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目的(1897—1983)是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他是第一部《中华药典》的主要编纂者；中国第一个独立的药学高教育机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的创建者；抗战期间，他还创办了重庆协和制药厂等数家制药企业；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和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第一任所长。他在中国药学事业的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孟目的是中国药学事业的开拓者。他是中国第一部药典《中华药典》的编纂人之一，并参加后续多版药典的编纂工作；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药学高等教育机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的首任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学生在香港和内地组织建立起香港协和制药厂、重庆协和制药厂，重庆国华制药厂、兰州西南制药厂、上海第一制药厂等多座药厂，并任"行政院卫生署"重庆协和制药厂的第一任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积极倡议和努力下，建立起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他长期在中国药学会任职，为药学期刊、杂志服务，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药学事业，被誉为"药学宗师"[1]。鉴于已有的关于孟目的的传记尚不够全面，笔者应《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邀请，结合孟昭仪、孟宪维父子的口述以及《孟目的自述》和《孟目的小传》(孟目的手稿，图1)和遗物，以及他的个人档案等资料撰成此文。
孟目的，原名孟广义，曾用名孟慕棣，其英文名字Moody Meng，为了方便记忆与书写，他把"慕棣"改成了"目的"，并为人所熟知，原名反而不彰。他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97年10月17日)出生于保定，1983年5月21日卒于北京，享年86岁。
据孟目的生前口述，孟家祖籍山东，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山东连年大旱，孟子的第67代世孙孟毓琇这一支迁至直隶(今河北省)深县，他们仍然坚持按孟氏族谱排序，"第66到75代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孟毓琇育有二子，孟目的祖父孟传真(字晓墀，1826—1886)为长子，出生于深县，后举家搬至保定，是保定府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位华人。孟传真与张氏结为夫妻，育有五女四男。1900年庚子事件中，孟氏族人多罹难，独孟传真四子孟继曾与即将分娩的夫人崔德馨带着3岁的次子孟目的从天津返回保定途中，才幸免遇难。
孟目的父亲孟继曾(字省吾，1866—1946)，育有五子，长子早夭，孟目的为次子，为孟氏第70代"广"字辈，名字按"仁、义、礼、智、信"排序。孟目的接堂兄孟广仁，以下依次为广义、广礼、广智、广信(图2)。
孟目的父母都笃信基督教，父亲孟继曾是北京基督教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终身名誉牧师，他一生致力于教会事业。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接受教会的委派，合并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等几所教会大学建立燕京大学，出于教会工作关系，孟继曾在燕京大学的选址、筹款、与地方政府的沟通等方面予司徒雷登多方帮助，遂成好朋友。燕京大学成立时，受到邀请并贺诗4首(图3，据《翠文集珍：弘道堂：孟》1940年，18页，为一本仅流传于家族内部的书)。孟继曾之父亲孟传真百年诞辰，司徒雷登还送来了题词(图4，原文登载于孟继曾主持编写、吴雷川敬题《孟公晓墀百年经过史·续编》序文第15页第29位题词人)，后来孟继曾三子孟广礼服务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因工作时常与司徒雷登联系，并常常一起打桥牌，成为忘年交。
孟家五兄弟各有所成(图5)。孟目的堂哥孟广仁是一位西医，曾建立4座仁慈医院，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三弟孟广礼，年轻的时候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老鸡"篮球队(中国最早的篮球队)名将[2]，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孟广智(又名孟用潜，孟目的四弟),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外交部国际关系所所长兼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3] 。据尚未完成的北通州孟氏家谱中记载，1930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书记陈潭秋和团省委书记王鹤寿，以及中共满洲北满特委书记孟用潜被捕，就由孟广礼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打通关节，救出了孟广智(当时化名孟坚)以及陈潭秋和王鹤寿等人，并成功劝说当时的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于深徵释放了政治犯70多人，其中包括同时期被关押的30多位朝鲜同志；孟广信(孟目的五弟)曾是中国笕桥航校二期学员、国民党中央空军第九大队第二十七中队队长，参加过对日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空中保卫战，1938年8月2日在指导学员飞行的途中不幸遇难。孟目的代表家人参加了弟弟孟广信的追悼会，并亲手为弟弟写了挽联。2018年清明节期间，中国航空抗日英雄纪念馆曾対孟广信烈士做过专题报道[4]。
孟家"广"字辈的5个兄弟，自幼全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孟目的最初就读于保定的培基、同仁小学、继转入北京通县端蒙小学。学校除圣经和英语课以外，主要课程是国文和少数自然科学。国文从《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礼记》、《春秋》等读起，国家学制改变后，教书先生又从国文读本第一册(天地日月，山水土木)教起，少年时期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使得孟目的受用一生。1914年，孟目的于文萃中学毕业，当年考入通州华北协和书院(燕京大学前身之一)。大学一年级时，因其父母看不惯某些外国传教士的做法，脱离外国教会转而到南方教书，导致孟家兄弟几人不得不离开教会学校。失学之后的孟目的在家补习，准备报考国立大学(图6)。
1915—1918年恰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计划大规模扩建北京协和医学院，招收中国学生，受训后送到美国培养。1916年孟目的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药学预科生。药学科学生除了上课，还需要在协和医院药房实习，经过3年的努力，他取得了优异成绩，然而院方突然宣布取消药科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5]。于是孟目的听取了恩师英国教授布利特兰(Arthur John Danid Britland，1878—1966)去英国勤工俭学的建议，布利特兰还答应先垫钱供他读书，工作以后再还钱，弟弟孟广礼也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孟目的决定赴英国留学。
据《孟目的自述》中记载：1919年孟目的来到伦敦，当时英国的药学分为4年学校教育和药学会药科教育，教学程度相近，但参加药学会教育只要个人努力，在校学习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原因，孟选择了后者。英国药学会药科学校开设系统药学班课程，考试及格发给国家药师开业许可证，同时加入该会后学校会帮助介绍实习场所，要求学生在药厂、药房实习不得小于4 000小时。经过半年的辛勤学习，1920年初孟目的参加了伦敦大学药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基本科学部分(化学、物理、植物等)及格后，再准备文学部分考试，包括第二外国语、历史、英文。8个月后孟目的取得入学资格，在药学会注册后被介绍到爱兰汉伯利药厂实习，晚间学习化学、物理、植物等课程，一年后正式入学(图7)。药学会学校的课程只有药学必修课，并且以试验为主，每日2小时听课，6小时试验，工作量非常大，英国当地学生可以在自己的家族企业实习，可以长时期积累，但对外国学生来说在短时间完成实习任务却异常困难。幸运的是孟目的从青少年时代就坚持远足、锻炼身体、即使是在冬天也坚持洗冷水浴，有一副健康的身板，在英国的学习的这段日子里，他熬夜奋战、吃住都在药厂，经过一年半的拼命努力，于1923年通过了毕业考试(图7)，并参加了英国政府药学考试(只有5%及格)，合格后取得了英国政府的药物化学师和英国皇家药学会会员资格(图8)，成为该会第一位中国会员。然而，孟目的最初寻找工作时并不顺利，便继续在爱兰汉伯利药厂和调剂部实习了近1年的时间。
1924年秋季，北京协和医院的药剂主任康约翰(John Cameron，现在译为约翰·开莫瑞，1891—1964)安排布利特兰在英国伦敦对孟目的进行了面试，考试顺利通过，孟目的获得了北京协和医院药房副主任的职位。
刚建立不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生很少，管理人员多来自美国，专业人员则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教会、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派系斗争和政治背景也往往会反映在医院里。药房、仓库几乎每天都要与各个科室发生工作联系，是矛盾的高发区，一旦出了医疗纠纷，首当其冲需要追究责任的便是药房，这对于刚刚走向工作岗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还要忍受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滋味。
1927年，孟目的除了任药房副主任还兼药理系和护士学校讲师，当时的药剂主任仍是康约翰[5]197-207。1928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向"北京协和"借调孟目的到南京，担任《中华药典》第1版编纂工作，任务完成后，他又重返北京协和医学院。1930年6月，刘瑞恒部长奉令筹划长江水灾卫生救济工作及卫生材料准备工作，孟目的再次被借调，担任临时全国防汛救灾项目的负责人，不久又到南京参加建设卫生材料总仓库和制造室的工作，并在武汉、南昌、芜湖等市成立分库，正当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之时，收到协和院方来信，命他回院，否则不再为他保留职位。孟目的与刘瑞恒商谈此事，刘也曾在协和工作过，清楚孟的工作环境，他向孟透露说，卫生署计划成立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系，希望孟主持药物化学工作。1931年11月31号，孟目的正式向"北京协和"辞职，加入国民政府卫生部，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后又兼任中央军官学校军医处药局主任。
1931年底，卫生实验处向国际联盟卫生部申请到一笔调查费，孟目的作为政府官员被派到日内瓦，由国际联盟卫生部发给证件，布置调查计划，让孟目的前往欧洲调查各国药品管理制度，为成立药物化学系做准备。期间他曾到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学习生物测定6个月，后又参观英国药厂、政府药检机构及英国内地和海关检查机构，实地了解和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战争爆发，由于伤病员太多，上海医院收容不下，消息传出震动全国。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派医药人员20余人前去协助，孟目的负责发动上海药学界协助供应卫生材料。在短短5天之内，一个适用的药房和材料库布置就绪，1周后又利用尚未完工的大陆商场5～7层布置起一座伤兵医院，开始收容伤病战士。当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将士，每天有上千人自发地排队捐献实物，慰问伤兵，那场景令孟目的永生难忘，他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1933年1月，孟目的又被派到法、德、奥、匈牙利、捷克等国调查(图9)，他参观了很多世界著名的制药厂、药学研究机构和药品检验机构，在回国的路上，受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他特意请假绕道美国进行考查，1933年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他当时所住的饭店就只住了他一个人客人。银行倒闭，工厂停产，街上示威的人群和流浪的乞丐，给孟目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两次考查使他对整个制药行业，从最基层的刷洗安培到制药的生产、管理、销售及监管的各个环节有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了解。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制药工业尚未起步，药学人才匮乏，也没有相应的配套工业，他也深知，考察所闻所见，能被照搬到中国的并不多。
孟目的完成第一次考察回到国内时，卫生实验处的新楼已初具规模。他随即开始投入布置药物化学系实验室的工作中。首先参照国外模式结合国内实际拟出工作计划，任务以学术研究、训练人才为主；再配合署内实验药厂开展新药试制工作，同时承担市场常用药品和食品的抽样和化验工作。他首先建立各种动物房，训练生物测定人员(图10)，最初他还可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半天，不久奉派兼了很多行政职务，包括中央医院药房主任，从此脱离实验室，只做教学工作。而药物化学系的主要工作也只是配合成药登记、作毒性试验和法院及禁烟委员会等机关做法医化验工作[6]。此时，卫生署实验处附属机关渐多，衙门大起来，官僚作风发展起来，人浮于事，互相排挤。某日中央医院药房仓库失火，孟目的被免去中央医院药局主任职务。
在《孟目的自述》中有回忆这段经历的文字，经此挫折，已人到中年的孟目的十分苦闷，徘徊了近一年的时间。他不断拷问自己的初衷，认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自己不适合走仕途，决定脱离宦海，静下心来做科研或搞教育，于是逐渐辞去了卫生实验处所有的各种兼职。
1936年在他和中国药学会同仁的倡议和努力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孟目的为首任校长并兼药剂学教授，1939年底由于他资助进步学生去延安，被免去校长职务，同年年底他接受宋子文的邀请到香港创办协和制药厂并任厂长。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内地被严厉封锁，药品奇缺，孟目的又被孔祥熙紧急召回，创建重庆协和制药厂并担任厂长，期间还兼任国立药专教授。1941—1945年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简任技正，曾多次被派往兰州，筹建了西北制药厂。1946年借为其父奔丧期间，到解放区张家口生活过几个月，协助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药厂。抗战胜利后，又被卫生署派往上海从政府接收人员手里，接任上海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兼上海第一制药厂厂长，评定为卫生部简任技正三级(图11)，1948年当选为中国药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49年后他任上海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1950年被卫生部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并出任中国卫生部药品检验所所长。他是新中国承认的抗日时期就被评为的国家一级教授(具体时间不详)。1962年卫生部药品和生物制品检定所合并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为第一任所长，同时兼任中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0任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名誉所长直至去世[7] 。
1957年孟目的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及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届代表，第二届、第五届、第六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顾问等职[7]4-6。
1920年之前，世界有20多个国家编纂出了国家药典，而中国尚缺乏与本国国情和近代药学发展进程相适应的药物使用标准。这给当时的药品制造和监管造成了困难，编辑中国自己药典的呼声不断见诸各类报章，逐渐引起了社会上对药典的重视[8]。1928年11月，由当时的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部长刘瑞恒将孟目的从北京协和医院借调到南京筹备药典编纂工作。当时药典编撰工作持有两种态度，孟目的和药学会的多数人非常热心这项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只为完成这项差事。据《孟目的自述》中记述：他一下火车就急匆匆地去与当时的卫生部报到，却发现有人只是想利用英国药典的译稿略加修改成书就可以交差了。接着，孟目的试着提出由医政司向全国医疗机构发一份函件，征求药界同仁对编纂药典的意见，但被一口回绝了。孟目的感到自己的一腔热血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他深知药典是国家对药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技术法规，绝不能草率，于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印发了征求编纂药典的意见函。
第1版药典的编纂，并没有按预期的设想成立编纂委员会，而是责成医政司负责领导，由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外科学家)担任总编纂，具体工作由於达望和孟目的主持。参加编纂工作的有严智钟(细菌学家)、於达望(药学家)、孟目的(药学家)、薛宜琪(药学家)和陈璞(药学家，图12)，此外还安排了20多人负责审查、复审和校对等工作。但这些职位缺位是常态，经费被克扣，工作环境恶劣，办公室仅有2张写字台，没有配备抄写员，孟目的只好找来他的一名学生义务帮忙，其食宿也只能由他个人负担。
1929年1月4日，药典开始正式编纂。最初编委们争论最激烈的是"pharmacopeia"一词如何厘定，大家各有说辞，最终在孟目的坚持下达成统一：惟有"药典"两个字最能高度涵盖这本书在制药业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华药典编撰经过》一文中，有精辟的说明："吾国所称之'药典’即英文之'pharmacopeia’ ，日文之'药局方’，'pharmacopeia’古时原为一种记载各医院成方之书。与吾国宋时御要局之局方相类。中华药典原拟承日人旧译命名'中华药局方’，但为增加其重要性起见，因名之曰药典，典者法典之意，尽现时之'pharmacopeia’海关检查进口药品及药房调剂方剂，均当奉为准绳，已进而为一种法律。"[10]同时孟目的还指出，"……药典虽然是属于法律范围内的药物书籍，但还带有参考的性质，这可从药典的编辑情况说起，一般国家的药典是五至十年改版一次"[11]。
1929年8月中旬，教育部译名委员会召开药科名词审查会议，编纂药典的几位专家均被邀请为委员，会议将药科名词逐一议定，议定后的药科名词成为药物的官方标准名称。8月30日，《中华药典》初稿完成，前后用时8个月，为了进一步能够保证药典质量，10月，编纂者从初稿中挑选了一些条目，以《中华药典内容之一斑》为题[12]，发表在《医药评论》和《医药学》上，向海内外同仁征求意见，但是编纂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无奈之下，又延期3个月，再次对药典进行校对和自查。1930年2月10至12日，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13]，会议日程安排2个小时，审查《中华药典》，仅将原稿改动了一个字，就定稿了。1930年4月25日卫生部通知国民政府《中华药典》编纂完成，不久印刷成册(图13)。限于当时的条件，孟目的对第1版《中华药典》保留了些许遗憾。
1947年，孟目的再次应招编纂第2版《中华药典》，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物价飞涨，这次的工作环境比第一次更差，甚至连稿纸都不能保证。孟目的回忆说，他们只好用临时征用的办公室中被遗弃的废旧账本的反面当稿纸用，真正的编纂工作主要由孟目的独自完成，可惜这一稿完成后却未能出版，但是，第2版药典的编纂工作为药品的分类、定名、标准等制定了依据，其中有些沿用至今[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卫生部着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50年1月，孟目的奉召从上海调回北京，参加新药典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初在上海召开药典工作座谈会，讨论药典收载品种的原则和建议，并根据卫生部指示，提出新药典要结合国情，编出一部具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药典。卫生部聘请药典委员49人，分设名词、化学药、制剂、植物药、生物制品、动物药、药理、剂量8个小组，另聘请通讯委员35人，成立了第一届《中华药典》编纂委员会，由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任主任委员，孟目的任委员并兼任总干事[15]。1951年4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华药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药典的名称、收载品种、专用名词、度量衡以及格式排列等事项，会后由干事汇总整理成计划方案，编纂过程均按计划执行，包括图书、化验、调查、研究等在内的所有经费都能够及时到位，少了扯皮和推诿，专家们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药典编纂本身了。这些都是孟目的在前2次药典编纂中未曾经历的。药典草案于1952年底报卫生部核转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1953年由卫生部编印发行[16]。
此后，孟目的又担任了在1963年版药典编纂委员、副主任委员，后来由于年纪等各种原因，不再担任具体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药典编纂工作的进展。
孟目的这般执着地热心药典的编纂工作是有原因的。孟目的任北京协和医院药科副主任期间，深受没有中国自己的药典之苦；1927年孟目的和他的同事创立北京药学讲习所，培养药剂技术人员和配药员，学员缺乏英语拉丁文基础，教学工作障碍重重，没有汉语名称，不利于药房工作；更为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各国药品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不加监管，会严重损害广大民众的健康。
药典要与世界接轨，最绕不开的是大量医药术语的翻译。术语翻译研究多属规定性专门的研究，孟目的和同事们凭借自己从事制药行业的工作经验和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在药典术语的翻译中体现了"准确、透明、一致、简洁、通达"的方针，比如：他们拟定了简练的制剂剂名，"tincture"定名为"酊剂"，"spiritus"定名为"醑剂"，"elixirs"定名为"酏剂"，"tabellae"定名为"片剂"，"suppositories"定名为"栓剂"。按现代的翻译理论，这其中包含了音译法，意译法，既有类比又能变通，即采用了术语的解读策略又采用了术语的译介策略，使这些词整齐划一，又不会与生活用语产生歧义，且还便于记忆。孟目的的学生袁士诚、谢海洲在他们的文章《热心药学事业的孟目的教授》中，关于孟目的对这些词汇的厘定专门作出了特别的赞誉[7]22-25 。
孟目的不是搞翻译的，但仅仅1951年一年中，他先后被出版总署翻译工作委员会聘为医学组药学小组审查委员、中国化学会邀请他为名词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府卫生部聘为名词审查委员。
20世纪初的中国，西医已经开始为国人接受，但西药却依赖进口，懂得制药的人才奇缺，虽然清末的陆军医学院曾经开设有药科，1913年浙江医学院专门学校设有药科，但完全不能满足当时对制药人员的需求。孟目的回国后不久，就联合冯志东、何鉴清等同仁于1927年在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建立了北京药学讲习所，培养药剂技术人员和配药师。1929年4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与华北药学会开办了一间夜间药剂学校，接替了北京药学讲习所，第一年54名学生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孟目的为该届毕业生做了题词(图14)。在此后的20多年，该校总共培养初、中级药剂人才两千余人[7]22-25。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法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也相继开设药学专修科，足见药学人才需求旺盛，但是还没有独立的药科大学。药学界人士希望建立独立的药科大学，改变当时国内药学专业只是附属于大学医学院的状况。1935年中国药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主席团会上，孟目的提出设立独立的药学院校，并与同仁曾多次商讨建立药学专门学校的方案，提出药学学业繁重，应该是4年学制。孟目的在《呈教育部长论药学之重要及药科药厂之亟宜筹设》一文中写到："(本人)侧身药界，廿载于兹，对于药学粗知一二，深愿藉此机会，不惮麻赘，更为我部长稍述药学之重要及药科实验药厂之亟宜筹设，窃维药学乃应用科学之一种，其研究范围略分为药理检讨、药物制造及其分析鉴定等项，其目的在能振兴国家实业经济，维持民族健康，惜在我国习药者乏人，深造者更少，且因无完备药厂，一般药剂师仅能从事调剂，致令有用之学无实施机会，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非笔墨所可道尽者也，兹仅就经济、国防及人道三方面申论之。"[18]接着他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海关统计的数据和在军事、民生等实例说明兴建中国自己的药科大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在药界的的呼吁下，1936年初，政府终于批准在南京建立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药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并附设药科药厂。7月13日组织筹委会，孟目的被任命为主席，薛培元、朱章赓、陈思义为筹备委员。行政院拨款2万6千元为筹备经费。8月租赁南京白下路盐业银行旧址，经过修缮，作为临时校址[19]。8月21—23日，在北平、南京两地举行招生考试，考试科目有党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北平有考生108人，南京有333人，9月1日，录取首届新生揭晓，共正取40名，备取15名，录取率仅为9.07%[20]。1936年9月2日教育公报发布了聘请孟目的为药专校长的聘书(图15)，9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图16)。
在第一届新生入学之时，药专就自行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教学计划，规定了教学科目，课程开设的顺序，各门课程的教学时数和学年课程组合。基础课包括政治、外语、体育、国文，专业课有药剂学、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等，此外还有药品工业化学、制药机械学、机械制图学、药厂管理等工学等课程[22]，显然是为制药工业培养人才。学校还是争取到上海市药业同业公会、中华民国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等团体的支持，设立了药学奖学金，分甲、乙2种，甲种以奖励新药学术为宗旨，乙种以资助清寒子弟有志药学者为宗旨，每种暂设3名[19]7。
据药专第一届学生袁士诚回忆："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23]
1937年3月，教育部将南京丁家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场拨给药专作校址开始新建校舍[19]7。建校工程开始不久，"八·一三"战事爆发了，随着日军向南京推进，孟目的多次提交申请呈文西迁武汉[24]。据孟昭仪回忆：为了师生们的安全，学校征用的是英国太古公司的一条船，孟目的和船长站在甲板上扶着英国国旗，炸弹就在船的四周爆炸，一路上险象环生，终于在18日到达武汉。他们在汉口四纬路86号建起临时校舍，并在武汉续招新生一次，10月10日开始上课，共有学生两个班[25]。
1938年初，武汉告急，元月12日学校奉教育部令离开武汉，继续西迁，学校先将公文、仪器，药品装箱启运，拉纤逆流而上，因船只稀少，全体师生员工只能分批行动，于元月25日到宜昌汇合，之后再向西行，于2月10抵达达重庆。他们暂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办公，后又租赁在重庆磁器口租借四川教育学院办公，借重庆大学宿舍住宿。于2月12日开始上课。宿舍不够用，10月又租赁磁器口民房为校舍，并设立了实验药厂，药厂主要以当地白云矿石为原料，生产硫酸镁[19]7。
西迁路上，师生们亲眼目睹了沿途民众生活贫穷落后的状况，也看到了全国人民高昂的士气。沿途缺医少药的局面在孟目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更加坚定了他办好药科大学的决心，他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校歌歌词："巍巍我校，屹立江东，志在起废振癃。古剂改良，新药求精，保健民族任重，济济多士，药学专攻，存心以仁任事以诚。共同继续，神农伟业，建树万世之功。"[19]8
在重庆，孟目的遇到了正在组织宣传抗日合唱活动的表弟李抱忱。李抱忱曾留学美国，专攻合唱指挥和作曲，是当时著名的指挥家、声乐家和作曲家[26]。为药专校歌谱曲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李抱忱。校歌谱曲任务完成后，孟目的邀请学生每周六到自己家里来学唱校歌。李抱忱一手弹风琴，另一只手轻轻地打着拍子，一句句地教给学生们唱，学生们或站在院子里、或在房檐下认真练习。这个场景至今仍留在孟目的之子孟昭仪的脑海中。1938年12月校务委员会正式确定了校歌、校训，上报教育部，校训为"精业济群"。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但药专的曾有数名教员因支持并帮助进步学生游行、聚会、参加八路军而受到过警告或严重警告等处分[19]1 ，孟目的作为校长公开支持并帮助学生到延安参加八路军，这让当局感到十分恼火。1939年，孟目的遭遇了2件事。一是所谓的"校长宣誓案"。年初，教育部召开校长会议，会中要求所有到会人员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否则不可以担任校长职务。孟目的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在宣誓时没有举手，正巧被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看到，便瞪着眼睛逼他，孟目的勉强抬起右手，却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会后他也未按要求向区党部登记，这件事发生的后果孟目的当时心中不是不清楚，他将此事做了详细的记载，这才是后来导致孟目的被撤销校长的直接原因。二是所谓两次"通敌"入狱案。1939年春，孟目的被宪兵三团传话，并被关押了一周，后由友人营救才得以保释。2个月后，卫戍司令部又因同一案件抓捕孟目的，理由有4条：①在汉口曾在日本租界区为学校租大房一所。实际情况是，当时武汉到处是逃难的人，找不到适合学校用房，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②一个朋友由汉口回北平来信报平安，说没有遇到敌人飞机，被诬陷是通敌；③由北平来的家信中夹有日本人的宣传单，而这是日本人散发传单一种手段。④花旗银行转来北平汇款。这4条理由明摆着是有人存心诬陷，此案后来由于孔祥熙的过问，一周后便结案。实际上事件过后，1939年8月孟目的被免职，调部任秘书[19]8。
事虽如此，孟目的的一生都在关注药专的发展。1940年4月下旬第一届(民国二十九年)学生毕业，他没能参加毕业典礼，但还是为毕业同学录《纪念册序》撰写序文，表达他对学生们的殷殷期待："夫药物设施，为人类壮病却疫之唯一屏障，故司药自应为神圣之职业，从事制药者，须具济世之怀，方可不负此项使命。苟不自爱而藉职图利，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妄制劣质药品，害及垂危，其行为即无异于杀人强盗，应为社会所不齿，同业所共弃，然世态熏染，偶一不慎，其易坠落，古人有鉴于此，特设药王药仙之神位，尽欲藉宗教陶养，以维持制药者之道德，俾药石至灵，确能惠及病弱，用心良苦，惜此种德风，已久不为一般药商所崇尚，民十七，予服务卫生部时，曾调查药业情况，发现我国药房多为资本家所操纵，谋利不择手段，下井投石，毫无民生观念，致使我国西药市场，异常纷乱，毒物流行，危害民族健康，目观之下，不胜悲愤，自念欲纠正此种不良风气，除政治外，尤须自树人着手，此予之所以受命来长我校之主因也，自知教育非本人所长，惟愿努力以赴，冀能造就一班高尚青年，藉其大无畏精神，为药学界树立新基础，深望诸同学已将此意铭诸心版，身体力行，庶不负予之相期相知焉。是为字。"(选自毕业同学录《纪念册序》)
1943年初，国立药专的学生因不满意学校管理状况，经过长时期斗争，最后宣布罢课，全体离校[24]46-51。学生罢课后一部分学生无家可归，生活没有了着落，便来到孟目的刚刚组建起的重庆协和药厂求宿。陈立夫想当然地认为这次罢课与孟目的有密切关系，便亲自找到他，让他出面调解、劝学生回校复课，否则全部开除。孟目的不希望他的学生们因此荒废了学业，便分别到学生住处进行劝解说服，并答应亲自回校授课，很快学生们就回校复课了。事后他坚守诺言，每星期从重庆南岸到歌乐山国立药专授课2天。新中国成立后，孟目的才得知，这次罢课是由学校学生地下共产党员长时间努力才得以实施的，在孟目的档案中他为此事曾向组织做过检讨。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据孟昭义回忆：那时他的父亲虽在上海工作，但常常要乘夜车赶往南京，到药专讲课(图17，图18)，并一直坚持关注学校的发展。
抗战时期生活艰苦，但很多学生却认为那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光。孟目的组织师生游歌乐山，打着火把游天然溶洞、建立合唱团，宣传抗日。他还组织师生与重庆教育学院、重庆大学等学校展开篮球、排球比赛，以增强学生体质。平常每到周末，学生到校长家里吃饭、饮酒、打牌、娱乐是常有的事儿，校长夫人定会按当时的条件给与热情招待。孟目的的长子孟昭仪回忆说，在重庆的那几年是他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段时间，那时他天天跟着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跑空袭，药专的前两届学生他都认识。
孟目的热心药学教育，关心他的学生，他也一直保留着药专的校徽(图19)。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为中国药学界栋梁之才。
1945年以前，药科留学生多数是从综合大学化学专业的学生中录取，化学系的学生占去了药科学生的名额，但多数学化学专业的学生对制药并不了解或不感兴趣，这对两个专业的学生都不公平，为此孟目的与当时的教育部门多次为药学科的学生争取单独的名额，反复向当时的教育部门呼吁，还通过教会以及私人关系与英国驻重庆使馆联系，为他的药科学生保留单独留英、留美的机会，为了能让这些学生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他还请自己的亲戚为这些学生个别辅导英语，经过考试，1945年，药专毕业生涂国士、沈家祥、徐玉均等考取公费留学英国进修药学。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称中国药科大学，居于中国药学教育之前列。2016年，北京校友会的同学们为老校长孟目的修建了一座铜像，安放在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园中(图20)。
1939年到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人对药品的封锁，国际援助受阻，后方药品严重短缺，国家不得不想办法自己生产部分药品。这一段时间孟目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制药厂以解药品短缺的燃眉之急。
孟目的被免去药专校长之职后大病一场，病愈后他与旧同事相约成立制药合作社。孔祥熙和颜福庆听说后约他筹设中央制药厂，刘瑞恒此时也电话转达了宋子文希望他去香港建立新药厂的邀请。此时重庆大轰炸日益严重，孟目的决定带着徐玉均、张炳南、郭祖贤等几位学生去香港看看。在香港，孟目的与宋子文初次见面，由于二人都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背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宋子文向孟谈起1914年创立协华制药公司的初衷：当时国家贫弱，民生凋敝，建立西药公司，利于国民之健康，那一年宋子文刚满20岁。协华制药公司的苏东坡骑驴牌金灵丹是当时的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商标[27]。孟目的当即决定留在香港，接受宋子文的邀请，出任香港协和药品总公司及协和药厂总经理，宋子文为董事长。同时积极选购生产药品的机器和设备及药品，供应后方。
他们租下一所学校做厂址，布置就绪后又去上海购置原料和机器设备，在港招工训练，准备半年后机器运到进行安装。由于他们初到香港，当地人群结构复杂，常会受到港府的办事机关以及行业间、地头蛇的不断干扰，而学生们对付这些比老师有办法，师生几人齐心协力，逐渐能够应对各种问题。他的学生回忆说，每逢他们月底手头钱紧时，为了节省出一顿早饭钱，周末早上就会迟迟不起床。这时孟目的就会特意在他们每人床前放下10元港币，几个学生就会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整装出门，高高兴兴地跑到街上解决饿肚子的问题。香港是商业城市，机械安装工匠缺乏，在培训技工、建设厂房、引进设备、调试安装时，很多他们都要亲自动手，经常整天整夜的泡在车间和化验室，仅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公司业务展就发展起来了，由1个厂发展至5个厂。1941年底，他们再次去沪购置原料，并希望罗置一些技术人员，船行至吴淞口，却听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被迫退回，很快香港沦陷，九龙被日军占领后，在原本一家药厂附近有间日本人经营的新亚药厂忽然增加留日药师数名，不久他们的这家制药厂就被日本新亚药厂强行接收了(《孟目的自述》)。
1941年12月，宋子文受命担任外交部长，他授意将原本私人名下的公司及几家药厂包括所属资产、人员都划转至"行政院卫生署"管理[27]39，并由香港迁至重庆。就在此时，孟目的被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紧急招回内地，全面负责这项由香港迁渝的任务。为了躲避日本人以及沿途军阀的抓捕，孟目的一行先是取得福建人的归乡证明，与厂里的技师化装后加入难民队伍，由珠江乘民船至顺德上岸，但却因假胡须过长，引起警卫注意，旋即被逮捕。幸而同行人中有人到狱中为他们保释，才获自由，不然就被抓去做壮丁充了军。后来他们经韶关、衡阳、桂林、金成江、贵阳回到重庆，一路上有惊无险。
战时建厂，选址是一个大问题。经过多方考察和仔细的推敲，并吸取了原来在沙坪坝药厂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教训，孟目的最终选择在重庆南岸龙门浩复迁协和药厂，这里依南山傍长江，植被茂密、地势错落，距江边码头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既有抵抗空袭的战略隐蔽的优势，交通也极其便利，无疑是最佳之选。人员方面，除了同去香港的徐玉均、张炳南，还有郭祖贤、唐锡嘏、薛慕贞、祖园磊、魏建明、曲兰、孙凤岗、段廷汉，夏继霖等，后续又有药专的多名教授以及药专毕业的学生加入，他们后来大都成了药厂的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药厂接收工作并不顺利。1946年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知道孟目的与上海医药界关系好，请他接替接收专员的工作，接收上海的敌伪药厂。孟目的到沪后奔走交涉，幸得他的学生帮助，不到4个月就将武田若素、山田黑田、安住福寿等12个日伪药厂全部接收完毕。之后移交给政府，成立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孟目的被任命为副处长。并且将商邱路的原重松制药厂改建为上海第一制药厂，杨树浦宁武路的原武田第四制药厂改为上海第二制药厂。
据《孟目的自述》中记载，他在重庆时，经其四弟(孟用潜)联系，孟目的曾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见过面，论及解放区的制药问题。1946年春，孟目的借回京为其父奔丧(孟继曾去世)之机，绕道去了一趟张家口，由沈其震同志陪同，在解放区停留了半年之久。他指导当时的晋察冀军区筹建了张家口晋察冀制药厂，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力更生生产麻黄素、柴胡注射液等制剂，这些都是战时急需药品。并帮助扩大药厂的生产规模，建立严格的药品生产操作要求，为大幅提高药品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亲自检查当时药厂制药的全过程，根据当时的部队条件，因人施教，培训授课，为此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赞赏。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的达官贵人都纷纷准备逃离。受周围人的影响，孟目的也有些动摇，他暗暗思考自己的去留问题。但是因为孟目的在这之前去过解放区，并且还跟一些高层领导有过短时间的接触，他不太相信社会上的一些传言，而且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读过一些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他想自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不属于革命的对象，于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时孟目的四弟孟用潜正好来到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更坚定他留下来的决心。后来孟用潜去了香港，行前约孟目的去解放区工作，并委托沈其震自香港派来一位姓费的同志送信，约孟目的去大连，就在一切就绪准备动身之时，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党董秋思同志认为，在上海解放时做好护厂工作也很重要，因实验处存有大量物资，决定让孟目的留沪。为防止有人破坏，孟目的和工人一起住在厂里，守厂、护厂，直至上海解放，并在解放后曾兼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图21)和上海第一制药厂厂长的职务(图22)。
孟目的在英国所学专业为药品加工，这是他的强项。在重庆进口机器设备、设计施工、培养技工、试生产等等都是从零开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付诸实施。他关心工人们的技术培训和生活。重庆协和制药厂建厂之初，工人的食宿条件很差，在席棚中搭三层铺，漏雨透风，他得知后立即设法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使工人得以安心生产。逢年过节时他常常会带着酒菜和工人们一起庆祝、干杯，关心亲友、同事、工友，并向他们问寒问暖是他的一贯作风。
孟目的在自述中记述：在抗战时期，药品奇缺，而他却生产管理着大批药品，难免有人觊觎他的位子。1946年有人将他告上法庭，他先后被传讯过10余次，并被判刑3年、缓刑3年，后经上诉查明孟目的公私分明，药品账目清楚，找不出漏洞，不得不放人，这个案件中所涉及的药品，后来经人从中交涉，又将全部药品按市价折半购回。孟目的一生从事制药行业，曾有不少人猜想他一定是"家缠万贯"，但实际上，他一辈子没有为自己和儿女留下任何财产。当年在重庆，投奔到大后方的亲戚、学生、朋友终日不断，尽管物价飞涨，家中住房小，孟家人仍是热情接待，以至于每顿饭都要分几批轮着吃。为支撑这样一个大家，孟目的不得不同时做几份兼职，孟目的的夫人龚容馨精打细算，费尽了心思。孟目的甚至带领家里的杂工和儿子，用小型压榨机榨芝麻油，一方面为药厂制作制药的原料，一方面也是为了补贴大家庭的开销。
孟目的曾担任卫生部化学研究股股长，该股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药品和食品等进行检验，在孟目的1931年的《研究股工作报告》中，清楚地记载了从1930年5月5日至1930年12月29日这期间的15次《研究股工作报告》[6]52-58，记述了研究股自建成药品检验室以后，为会员检验药品，同时负责该市公安部门检验各项没收的药品和毒品，这也许是我国最早的药品检验工作记录。
1950年周总理会见他时，亲切问道"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有哪些关键环节急需加强"，答曰："药典和药检，前者是国家法典，后者是执行法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50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简称中检所)所长。他出任第一任中检所所长时，时年53岁。
建国初期，低水平重复生产是制约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顽症，是造成医药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一定离不开药品检验部门的严格监管，这就需要过硬的技术人员，为此他在全国范围内招兵买马，很快许多学有所长的专业技术人员聚集到了药检所。他亲自为新进人员解决房子问题、户口问题、配偶子女的工作问题和入学、入托等等问题[28]。他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到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对制药厂进行考察研究，了解和掌握建国初期制药行业所存在的问题，并总结了当时制药工业的实际情况[29]。在广泛听取中检所里的技术人员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工作设想，制定出一系列规定、条令，对从源头上控制中国药品的低水平重复生产问题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全所人员10年的努力，各种实验室配套齐全，又陆续建立起动物种子中心、菌种保存中心、动物检测中心、耐药性检测中心、麻醉品实验室等设备，成为全国最权威的药品检测机构。他常常告诫所里的员工，也许一份报告就能决定一个产品的命运，连结着一个企业的兴衰荣辱，责任重于泰山。
但是，后来会议越来越多，运动一个接一个，孟目的失去了人事调动权利，曾经的同事、朋友，有的受到了批判，有的被迫离开。性格直爽孟目的话越来越少，做事越来越谨慎，他对中检所里的批判、揭发等运动不感兴趣，也不赞同，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护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中检所保存有1958年12月12日的档案，有关于他落后言论的记载："质问过支部领导'不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吗，为什么放了又有罪了呢？’，为右派分子喊冤。他对'三反’有抵触情绪，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说过把北方的粮食收购得太多，农民的生活太苦了"。面对悲愤却又无力改变的局面，表面平静沉稳，内心却陷入了无比的焦灼。最后有些活动能不参加的，孟目的就想办法逃避，不得不参加的就打瞌睡，所里对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排队是"中右分子"，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党支部最后在孟目的档案中的结论是："孟目的虽是药学界的老前辈，对药学方面有些经验和知识，但无真才实学，同时行政领导力也很弱。我们的意见：继续留所工作。"
1962年卫生部药品检验所与生物制品研究所合并为卫生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两所合并后，孟目的继续担任所长，任命书由总理周恩来签署(图23)。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孟目的受到批判，被迫打扫院子和厕所，冬天用手推车为锅炉房拉煤，一家人也从原来的住所被赶出来，搬到一间没有暖气、见不到太阳的小仓库内。这些孟目的都可以乐观地面对，但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一些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批斗，特别是当他得知他的学生徐玉均非正常死亡的时候扼腕痛惜(图24)。徐玉均是药专的第一届毕业生，1945年留学英国。1950年获伦敦大学药学院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受到老师孟目的邀请来中检所工作，担任药理室主任，是中检所的技术骨干，是新中国药品生物检定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他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1957—1960年任《药学通报》主编，是孟目的的得意门生。1979年，孟目的恢复工作，虽然名誉上还是所长，但实际上已不管具体事务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之力为那些在运动中失去生命的同事们恢复名誉。
1980年，孟目的担任中检所名誉所长，他还积极的参会议政。1983年5月，86岁高龄的孟目的出席全国政协第六届会议，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感染中毒性休克，经多方救治无效，不幸去世[1]4-6。
1925年，孟目的就加入了英国皇家药学会，他是该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人。回国后，孟目的一直热心中国药学会的工作，并多次担任重要职务。1931年他曾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并兼秘书长，为药学会的刊物《药刊》撰写了发刊词[30] 。1935年第七届药学年会中他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第七届理事，在这届会议上他提议增设独立的药学院，并提出从速编纂《中华药典》第2版，在以后又当选了第8～11届年会的理事。1939年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举行第一次聚餐会，12月12日孟目的受主办方邀请，报告了内地药学情况。1948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药学会(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CPA)年会上，孟目的被选为学会理事长[31]。1951年药学总会由上海迁到北京，学会的临时会址就设在他的办公处所黄化门19号，这段时间，他"以会为家"，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帮助药学会的干部解决住处，安置家属，招募新人。
在1952年11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希望给药学工作者创建一个可以安心做实验、查资料、搞研究的"家"。在他的努力支持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北京市东黄城根后局大院2号宅，建起了图书室、招待所。为了充实图书室，他捐赠了自己多年积累的书刊及一些曾经跟随他走遍中华大地的珍贵书籍、资料。
孟目的注重药学刊物出版发行，早在1930年孟目的编辑了一个期刊《华北药剂学会》和一本小册子《剂量：比例：毒药》，但因为事前没有经过北京协和医务处的审批，不得不停办了[5]201。他为恢复了《药学学报》(原名《中华药学杂志》)付出很多努力，还创办了《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和《中药通报》(现名《中国中药杂志》)。他为《药学通报》写了发刊词，并为这本杂志的第2期第3期发表短文。他还指导中级药工人员，撰写介绍工作中的小经验、小常识，短小精干，实用又易懂。在此期间，他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议，研究工作，组织各种学术活动[27]60。
孟目的曾祖父以开设镖局为生，不但习武强身，还懂中医中药，祖父孟传真亦通晓中医，父亲孟继曾也时常使用中药治疗疾病。受家庭影响，孟目的也不排斥中医中药，他所建立的药厂往往可以中西药兼制。1952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对中药整理问题作过重点讨论，并成立了中药整理委员会。1954年4月举行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对中药整理问题又进行了专门讨论，制订常用中药标准草案，1955年，孟目的大力支持筹设中药整理委员会，并热心建立起中药实验室，至1957年已制订出10余种常中药的标准草案，编成《中药鉴定参考资料汇编》，部分资料在《中药通报》上发表。1958年以后，他还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1964年，他在上海主持全国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经常亲自组织邀请一些专家作学术报告，亲自主持会议[32]。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全国科协和科普的各项会议及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药学会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孟目的业余爱好多样，如摄影、集邮、旅游、游泳、网球、唱歌、种植花草，以及喝酒、交际等。作为校长、老师，孟目的与他的学生们亦师亦友，除了读书还教会学生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他在留学期间生活勤俭，并设法创收。为了拍摄伦敦大学的夜景，他在高处架好相机拍摄，采用多次曝光的方式，坚持尝试数日，终于拍得该校夜景全图，并申请专利，备受校方赞誉而传为佳话。
受教会学校教育的影响，孟目的一生钟爱园艺，热衷于环境的绿化、美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绿变美。孟目的常年坚持下班后带着铲子、小铁锹、修剪刀和水桶等在园子里忙碌，把这种劳动视为一种放松。他引来新的树种、花种，经过耕耘，绿树、矮墙有序排列，鲜花满园，因此无论是1935年在南京，1938年在重庆，还是1953年在北京，每次孟目的一家入住后不久，周围就会变成美丽的小花园。1950年孟目的担任中检所所长，建所初期他就十分重视绿化，组建绿化队，并建造了专业的温室，绿化队负责绿化办公区和家属区，身为所长他以身作则，经常关心和支持绿化工作，在卫生部直属单位中，中检所年年被评为优秀绿化单位。
孟目的喜欢唱歌，而他最爱唱的是1925年从英国带回的一首歌"I Pass by Your Window"，每当家中有重大的庆祝活动的时候，他都会演唱这首属于他的"保留曲目"。他曾经于1945年8月在重庆协和药厂职工庆祝日抗战争胜利联欢会上唱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活动中唱过，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群众活动中他也唱过。每次唱完这首歌之后，他还都会无比深情地讲述这首歌的故事背景。孟目的热爱生活，充满浪漫情怀，为人从不刻板。
孟目的的妻子龚容生学生时代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喜欢唱歌，她唱女高音，声色俱佳，结婚后便一心相夫教子。孟目的也尊重妻子，每次唱歌，他都是请夫人先唱，夫妻相亲相爱，度过了近60载风雨岁月(图25)。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所有图片都是由孟夫人生前整理保存，历经颠沛流离和各种运动，至今完好，功不可没。
孟目的对子女的教育既恪守儒家传统道德，又崇尚西方科学精神，主张经世致用，认为立世必须有一专长。长女孟昭和在燕京大学新闻系(1945届)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她曾劝说自己的三叔孟广礼把自己的家(当时孟目的家在上海)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北京解放后，孟昭和参加了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南下工作团，1951年为抢救溺水同志而光荣牺牲，年仅25岁，被追认为烈士。长子孟昭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黑龙江省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次女孟昭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研究所研究员。
孟目的为人热情直爽，一生广交朋友，无论穷富、地位高低，他都一视同仁。不管是他的学生、工人、同事还是亲戚，只要有困难，他都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真心帮助。如对他的学生，不仅学业上指点迷津，还在经济上慷慨解囊相助、在事业上大胆推荐启用，与学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就连他的家人也与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朋友。
孟目的不攀附权贵，他家与孔祥熙有着特殊关系。少年时代，孔祥熙在潞河读书，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如四季的衣服、鞋袜，甚至他的辫子都是由孟家人帮忙打理，孔祥熙与孟家的每个成员乃至孟家的亲友都很熟悉，1901年孔祥熙由华北公理会推荐到美国学习。孔祥熙比孟目的大17岁，孟目的初出茅庐，孔祥熙的仕途已风生水起，但二人的联系只限于工作中。1947年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在距离孔祥熙离开大陆前往美国的前几天，孔祥熙在自己的一处住所最后约见了孟目的，要把房间里所有的家具留给孟目的，孟目的笑着婉拒说："我漂泊了半辈子，从没有给自己购置下任何房产，目前在上海还借住在朋友家中，你的家具虽好可是让我摆到什么地方去。"最后，孟目的只选了一个英国产的烟斗作纪念。
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创办了多家医药企业，在药品标准、药品检验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感谢牛亚华研究员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感谢何彦昕先生协助查阅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