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抑郁障碍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有着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认为抑郁障碍存在明显的遗传效应，患者亲属患病率高于群体患病率，患者与一级亲属的同病率高于二级亲属，与先证者血缘关系越近，患病率越高。早在1997年，全国情感障碍亚型家系研究协作组单独以抑郁障碍作为研究对象，报道其有较高的家族聚集现象^[2]。 10省市情感性障碍遗传研究协作组报道高发家系情感障碍的遗传方式为多基因遗传^[3]。目前国内尚未开展双生子、寄养子研究，因此无法准确区分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在疾病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国内有关抑郁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多为候选基因关联研究，而遗传学连锁分析较少。前者主要集中在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相关的基因，且结果不一。有关5-HT受体多态性与抑郁障碍的关联研究多为阴性结果，只发现其多态性与个别表型关联，如吴鹏强等^[4]报道了5-HT_2A受体基因T102C与服毒自杀行为有关；有关5-HT转运体与抑郁障碍的关联研究尚无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多数报道5-HT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性区域的S等位基因、SS基因型可能与抑郁症状相关。国内关于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和色氨酸羟化酶的研究多局限于同一个多态性位点，但结论不一。

2011年，中国、牛津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实验性遗传流行病学研究协作项目在我国启动，我国53家省级精神卫生中心和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参与该项研究，该项目主要目的是确定和寻找抑郁障碍的易患基因，为将来抑郁障碍的治疗及预防提供科学依据^[5]。该项研究已有大量论文产出，但多集中于临床资料分析，遗传学研究结果将会陆续发表。

国内抑郁障碍的影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影像学、功能影像学和基因影像学3个方面，以结构影像学和静息态fMRI的研究居多。结构影像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额叶、眶额叶、海马、杏仁核和扣带回，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甚至有相反的结果^[6,7,8,9,10]。功能影像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开展的静息态fMRI较多。多数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各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减弱^[11,12,13]，也有不同结论^[14,15]。国内开展的任务态fMRI研究较少，多与工作记忆相关，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16,17,18]。基因影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载脂蛋白E （apolipoprotein E, ApoE）的等位基因，其对大脑的短暂记忆功能网络具有调节作用^[19]；另有研究显示晚发型抑郁障碍患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基因多态性与特定脑区的功能连接相关^[20]；Chen等^[21]研究显示，小脑及颞叶的局部一致性与D-氨基酸氧化酶基因存在交互作用。国内学者对于抑郁障碍的影像学研究目前没有达成共识，系统的研究假说尚需进一步凝练，故临床诊断价值尚待商榷。随着影像采集、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的持续更新，我们盼望不久的将来抑郁障碍影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能够与临床应用建立更为紧密的连接。

主要涉及血液、尿液和唾液中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大多数研究围绕血清或血浆中的标志物展开，单胺类神经递质及神经营养因子的研究占据比例较高，多认为两者在抑郁障碍患者中降低。唾液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几乎均为皮质醇研究。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国内开展了一些高质量的抑郁障碍代谢组学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血液中生物标志物：国内研究较多的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及神经营养因子。血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可反映大脑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平衡状态，其水平变化可作为抑郁障碍诊断生物标志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22]；陈奕晨等^[23]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病程早期存在血浆氨基酸代谢紊乱，循环氨基酸或可用于病情严重程度评价及抑郁障碍初步诊断，色氨酸、半胱氨酸和谷氨酰胺组成的预测模型对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刘进文等^[24]研究显示，复发性抑郁障碍患者可能存在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低下；近年来，代谢组学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在抑郁障碍患者血浆中寻找到由围绕脂代谢和免疫调节的多个蛋白组成的"标志物组"，但是否具备临床诊断价值有待进一步验证^[25]。

尿液代谢产物中生物标志物：与血浆"标志物组"相似，我国学者Zheng等^[26]于2013年报道了抑郁障碍患者尿液中的代谢诊断"标志物组"。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专刊特别报道指出"该研究是国际上首次采用尿液代谢组学筛选抑郁障碍的分子标志物，对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和诊治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唾液中生物标志物：抑郁障碍患者早晨唾液皮质醇水平高于健康人，这可作为抑郁障碍诊断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尚不能用于判断患者的抑郁程度^[27]。

此外，Li等^[28]研究显示，βCaMKll蛋白激酶活性增高可能介导抑郁障碍的核心症状。定量蛋白组学方法显示，外源性凝血通路相关蛋白紊乱与抑郁障碍患者自杀行为相关；表明了外源性凝血通路功能紊乱可能作为预测自杀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29]。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和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我国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十二五"期间开展的精神障碍全国流行病学研究资料正在分析中，有望近期发表。目前只有部分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1982年，全国12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心境障碍（包括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76‰，时点患病率为0.37‰^[30]，到1993年在全国7个地区采用同样方法进行第2次调查时则分别上升至0.83‰和0.52‰^[31]。由于当时研究中未把单相抑郁和双相障碍区分开，所报道的患病率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2001年，成都地区55周岁及以上人群中抑郁症总患病率为2.62%^[32]。2001年对浙江省15岁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重性抑郁障碍时点患病率为4.3%，心境恶劣障碍1.6%^[33]。2003年江西省调查抑郁症总患病率为1.15%^[34]。而同年北京安定医院对北京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87%，时点患病率为3.31%^[35]。2013年，一项系统综述显示我国内地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3.3%，时点患病率为2.3%^[36]。根据2014年Nature报道的全球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情况，中国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3.02%^[37]。

抑郁障碍的临床治疗学研究主要涉及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总体来讲，抑郁障碍的研究发展至今，国内鲜有创新的治疗方法。随着评估手段、规范化治疗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量化治疗等一些新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模式在国内也逐渐崭露头角。

药物治疗进展：在新型抗抑郁药不断问世的过去30年间，我国尚缺乏自主研发的抗抑郁药上市，受政策法规和医疗环境的影响，一些新适应证的探索性研究也严重不足。近年来国内有几项自主研发的中成药用于抑郁焦虑症状的治疗，但这些药物还难以成为一线的治疗选择，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国内的抗抑郁药临床研究多为新药注册试验和一些上市后的观察研究，主要围绕新药上市后在临床上的使用开展，探讨药物的具体使用策略和针对不同亚型的抑郁人群，如六家医疗机构联合开展的"难治性抑郁障碍优化治疗方案研究" ^[38]，"十一五"期间，北京安定医院牵头开展了"抑郁障碍早期诊断方法和标准化综合治疗模式"研究。总体来讲，目前绝大多数抗抑郁药仍是围绕单胺递质进行研发，作用于单胺系统的抗抑郁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总体疗效仍不尽如人意。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谷氨酸在抑郁障碍中发挥一定作用，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拮抗剂近年来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受到很大关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其代表药氯胺酮治疗难治性抑郁障碍、重度抑郁、自杀症状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由于氯胺酮为麻醉药，且可引起精神病症状，导致其使用大大受到限制，因此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地位基本上属于研究的工具药，广泛应用于临床的前景并不乐观，但独特的机制很有可能启发研究者寻找新的治疗抑郁障碍的药物^[39]。迄今国内对于氯胺酮治疗抑郁障碍的临床研究仅有一项个案报道^[40]，一些研究者正积极开展氯胺酮治疗难治性抑郁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

物理治疗进展：ECT或改良电抽搐治疗(modified 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y, MECT)：作为一种有效的抗抑郁治疗方法，正在我国精神科医疗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自1976年我国学者发表了ECT重性忧郁症的研究报道以来，有关ECT抑郁障碍的大量国内相关临床研究不断被发表，除了疗效及机制的探讨，还关注其对认知和记忆的影响。 ECT/MECT的抗抑郁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至今研究成果包括神经营养因子、神经可塑性、神经递质、激素、神经肽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研究了MECT对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seru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BDNF）的影响，结果显示MECT可以提高抑郁障碍患者sBDNF水平^[41]。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是1985年由Barker等学者创立并应用于人体, 1990年开始应用于精神科临床研究，其中抑郁障碍的研究占绝大多数。2003年《中华精神科杂志》发表了国内学者采用TMS治疗抑郁障碍的前瞻性开放研究结果^[42]，虽然TMS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得到初步的临床研究验证，但在国内TMS多与抗抑郁药联合治疗抑郁障碍。国内已有自主研发的深部TMS治疗仪，并于2010年在北京安定医院进行了抑郁障碍治疗的小样本前期临床研究，比较不同刺激参数对抑郁障碍的疗效，研究成果待发表。光照治疗：是一种新兴治疗手段，国外研究提示对季节性抑郁有较好的疗效，因此推荐光疗法可作为季节性抑郁障碍的首选治疗手段。国内对于光疗的研究缺乏系统化、规模化的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多作为辅助治疗，研究对象多为轻中度抑郁，在研究设计方面缺乏安慰剂对照。新型的脑神经调控技术如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 ）：在精神领域的应用主要用于难治性抑郁障碍，目前尚处在试验性治疗阶段，其临床使用的支持性资料还十分有限。由于VNS、DBS均属于侵入式操作且由此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因此临床资料有限，其治疗抑郁障碍的价值及疗效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VNS治疗抑郁障碍国内尚未见相关临床研究发表，2013年《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发表了国内DBS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个案报道^[43]。VNS、DBS的实施需要精神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神经外科建立广泛的合作，因此这些技术在我国精神科领域的应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量化治疗（measurement based care）进展：尽管在过去20年间，抑郁障碍治疗的新型药物及新技术不断涌现，但是治疗的总体有效性并没有根本性的提高。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并不会有显著提升临床疗效的革命性药物出现。而改变现有的陈旧治疗模式则被视为提升治疗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之一，量化治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应用于抑郁障碍的治疗。国内学者也紧跟国际趋势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首先引进了16项抑郁症状快速评定量表（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QIDS-16）等评估工具^[44]，提出抑郁症基于评估治疗的理念，陆续开展了"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综合干预研究""抑郁症全程量化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和"情感障碍复发及自杀风险预警技术和自我管理体系研究"等研究，在中国人群中验证了抑郁障碍量化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

国内在抑郁障碍临床研究方面的投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对抑郁障碍临床研究的投入。"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有关抑郁障碍的临床研究项目连续获得科技部立项，并予高额资助，充分体现了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十五"期间，由孙学礼、方贻儒教授牵头的科技部攻关项目"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案优化研究"，提出了难治性抑郁症早期识别的诊断标准，为难治性抑郁症临床分类学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均属首次。"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将"重大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识别技术与干预措施研究"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之一。由马辛、王刚教授牵头的"抑郁症早期诊断方法和标准化综合治疗模式"是该重大项目的课题之一，目标是建立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针对抑郁症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模式。"十二五"期间更是抑郁障碍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重大精神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之一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资助，获批资金高达5 000万元。组成该项目的9个课题中，3个涉及抑郁障碍，它们分别是：抑郁和焦虑障碍早期诊断评估体系的建立与应用，抑郁和焦虑障碍规范化干预技术的研发与优化研究，综合医院抑郁和焦虑障碍的识别与防治研究。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将有利于临床实践中常规评估的广泛实施，相关诊疗培训的规范化以及建立起更适用于综合医院的标准化、可操作性的治疗方法，从而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转归。

此外，2014年11月，科技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认定9家单位（涉及包括精神心理疾病在内的3个疾病领域）为第二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共同获批了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设立，是系统构建我国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重大举措，三家中心的建设内容和研究项目均涉及抑郁障碍，这是国家层面开展针对抑郁障碍临床研究的重要依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