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首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卫生行政方针,但忽略了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问题。1954年后对中医的政策逐渐转向,1956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同时公布了《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中医带徒弟作为政府的卫生行政政策被确立。尽管由于最初规划粗疏,各地条件差异判若霄壤,最初的执行并不顺利,但仍是新中国培养中医新生力量、保障中医后继有人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师徒授受是数千年来中医传承的主要方式,清末民初中医界开始兴办学校教育,但师带徒仍是中医传承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向政府提案禁止中医带徒弟,传承数千年的中医养成方式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所幸的是,伴随中医研究院的创办和“中医进医院”,中医带徒弟的政策措施亦联袂出台。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较为成熟的中医带徒弟模式和管理机制已经形成,并有大批学徒出师,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中医新生力量,填补了城乡医疗资源的缺口。尽管中医带徒弟起初大行其事,这段历史却长期没有进入医史学界的视野,直到这种传承方式重新受到重视。目前已有了一些成果,如郭巧巧[1]就中医带徒弟的缘起、做法和出师考核等做了初步的全面探索;王峰[2]提及中医带徒弟的政策;杨自文等[3]重点研究了1949—1989年的河南中医师承教育状况;李新路[4]谈及中医带徒弟政策出台的基本脉络。然而,由于史料原因及关注点不同,上述作者对中医带徒弟政策出台前后社会、政治背景等相关细节缺乏探究,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加深对当代中医政策演变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