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HBV相关性肝病终末期患者接受肝移植治疗后HBV复发的风险，探讨抗病毒治疗停药指征。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31例肝移植术后患者肝穿刺组织中的HBV DNA、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和外周血相关检测资料。
31例患者中15例（48%）肝穿组织中可检测并定量HBV DNA，这些患者所有HBV相关血清学指标均为阴性，考虑为隐匿性HBV感染，余16例患者所有的检测指标均阴性。恩替卡韦组共19例，其中15例（78.9%）cccDNA不可测得。拉米夫定组共12例，其中5例（41.6%）cccDNA不可测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
通过微滴式数字PCR扩增肝穿刺组织中cccDNA及HBV DNA可发现隐匿性的HBV感染，可作为患者抗病毒治疗停止与否的辅助生物学标志物；恩替卡韦对cccDNA的清除率显著优于拉米夫定，结合其低耐药率及经济性，是可选择的一线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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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相关性终末期肝病进行肝移植的成果令人失望，患者HBV再感染率接近80%~100%［1］。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才终于得到改善，在围手术期与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联用后该方案表现出了更高效的预防效果，故此方案在过去20多年一直作为肝移植术后预防HBV复发的标准治疗方案［2］。但长期使用HBIG有诸多缺点，包括需终身注射、费用高、病毒易出现耐药等［3］。尽管现在许多移植中心在移植早期仍使用HBIG，但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高危患者（HBV高于100 000拷贝/ml或HBeAg阳性的患者）在第1年接受静脉内HBIG后停止注射HBIG是安全的，低危患者可不使用HBIG［4］。现有的抗病毒治疗方案依然以核苷类药物（nucleoside analogues，NAs）+HBIG为主，按照“强效低耐药”原则，2019版《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推荐了HBV防治的一线抗病毒药物如恩替卡韦（Entekavir，ETV）、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TDF）和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enofovir alafenamide Fumarate tablets，TAF），不再推荐使用非一线治疗药物比如LAM、替比夫定（Telbivudine，LdT）和阿德福韦酯（Adefovir dipivoxil，ADV）［5］。另外，随着新的临床数据和药物的诞生，对于HBIG的用法用量及停药时间点逐渐明确，但对于NAs药物的停药依旧存在困难。因为共价闭合环状DNA（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cccDNA）作为所有HBV病毒前基因组RNA复制的转录（原始）模板，它的半衰期非常长，标准疗法不能有效清除，在常规的抗病毒治疗中只能予以缓慢消耗，其中ETV速率约为-0.9 log10拷贝/年，而LAM约为-0.7 log10 拷贝/年［6］。根据Werle-Lapostolle 等［7］于2004年提出的数学模型，至少要连续应用10年的抗病毒药物方能达到HBV病毒完全清除的水平。中国开展肝移植已有20余年，在现有的HBV相关性肝病肝移植术后抗HBV病毒方案中（NAs+HBIG）往往建议患者终生服药。迄今已有大量长期存活的患者，这些患者术后至今绝大多数已持续服药10年以上。本研究旨在评估HBV相关性肝病终末期患者接受肝移植治疗后HBV活化的风险，探讨有无抗病毒治疗停药指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