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基于三元影响理论（TTI）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职学生）毒品使用倾向的相关因素，为毒品预防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从5个城市共抽取8 870名中职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感觉寻求、父母监管、毒品可及性、社会效益期待、拒绝效能、社会规范及毒品使用倾向。以TTI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中职学生毒品使用倾向的相关因素。
TTI个体内影响流中，高感觉寻求是毒品使用倾向的危险因素（OR=1.71，95%CI：1.22~2.41，P<0.01），中等拒绝效能（OR=0.18，95%CI：0.14~0.23，P<0.001）和高拒绝效能（OR=0.17，95%CI：0.13~0.22，P<0.001）均为毒品使用倾向的保护因素；TTI人际间影响流中，父母中等监管（OR=0.46，95%CI：0.37~0.56，P<0.001）和高监管（OR=0.33，95%CI：0.24~0.46，P<0.001）均为毒品使用倾向的保护因素，觉知他人吸毒和觉知他人赞同其吸毒为毒品使用倾向的危险因素（均P<0.001）；TTI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流中，认为毒品获得容易（OR=3.47，95%CI：2.69~4.48，P<0.001）、具有毒品社会效益期待（OR=2.04，95%CI：1.69~2.46，P<0.001）是毒品使用倾向的危险因素。
高感觉寻求、毒品容易获得、高社会效益期待、觉知他人吸毒、觉知他人赞同其吸毒可正向预测中职学生的毒品使用倾向，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应重视对上述因素的监控，并重视提高父母监管力度及传授中职学生毒品拒绝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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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物质使用行为，尤其是毒品使用行为，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职学生）成瘾物质使用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其他青少年群体（如初中生、高中生）[1]，因此，中职学生应成为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对象。每一种成瘾行为都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识别毒品使用倾向的保护和危险因素对预防毒品成瘾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目前已有很多理论用于解释成瘾物质使用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如社会学习理论、健康信念模型、同伴集群理论等，这些理论各自聚焦于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不同方面，但在解释行为的发生发展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Flay等[2,3]将各种健康行为理论进行整合，发展出一套综合的健康行为理论，即三元影响理论（theory of triadic influence，TTI）。TTI包括3种类型的影响流和4个影响水平[2]。影响流分别为个体内影响流、人际间影响流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流，4个影响水平将影响因素划分为终端、远端、近端和直接因素。直接因素对行为结局的影响强度最大、预测力最强，包括行为倾向和相关行为（如吸烟、饮酒是吸毒的相关行为）。近端因素包括特定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如拒绝效能）、社会规范和行为态度，对行为影响的特异性较强，比较容易改变，3个近端因素对行为结局的影响均通过直接因素作为中介来实现。远端因素（如个人能力、与父母的心理连接、社会效益期待等）对行为结局影响的特异性不及近端因素强，相对容易改变，其与行为结局间的关系通常以近端因素和直接因素为中介变量。终端因素（如人格特征、父母监管、成瘾物质可及性等）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远端、近端及直接因素在终端因素与行为结局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一些国外学者在TTI的理论框架下探索分析了大学生或青少年群体吸烟、饮酒、毒品使用等行为的影响因素[4,5,6]。但是，该理论在中国成瘾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较少。为了从更广泛的视角了解我国中职学生毒品物质使用倾向的相关因素，拓展TTI理论在中国的验证和应用，本研究以TTI为理论基础，探索分析个体内影响流的终端因素（感觉寻求）、人际间影响流的终端因素（父母监管）、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流的终端因素（毒品可及性）、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流中的远端因素（社会效益期待）、个体内影响流中的近端因素（拒绝效能）、人际间影响流中的近端因素（社会规范）对毒品使用倾向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