防治工作，或是一流医科大学的教授、医生，也是中国许多医学领域的开拓者，对中国的医学事业、社会事业都有较大的推动与影响。在医疗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开始关注中医药学，进而关注中医历史的研究，其中一些还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以研究中国医学史为终身职业者。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以西方的语言文字发表，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传统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