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2011－2017年在国家级慢性病防控政策不断推进和完善的情况下，各省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跟进和变化情况。
分别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2018年7－11月开展3次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评估工作，通过网络调查，收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政策能力的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的3次调查各省应答率均为100%。2011、2013和2017年，省级财政经费中配置慢性病防控专项经费的省份个数分别为27个（84.4%）、26个（81.3%）和25个（78.1%）；有领导参加当地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的省级政府数量分别为15个（46.9%）、13个（40.6%）和19个（59.4%）；2009－2011、2011－2013和2014－2017年在省级"两会"上有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提案或议案的省份个数分别为14个（43.8%）、13个（40.6%）和12个（37.5%）。2011、2013和2017年，全国省级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数量分别为6个（18.8%）、20个（62.5%）和27个（84.4%），有现行慢性病防控专病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规划的数量分别为0个、1个和3个。
近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家级慢性病防控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各省份慢性病防控政策制定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对提升慢性病防控政策认定能力方面成效甚微。如何提高各级政府对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切实为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财政、组织机构和制度的相关保障，是今后发展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的重点环节。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2012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全部死亡的86.6%，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死因，占总死亡的79.4%[1]。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对慢性病防控能力进行评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慢性病防控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应对能力，发现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不足，更好地为预防和控制慢性病服务[2]。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是我国慢性病防控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中国CDC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2018年7－11月开展了3次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评估工作，通过网络调查，分别收集调查对象2011、2013和2017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省级政策能力部分的调查对象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行政部门和CDC从事慢性病防控工作的关键人员，包括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疾控处（科）分管慢性病的领导、省级CDC分管慢性病的主任和承担慢性病防控工作的科、所长。
中国CDC在2009、2010、2012－2013、2014－2015和2017年分别开展了5次全国慢性病防控能力评估[4,5,6,7]。并于2009年第1次摸底评估之后，组织开展了慢性病防控能力评估专题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慢性病防控能力评估现状，建立了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形成了评估方案和调查表，组织开发了全国慢性病防控能力在线调查系统。从第2次调查之后，每次均由省、地市和县（区）CDC分别组成调查小组负责本级调查并在线录入主要调查内容：①政策能力；②基础配置能力；③培训指导能力；④合作与参与能力；⑤监测能力；⑥干预与管理能力；⑦评估能力；⑧科研能力。
其中省级政策能力部分问卷由各省级CDC组成调查小组，对从事慢性病防控工作的关键人员（详见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查并统一完成在线录入。本研究选取第3~5次全国慢性病防控能力评估中省级政策能力部分的数据，系统分析2011－2017年各省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变化情况。
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指有效、高效、可持续执行慢性病预防控制领域任务的能力。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主要包括慢性病防控政策认定能力、政策制定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评估能力和政策调整能力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际意义等因素，调查中只针对各地、各级慢性病防控政策认定能力和制定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政策认定能力即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能力，本调查中主要包括，财政经费支持、政府领导参与和政策倡导3个方面。财政经费支持情况主要指被调查省级CDC所在地区本级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财政预算中配备慢性病防控专项经费的情况。政府领导参与情况以各级政府领导参与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的情况为衡量，主要包括慢性病防控相关新闻发布会、慢性病防控相关现场活动和慢性病防控相关工作会议等。政策倡导主要指调查年份在内的3~4年间，各地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会）上提出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提案或议案的情况。政策制定能力主要以所在地区省级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并发布现行慢性病防控相关规划情况为衡量，包括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慢性病防控专病规划和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的专门规划。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为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4类慢性病中的两类制定的规划，包含或不包含危险因素均可。慢性病防控专病规划指应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4类慢性病中的一类制定的规划，包含或不包含危险因素均可。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的专门规划指针对烟草使用、饮食、身体活动、酒精使用、超重或肥胖、血糖、血脂、血压等危险因素中的任何一项或多项制定的规划。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组织专家多次论证调查方案和调查表。在搭建网络填报平台时设置逻辑关系校验，减少系统错误。各级CDC指派特定调查员和审核员，保证内容真实。省级CDC负责本省数据复核，中国CDC定期进行抽查，确保数据质量。
利用SAS统计软件对3次调查网报数据进行清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重点描述各省级具有各种慢性病防控能力的机构数及其占32个被调查机构的比例。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2家省级CDC参加了3次全国慢性病防控能力调查，应答率为100%。
（1）财政经费支持情况：2011、2013和2017年，财政经费中配置慢性病防控专项经费的省份个数分别为27、26和25个；2011和2013年配置比例均呈现东、中、西部下降趋势，2017年配置比例以中部地区最高，见表1。
2011、2013和2017年全国不同地区省级财政慢性病防控专项经费配置情况
2011、2013和2017年全国不同地区省级财政慢性病防控专项经费配置情况
| 地区 | 2011年 | 2013年 | 2017年 | 合计 |
|---|---|---|---|---|
| 东部 | 10(90.9) | 11(100.0) | 9(81.8) | 11(100.0) |
| 中部 | 7(87.5) | 6(75.0) | 7(87.5) | 8(100.0) |
| 西部 | 10(76.9) | 9(69.2) | 9(69.2) | 13(100.0) |
| 合计 | 27(84.4) | 26(81.3) | 25(78.1) | 32(100.0) |
注：括号外数据为机构个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2）政府领导参与情况：2011、2013和2017年有领导参加当地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的省级政府数量分别为15、13和19个。其中2011和2017年均以参加慢性病防控相关现场活动的比例最高，2013年则以参加慢性病防控工作会议的比例最高；3次调查中，领导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比例均较低，但2017年的比例较前2次调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见表2。
2011、2013和2017年全国省级政府领导参加各类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情况
2011、2013和2017年全国省级政府领导参加各类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情况
| 活动类型 | 2011年 | 2013年 | 2017年 |
|---|---|---|---|
| 新闻发布会 | 3(9.4) | 2(6.3) | 9(28.1) |
| 现场活动 | 14(43.8) | 9(28.1) | 17(53.1) |
| 工作会议 | 10(31.3) | 11(34.4) | 14(43.8) |
注：括号外数据为机构个数，括号内数据为举办相关活动的省份个数占参与调查的32个省份的比例（%）
（3）政策倡导：2009－2011、2011－2013和2014－2017年在省级两会上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提案或议案分别有14、13和12个，呈现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的提案或议案比例较前2次调查减少了1/3，而中部地区的比例较前2次调查增加了1倍，见表3。
3次调查中全国不同地区省级两会上有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提案或议案的情况
3次调查中全国不同地区省级两会上有以慢性病防控为主题的提案或议案的情况
| 地区 | 2009－2011年 | 2011－2013年 | 2014－2017年 | 合计 |
|---|---|---|---|---|
| 东部 | 9(81.8) | 9(81.8) | 6(54.6) | 11(100.0) |
| 中部 | 2(25.0) | 2(25.0) | 4(50.0) | 8(100.0) |
| 西部 | 3(23.1) | 2(15.4) | 2(15.4) | 13(100.0) |
| 合计 | 14(43.8) | 13(40.6) | 12(37.5) | 32(100.0) |
注：括号外数据为机构个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2011年，全国省级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数量为6个（18.8%），其中由政府、多部门联合和卫生行政部门单独制定的数量分别为1、2和3个；2013年，全国省级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数量为20个（62.5%），其中由政府、多部门联合和卫生行政部门单独制定的数量分别为1、15和4个；2017年全国省级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数量为27个（84.4%），其中由政府、多部门联合和卫生行政部门单独制定的数量分别为24、1和2个。2011年各省均没有现行慢性病防控专病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的规划，2013年只有1个东部省份有减盐方面现行的规划性政策文件，2017年全国有3个省份针对癌症制订了相应的防治行动计划。
慢性病防控主要依靠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推动，但其效果有限，而政策的刚性作用和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远远大于宣传教育的力度和效果，有力的政策是慢性病防控的基本条件[8]。本研究选取的3次中国慢性病防控能力调查数据来源年份分别为2011年（首部国家慢性病防治规划出台的前1年），2013年（首部国家慢性病防治规划执行的第2年）和2017年（现行国家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执行的第1年）。这3个特殊年份数据可以反映2011－2017年我国省级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变化情况，进一步了解在国家级慢性病防控政策不断推进和完善的情况下，各省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跟进和落实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治规划从无到15部委联合发布，再发展到由国务院发布，各省慢性病防控政策制定能力稳步提升，各省政府发布省级慢性病防治综合规划的比例大幅度提升。
近年来，从被誉为全球抗击慢性病里程碑的第6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预防和控制慢性病高级别会议通过的《预防和控制慢性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政治宣言》）[9,10]；到WHO在第6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2013－2020）》[11]；以及2015年9月，联合国发布的《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2]，提出全球第二个千年发展目标，即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针对慢性病防治的具体指标；再到2018年9月第73届联合国大会召开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第3次高级别会议通过的《预防和控制慢性病问题大会第3次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13]，全面审视在履行预防和控制慢性病及促进精神卫生的现有承诺方面存在的挑战和机遇。全球对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慢性病防控政策已经进入到更加强调政府责任的阶段。
我国政府对慢性病防治工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2012年5月，原卫生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首部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治规划——《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14]，这也是我国兑现2011年《政治宣言》国家承诺，体现大国责任的重要行动之一。2016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5]，提出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我国下一步慢性病防治工作指明方向，并于同年10月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6]，对慢性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7年，国务院接连通过并下发了《"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17,18]，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慢性病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我国各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居民文化生活习惯等差异较大，慢性病情况呈现出地域多样化特点。基于普遍的地缘性差异，在国际和国家慢性病防控政策基础上，比较分析不同地区慢性病发生特点，从而因地制宜构建区域性慢性病及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和防治政策，是推进我国慢性病防治从基层落实的有效思路[19]。本研究结论也证实，国际和国家级慢性病防控政策的出台确实为各省慢性病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和参考，推动更多省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符合省情的慢性病防控政策，从而有效推动各省慢性病防控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政策认定能力方面，省级政府领导参加各类慢性病防控相关活动的比例在国家慢性病防治规划出台初期并没有提升，在国务院颁布国家级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之后有一定的提升，但幅度也并不大。同时，政策倡导的比例也并没有因为国家和各省颁布慢性病防治相关规划而有所改善，反而还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由此可见，慢性病防控政策制定只是慢性病政策能力的一个基础，如何利用有利的政策，加强政策倡导，提高各级政府对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落到实处，将慢性病防控政策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慢性病防控行动，为各级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相应的财政、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才是今后慢性病防控政策发展，乃至整个慢性病防控事业发展的重点。
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还应该包括政策执行、评估和调整能力，但由于我国慢性病防控政策工作起步较晚，缺少相关数据，所以本次研究并没有将这3方面内容纳入评估。随着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不断发展，政策评估研究不断深入，需要进一步补充这3方面数据，从而完善我国慢性病防控政策能力评估框架，优化评估流程。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