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吠陀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印度等南亚国家传统医学的主体。印度学界将阿育吠陀按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分为吠陀时代、本集时代、汇编时代、近现代4个不同历史时段。吠陀时代包含阿育吠陀内容的文献有《吠陀本集》《梵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在本集时代，《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八支心要本集》“三大医典”问世，标志着阿育吠陀已发展为成熟的医学体系；在汇编时代《摩陀婆症候论》《莎朗加达拉本集》《有光》问世，被称为“三小医典”，此时还有大量注释前代经典的文献涌现，阿育吠陀不断完善；近现代以来，阿育吠陀经典著作作为文化遗产被整理、编撰和翻译，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虽然中国学者对阿育吠陀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尚缺乏系统地翻译和深入地研究。通过介绍阿育吠陀相关文献，为中国传统医药界开展阿育吠陀文献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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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传统医学包括阿育吠陀（Ayurveda）、悉达（Siddha）、尤纳尼（Unani）、瑜伽（Yoga）、自然疗法（Naturopathy）、顺势疗法（Homoeopathy）等，其中阿育吠陀是印度等南亚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亦是世界三大传统医学之一，至今仍在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阿育吠陀的历史最为悠久、最具代表性［2］，其中“Ayur”即生命，“veda”即知识［3］，因此阿育吠陀就是生命科学的意思，是一种保持和促进健康以及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医疗保健系统。阿育吠陀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据称是由印度教的创世者梵天（Brahma）在创造人类之前为保护人类而创建，因此阿育吠陀被印度人视为本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印度医学曾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藏医学和蒙医学的影响尤大，因此对阿育吠陀展开研究，不仅是世界医学史的重要内容，对于研究中国医学史亦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已有不少学者就阿育吠陀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国内对中印医学交流史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如刘成基《中印历史中的医药关系》［4］、房定亚等《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5］、蔡景峰《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6］、刘家瑛等《浅析中印传统医学的交互影响》［7］、薛克翘著《中印文化交流史话》［8］、蔡景峰等著《〈四部医典〉考源》［9］、季羡林译著《罗摩衍那》［10］、黄宝生等译著《摩诃婆罗多》［11］、陈明著《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12］、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13］、廖育群著《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14］。值得一提的是《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中收载了日文版的《妙闻本集》的部分中文翻译内容，为国内中医学者了解印度传统医学打开了一扇窗。但是已有成果对于阿育吠陀相关文献的介绍尚显零散，笔者试图就阿育吠陀相关文献进行系统介绍。
印度学界一般将阿育吠陀的发展历史分为吠陀时代、本集时代、汇编时代、近现代4个不同历史时段，阿育吠陀古籍有702种［15］，其中重要典籍60种，笔者按照印度学界划分的时段，对其中20多种典籍进行概要性介绍。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献材料和文体形式，吠陀时代（Vedic period，公元前15—前6世纪）的文献包括《吠陀本集》（Samhitas），《梵书》（Brahmanas），《森林书》（Aranyakas），《奥义书》（Upanishads），《往世书》（Puranas），《圣经》（Sutra），《罗摩衍那》（Ramayana），《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以及其他吠陀支（Vedangas）包括语音学（Siksha）、语法学（Vyakarana）、韵律学（Chandas）、词源学（Nirukta）、仪轨学（Kalpa）和天文学（Jyotisha）等文献。通过研究吠陀，人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面貌，以及健康科学与医学发展状况。
吠陀本集也称四部吠陀，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15—前10世纪，包括《梨俱吠陀》（Rgveda Samhita）、《娑摩吠陀》（Samaveda Samhita）、《夜柔吠陀》（Yajurveda Samhit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 Samhita），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分别被称作《赞颂明论》《歌咏明论》《祭祀明论》《禳灾明论》［16］。《梨俱吠陀》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文本，共10卷，1 028首诗歌，10 552颂［17］。该书对内科医学和外科医学同等重视，描述了身体不同部位的疾病，如肺病和心脏病，并重点探讨了利用太阳光、水、火等进行的自然疗法，且常用单味药材进行治疗［18］。《娑摩吠陀》共1 875颂，除了78颂，其余全部取自《梨俱吠陀》，只涉及少量的医学知识［19］。《夜柔吠陀》由古老的咒语和从《梨俱吠陀》引用的部分诗句组成，共1 975颂，大量提及有关动物和人类的解剖结构，生动描述了用于祭祀的植物的形态特征和药用特性［20］。《阿闼婆吠陀》共20章，736首诗歌，
6 031颂，其对医学各方面都有详细的描述，包括人体的解剖结构、消化代谢、血液循环、疾病及其致病因素、预防疾病的措施等，还从植物的形态特征等角度对植物的鉴定和分类进行了探讨［21］。阿育吠陀即发源于《阿闼婆吠陀》，被视为《阿闼婆吠陀》的副吠陀（Upa Veda），亦有第五吠陀之称。《梨俱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中分别记载有67、81、289种药用植物［22］。
《梵书》（公元前900—前700年）共计23部论著，以散文的形式对四部吠陀进行注释，主讲祈祷和祭祀仪式，涉及128种草药，其中《百道梵书》（Satapatha Brahmana）是诸《梵书》中最完备、最系统的一部［23］。《森林书》是一种在森林中传授的教言，或指示森林隐士的著作，论述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是《梵书》的附录。《奥义书》也称吠檀多（Vedanta），意即吠陀的终极，它将《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等所阐述的婆罗门教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哲理的层面加以讨论，印度学术界一般将其视为印度哲学史的真正开端，共计108部论著，涉及31种草药。最早的《奥义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前6世纪，其中主要著作有《泰迪黎耶奥义书》（TaittareyaUpanishad）和《唱赞奥义书》（ChandogyaUpanishad）［24］。
《往世书》共计180多部论著，其中《莲花往世书》（Padma Purana）、《毗湿奴往世书》（Vishnu Purana）、《梵转往世书》（Brahmavaivarta Purana）、《阿耆尼往世书》（Agni Purana）和《大鹏往世书》（Garuda Purana）等多部著作都提及了阿育吠陀。《往世书》问世后加速了吠陀宗教和印度哲学的普及，阿育吠陀在该时期具有稳定的发展。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并称古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公元前500年）由蚁垤（Valmiki）撰写，是以梵文记载的第一部史诗，其描述了阿育吠陀使用的多种药用植物，如止泻木（Kutaja）、阿江榄仁树（Arjuna）、加丹巴团花（Kadamba）、印度楝（Nimba）、阿苏无忧花（Ashoka）、囊状紫檀（Asana）和糖胶树（Saptaparna）。其汉译本由季羡林于1973—1983年完成，包括《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后篇》7篇，收载于《季羡林全集》［10］。
《摩诃婆罗多》（公元前300—300年）由毗耶娑（Vedavyasa）等人编著，荣称世界文学中最长的史诗，全书绝大部分采用一种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Anustubh）诗律［25］，书中涉及到了阿育吠陀及其外科治疗医学。其汉译本由黄宝生等人历时17年完成，成为当今世界仅有的3种文本之一，全书共分18篇［11］。
阿育吠陀早在佛陀（Buddha，公元前563—前483年）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故佛教自然地吸收了其部分医学知识［12］。《大藏经》（Tripitaka）是佛教医学最古老的来源。《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提到了膏剂和汤剂等剂型。《律藏》（Vinaya Pitaka）提到了药物及制剂、发汗及放血疗法、手术器械及技法等。佛教与医学相互借力和影响，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传播。
本集时代（Samhita period，公元前6—5世纪），阿育吠陀得到全面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医学体系。早期作品文体形式多为诗歌，后期多为散文。书名中冠以Samhita（本集）的都是经过系统整理和编订的，而且后期还经过了多位学者的校订、改编和补充，最终被奉为经典。几乎所有书籍都记载了阿育吠陀的8个分支，如各本集都有“绪论部、诊断部、人体部、治疗部、药术部”这5部分相同或者相似的主题，体现了本集之间在内容上的传承关系，但是各本集在“判断部、感官部、成就部和后续部”这4部分主题上各有取舍，即便是上述5部分相同或者相似的主题，其下的章数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故又体现了各本集根据时代需求所展示的特点以及侧重点，其中有主述某个特定分支的书籍，如《阇罗迦本集》（Caraka Samhita）主述内科，《妙闻本集》（Susruta Samhita）主述外科，《迦叶波本集》（Kasyapa Samhita）主述儿科，也有内外科综合概要的书《八支心要本集》（Astanga Hrdaya Samhita）。其中，《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八支心要本集》被统称为“Brihat Trayee”或“the greater trio”，即“三大医典”，亦被奉为阿育吠陀的“三位长老”，至今仍是当代印度阿育吠陀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教科书。《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皆非某个个人在某个时期写成的作品，是经多代人不断改编形成的。《阇罗迦本集》中大约可见1 100种药用植物名，《妙闻本集》中约有1 270种，《八支心要本集》中约有1 150种，三大医典共有的药用植物名有670种，惟见于《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八支心要本集》中某一书者，依次为240、370、240种［14］。本集时代阿育吠陀重要典籍中卷的划分及各卷章节数见表1［14，22，26, 27］。
本集时代阿育吠陀重要典籍中卷的划分及各卷章节数
本集时代阿育吠陀重要典籍中卷的划分及各卷章节数
| 卷名 | 《阇罗迦本集》 | 《妙闻本集》 | 《八支心要本集》 | 《迦叶波本集》 |
|---|---|---|---|---|
| 绪论部（Sutra Sthana） | 30 | 46 | 30 | 30 |
| 诊断部（Nidana Sthana） | 8 | 16 | 16 | 8 |
| 判断部（Vimana Sthana） | 8 | - | - | 8 |
| 人体部（Sareera Sthana） | 8 | 10 | 6 | 8 |
| 感官部（Indriya Sthana） | 12 | - | - | 12 |
| 治疗部（Chikitsa Sthana） | 30 | 40 | 22 | 30 |
| 药术部（Kalpa Sthana） | 12 | 8 | 6 | 12 |
| 成就部（Siddhi Sthana） | 12 | - | - | 12 |
| 后续部（Uttara Tantra/Khila Sthana） | - | 66 | 40 | 80 |
印度的三大主神为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iva），梵天是阿育吠陀的创始者［28］。阿育吠陀的初始传授过程依次为梵天（Brahma）、生主达刹（Daksha Prajapati）、双马神（Aswins）、因陀罗（Indra），最后由因陀罗分别传授给颇罗堕（Bharadwaja）、川焰（Dhanvantari，又译昙梵陀利）和迦叶波（Kasyapa）［22］。
《阇罗迦本集》由颇罗堕一系编撰。颇罗堕的弟子阿提耶（Atreya）是印度医学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他有弟子6人，即如火（Agnivesa）、毘卢（Bhela）、胭脂耳（Jatukarna）、婆罗舍（Parasara）、哈利塔（Harita）和差罗波尼（Ksharapani），其中对医学贡献最大者为如火，他们以各自名字命名撰写的著作统称“六本集”（Shat）［29］。现存的著作只有《如火氏教法》（Agnivesa Tantra）、《毘卢本集》（Bhela Samhita），失传的有《胭脂耳本集》（JatukarnaSamhita）、《婆罗舍本集》（Parasara Samhita）、《哈利塔本集》（Harita Samhita）、《差罗波尼本集》（Ksharapani Samhita）。《毘卢本集》较《如火氏教法》更简洁，全书共8卷120章，手稿残缺不全，现存106章，书中提到了毒物以及常见疾病［30］。
阇罗迦（Caraka，公元前3—前2世纪）基于《如火氏教法》，将其编纂为《阇罗迦本集》（Caraka Samhita）主述内科。特里达巴拉（Dridhabala，公元4世纪）继又将《阇罗迦本集》进行编纂，并补充和完善了阇罗迦丢失或未完成的41个章节［26］，全书共8卷120章，9 295颂，内容以3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即会议纪要、师徒对话、叙述说明。该书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梵文注释书多达43种，现存全本或残本8种，见表2［31］。公元8世纪初，这本医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随后又被翻译成波斯文、尼泊尔文、英文等。
《阇罗迦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阇罗迦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 书名 | 作者 | 时期（AD） |
|---|---|---|
| Charakanyasa | Bhattara Haricandra | 4世纪 |
| Charaka Panjika | Svami Kumara | 6世纪 |
| Nirantarapada Vyakhya | Jejjata | 6 世纪 |
| Ayurveda Dipika | Cakrapani | 11世纪 |
| Tatwa Chandrika | Sivadasa Sena | 15 世纪 |
| Jalpakalpataru | Gangadhara Sena | 19世纪 |
| Charakopaskara | Yogindranatha Sena | 20 世纪 |
| Charaka Pradipika | Jyotisacandra Sarasvati | 20世纪 |
《妙闻本集》由川焰一系编撰。川焰的弟子妙闻（Susruta）、波阇（Bhoja）、阿乌帕谛那瓦（Aupadhenava）、阿乌拉布拉（Aurabhra）、卡拉维利亚（Karavirya）等都著有外科专著。在妙闻时期，外科成为阿育吠陀八分支中最重要的一支，其中鼻整形术流传较广。妙闻将川焰的讲授内容整理修订为《妙闻本集》（Susruta Samhita）主述外科，后由医学家龙树（Acharya Nagarjuna，公元4—5世纪）进行编纂，并补遗第6卷后续部（Uttara Tantra）的66个章节［26，32］。全书共6卷，186章，8 300颂，其注释书现存全本或残本7种，见表3［22］。该书先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德文、英文和日文等。据《妙闻本集》记载，该时期皇家医生和皇室之间关系密切，皇家医生需要随时照顾皇室家庭，还要精通8个分支及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否则不具备行医资格。书中还提到了疾病的起源及分类，某些疾病的症状、诊断及治疗，毒药及解毒剂，术前、术中及术后措施，灼烧、放血、刺络等特殊疗法，整形手术，骨折和脱位的治疗，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治疗，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及护士的相应职责和培训内容等［33］。
《妙闻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妙闻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 书名 | 作者 | 时期（AD） |
|---|---|---|
| - | Jejjata | 6世纪 |
| Tippani | Brahma Deva | 10世纪 |
| Nyaya Chandrika | Gayadas | 11世纪 |
| Panjika | Bhaskaracharya/Bhaskara Bhatt | 11世纪 |
| Bhanumati | Chakrapani | 11世纪 |
| Nibandha Sangraha | Dalhana | 12世纪 |
| Susrutardha Sandipani | Harana Chandra Chakravarti | 20世纪 |
《八支集》的作者瓦跋塔（Vagbhata，公元4—5世纪）是大乘佛教首席僧侣观音（Avalokita）的弟子，出生于印度教家庭并在后期接受佛教，父亲和祖父都是伟大的阿育吠陀学者［27］。瓦跋塔起初通过结合《阇罗迦本集》和《妙闻本集》等文本资料［34］，撰写了《八支集》（Astanga Sangraha，亦称《摄八支》或《八支大集》）为内外科综合概要书。其书名便表明是阿育吠陀8个分支的汇编，8个分支包括疾病治疗支、小儿支、鬼魔邪症治疗支、头颅五官治疗支、外伤治疗支、中毒治疗支、长年支和壮阳支［35］。该书共6卷，150章，9 250颂。因都（Indu）撰写的《新月》（Sasilekha）是其唯一现存的注释书。
《八支心要本集》（Astanga Hrdaya Samhita，简称《八心集》）是《八支集》的精要本，共6卷，120章，7 120颂。该书影响较大，其注释书有30多种，现存全本或残本7种，见表4［36］。该典籍不仅在印度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引起了阿拉伯、波斯、中国（西藏）和德国等国学者的关注，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德文和英文等。古印度（现孟加拉国）高僧阿底峡（Atisa，982—1054）于1042年到达西藏传播佛法，他带来了《八支心要本集》及其注释本《月光》（Padartha Candrika）。随后，大译师仁青桑布（Rin—chen—bzang—po，958—1055）将上述2部医著译成藏文，并编入《丹珠尔》中。公元17世纪前后，《丹珠尔》传入蒙古地区，被译成蒙文，对蒙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4, 35］。
《八支心要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八支心要本集》的现存注释书
| 书名 | 作者 | 时期（AD） |
|---|---|---|
| Padartha Candrika | Candranandana | 10世纪 |
| Sarvanga Sundari | Aruna Datta | 12—13世纪 |
| Ayurveda Rasayana | Hemadri | 13—14世纪 |
| Hrdaya Bodhika（or）Hrdaya Bodhini | Sridasa Pandita | 14世纪 |
| Nidana Cintamani | Todaramalla | 14—15世纪 |
| Tattwa Bodha | Sivadasa Sena | 15世纪 |
| Vagbhata Mandana | Bhatta Narahari | 15世纪 |
汇编时代（Sangraha period，公元5—15世纪，其中Sangraha意为“汇编”或“摄”）的笈多（Gupta）王朝为印度历史的黄金时期，此时医疗设施得到了改善，阿育吠陀的旧籍经过适当的修改后得以更新，汇编和注释文本自此后大量涌现［22］。其中《摩陀婆症候论》《莎朗加达拉本集》《有光》统称为“Laghu Trayee”，即“三小医典”，此外还有不少医学和药物学著作。
《摩陀婆症候论》（Madhava Nidana，亦称Rogavinishchaya）是摩陀婆伽罗（Madhavakara，公元7世纪）编撰的一部诊断学著作，共69章，1 522颂，列有79种疾病，记载了很多与阿育吠陀各分支有关的疾病病因、病理、临床特征和预后内容［39］，其最重要的两种注释书是《甘露藏》（Madhukosa）和《疾病明镜》（Atankadarpana）。
《莎朗加达拉本集》（Sarangadhara Samhita）由莎朗加达拉（Sarangadhara，公元13—14世纪）编撰，全书分为治疗学、药剂学和解剖生理学三大部分（按照篇幅多寡降序排列），共32章，2 600颂，记载了689种植物，有4种注释书［40］。
《有光》（Bhava Prakasa，亦称《薄婆明解集》）由薄婆弥室罗（Bhavamishra，公元16世纪）编撰，分为治疗学、药物学和“胚胎、产科和儿科学”三大部分（按照篇幅多寡降序排列），共3卷，80章，10 268颂，记载了1 203种植物，现存2种梵文注释书［41］，其还首次详细阐述了梅毒（Phiranga Roga）的病理、体征、症状和治疗方法。
《悉达瑜伽》（Siddhayoga，亦称Vrinda Madhava）为伟大的阿育吠陀学者维伦达（Vrinda，公元9世纪）所著，共82章，3 700颂，内容主要涉及治疗学和药剂学，未涉及金属和矿物质的应用，其注释书有5种，现存1种。
蒂侠达（Tisata，公元10世纪）撰写的著名医书《治疗经》（Chikitsakalika）共400颂，收集了治疗各种疾病的简单有效的配方，其中阿育吠陀的基础理论占25%，内科占50%，其余七分支占25%，全书内容简短，正为医生所需。
Nighantus以前指吠陀文献中的生难词汇，现指药物专著。公元7—20世纪，一共有38部重要的药物专著（Nighantus）作为对阿育吠陀医学经典的补充逐一问世［22，42］。笔者现例举部分著作，见表5［22］。
重要的阿育吠陀药物专著(Nighantus)
重要的阿育吠陀药物专著(Nighantus)
| 书名 | 作者 | 时期（AD） |
|---|---|---|
| Dhanvantari Nighantu | Mahendra Bhogika | 10世纪 |
| Shodhala Nighantu | Shodhala | 12世纪 |
| Madanapala Nighantu | Madanapala | 14世纪 |
| Raja Nighantu | Narahari | 14世纪 |
| Kaiyyadeva Nighantu | Kaiyyadeva | 15世纪 |
| Rajavallabha Nighantu | Vaidya Rajavallabha | 17世纪 |
| Saligrama Nighantu | Lala Saligrama Vaidya | 19世纪 |
矿物药治疗学（Rasasastra，亦称Rasa Chikitsa）一词源于印度炼金术（Indian alchemy），是指汞及其它金属矿物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43］。从史前时期至公元8世纪，金属矿物主要应用于生产生活工具、制作武器和工艺品等。公元8—9世纪，84位大成就者（Rasa Siddhas）之一的炼金术师龙树（Rasa Nagarjuna，公元9世纪）开创了矿物药治疗学，直到12世纪末，矿物药治疗学全面建立，自此后医学家逐渐将金属与草药一起炼制用于内服，汞几乎被用到所有配方中。与此同时，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其中《矿物药汞》（Rasa Ratnakara，公元10世纪）被认为是第一部矿物药治疗学著作，可能与《幸福之物汞》（Rasendra Mangala）为同一部著作［22］。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化的进程加速，印度人民逐渐意识到保护国家社会文化遗产（包括阿育吠陀）的紧迫性，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889年建立了国立阿育吠陀学院（Government Ayurveda College）以开展阿育吠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07年举行了全印度阿育吠陀会议（Akhila Bharatiya Ayurveda Maha Sammelan）。1908—1909年全印度阿育吠陀高级学术推广组织（Nikhila Bharata Varshiya Ayurveda Vidya Peeth）建立，后又于1916年建立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的阿育吠陀经典著作被重新整理、编撰和翻译（将梵文文本翻译为印地文、孟加拉文和英文等）。该时期还有众多杰出的学者在阿育吠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22］。
卡维拉·加纳纳特·森（Kaviraj Gananath Sen，1877—1945）是一名医师，于1913年出版了一部梵文版解剖学专著《人体观察》（Pratyaksha Sareera），很快便风靡全印度，并在过去的50年被列为阿育吠陀的教科书。卡维拉还于1939年出版了专门解释该书术语的《人体观察词典》（Sareeraka Paribhasha）以及病理学专著《诊断论》（Siddhanta Nidana）。
卡维拉贾·亚米尼·布沙纳·罗伊（Kaviraja Yamini Bhushana Roy，1879—1926）拥有医学学士学位和梵文硕士学位，1906年开始行医，并撰写了4部梵文版著作《疾病诊断学》（Roga Vinischaya）、《五官科学部》（Salakya Tantra）、《妇产科学部》（Prasuti Tantra）和《毒理学》（Visha Vignana）是第一位以现代科学观点撰写阿育吠陀书籍的学者。
拉贾·托达拉马拉（Raja Todaramalla）于公元16世纪创作了《托达拉之喜》（Todarananda）这本百科全书，涉及23门学科，其中将阿育吠陀专题命名为《健康之阿育吠陀》（Ayurveda Saukhyam）。现代学者瓦伊迪亚·巴格万·达什（Vaidya Bhagwan Dash，1934—）出于传承和宣传阿育吠陀的目的，完成了《健康之阿育吠陀》手稿的辑录97章，共9卷。其中，第1卷为阿育吠陀的药材专著（Materia Medica of Ayurveda）［44］，第2卷为阿育吠陀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Ayurveda），第3～7卷为阿育吠陀疾病的诊断及治疗（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in Ayurveda），第8卷为阿育吠陀的5种特殊疗法（Five Specialised Therapies of Ayurveda），第9卷为阿育吠陀的矿物药治疗学（Iatro—Chemistry of Ayurveda：Rasa Sastra），并将梵文翻译成英文。
印度和国内学者对重要时期的划分及经典著作的成书年代记录不完全一致，本研究虽然参考了多种文献，并从中选择了相对可信的时期，但其成书年代依然有待考证。如《阇罗迦本集》和《妙闻本集》，中国学者一般写出其最终成书的年代，但是根据印度有关文献记载，其成书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非一人一力所完成，故印度有关文献一般未明确写出其成书年代。
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中印传统医药交流肇始于秦汉，以唐为盛［13］。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医学也传播到中国，中国的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也将中国医学知识传播到印度。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除了自身发展不断完善外，也吸收了部分印度传统医学的内容。
印度医学对中国藏医学和蒙医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藏文大藏经之中收载的20多种医书，都是古印度传统医学著作。其中，《丹珠尔》的医方明部共有5函，其中就包括《八支心要本集》的藏译本（བརྒྱད་པའའི་སྙིའིང་པཔོ་བསྡུསོ་པ་ཞེགྲེསོ་བྱ་བ་བཞུགསོ་སོཔོ༎，藏医一般称之为《八支精要集》）及其注释本（སྨན་དཔྱད་ཡན་ལག་བརྒྱད་པའའི་སྙིའིང་པཔོ་རྣམ་པར་འགྲེགྲེལ་བ་ཚིཚིག་ དཔོན་ཟླ་ཟེགྲེར་ཞེགྲེསོ་བྱ་བ་བཞུགསོ་སོཔོ།།《医学八支集要句义注释•月光》，此外在杂部中还有梵文医典《医理精华》。因此，研究阿育吠陀对全面认识和理解包括藏医学和蒙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有重要价值。
印度的古代医籍基本上是用梵文撰写的，而国内的梵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文学和建筑等领域，医学领域掌握梵文的研究者稀缺，客观上存在的语言障碍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整个印度古代医学体系的深入了解。基于此，建议国内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首先组织学者建立阿育吠陀经典著作书目，随后分批次、较系统地翻译部分印度传统医学经典著作，如三大医典、三小医典、各临床学科的经典著作以及制剂和药材著作。考虑到中国传统医学界的梵语人才缺乏，相关翻译工作可以采用退而求其次的方法，首先利用阿育吠陀经典著作的梵英对照本进行汉译，其次请国内梵文专家进行校对。
目前笔者已经建立了印度药材（5 362种）和制剂（1 874个）数据库，或可为后期翻译阿育吠陀药物经典著作有所助益。另外，笔者参与编撰的《梵汉医学辞典》也可为阿育吠陀经典著作的编撰提供工具书支持。印度传统医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将有利于中国学者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和瑜伽，为后续开展中印传统医药交流与互鉴奠定文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