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致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的影响因素。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发生CIP者纳入CIP组，以1∶1比例筛选同期未发生任何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者纳入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CIP发生的影响因素。效应量为风险比（OR）和95%置信区间（CI）。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46例（CIP组和对照组各123例），男性208例，女性38例；年龄（63±9）岁，范围32~86岁；非小细胞肺癌234例，小细胞肺癌12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呼吸系统疾病史、肿瘤组织学分型、TNM分期、使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类别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对照组相比，CIP组患者体重指数较低[（21.5±3.2）kg/m2比（22.6±3.0）kg/m2，P=0.004]，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ECOG-PS）≥2分者占比较高[39.0%（48/123）比22.0%（27/123），P=0.004]，有放疗史者占比较高[25.2%（31/123）比13.8%（17/123），P=0.024]，联合化疗/靶向治疗的患者占比较低[82.9%（102/123）%比97.6（120/123）%，P<0.001]，免疫治疗前外周血白细胞介素1β和干扰素α水平较低[1.97（1.04，2.74）ng/L比2.40（1.75，4.03）ng/L，P=0.021；2.08（0.89，3.00）ng/L比2.76（1.97，3.94）ng/L，P=0.012]，淋巴细胞计数较低[1.4（1.0，1.8）×109/L比1.5（1.2，2.1）×109/L，P=0.030]，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较高[3.85（2.50，6.40）比3.11（2.25，4.61），P=0.006]。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ECOG-PS≥2分（OR=3.400，95%CI：1.180~9.798，P=0.023）和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靶向治疗（OR=0.047，95%CI：0.005~0.454，P=0.008）是CIP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治疗前患者ECOG-PS≥2分是CIP的影响因素，联用化疗/靶向治疗可能降低患者发生CIP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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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1 receptor，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抑制剂目前已被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颈部鳞状细胞癌、胃腺癌和胃食道连接部腺癌等多种肿瘤，是肿瘤治疗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论是单药还是联合化疗，PD-1/PD-L1抑制剂都可以明显提高肿瘤缓解率。PD-1/ PD-L1抑制剂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其作用机制是分别结合T细胞上的PD-1和肿瘤细胞上的PD-L1，解除T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进而杀伤肿瘤细胞[1]。然而，过度活化的T细胞也会通过攻击正常组织、产生自身抗体、增加细胞因子等机制打破机体正常的免疫平衡，诱发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是接受ICI治疗患者常见的irAE，特别是肺癌患者更易发生，严重时可致命[2,3]，但其发生风险及机制尚未充分阐明。相关指南推荐根据临床症状和影像学特征对CIP进行分级和临床干预[4,5]，而CIP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往往是多样、复杂、缺乏特异性的，临床干预难度较大。目前在中国上市的PD-1/PD-L1抑制剂已有十余种。随着该类药物种类和应用人群的不断增加，CIP也受到更多地关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院）使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肺癌已近5年，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接受该类药物治疗患者病历资料的回顾性分析，探讨PD-1/PD-L1抑制剂诱发CIP的影响因素，为CIP的防治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