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肿瘤DNA（ctDNA）在肿瘤药物疗效预测、耐药监测、高危人群筛查、鉴别诊断、微小残余病变监测和预后判断等方面都展现出潜的在应用价值。其中基于ctDNA特定基因突变的标志物已写入部分肿瘤的临床诊疗指南，用于预测肿瘤药物疗效和监测耐药，国内外也有少量批准的伴随诊断试剂用于临床实验室检测。但是，大部分ctDNA相关标志物的临床有效性仍然处于医学研究阶段。实验室自建方法（LDT）的建立和性能确认，也是目前ctDNA临床应用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的ctDNA临床应用，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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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Mandel 和Metais ［1］第一次发现人血浆中存在游离 DNA（cell-free DNA， cfDNA）。20世纪60年代，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Aaron Bendich教授发现肿瘤游离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和肿瘤发生有关［2］。1977年，爱因斯坦医学中心的Leon等［3］采用竞争放射免疫分析试验，检测血浆中的cfDNA，发现肺癌、卵巢癌等肿瘤患者经过放射治疗，肿瘤体积减小的患者血浆中cfDNA水平降低，复发患者cfDNA水平升高，推测cfDNA水平可能成为治疗监测的标志物。此后，大量的临床研究致力于探索ctDNA相关标志物（如浓度、基因突变和甲基化等）的应用价值，研究人员也建立了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数字PCR以及高通量测序等多种方法用于ctDNA检测，可以说，近20年ctDNA的研究在临床肿瘤学和实验室方法学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大量成果。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在 2015 年临床肿瘤进展中指出“液体活检”是未来 10 年肿瘤最有影响力的领域之一［4］，与循环肿瘤细胞和外泌体相比，ctDNA检测毫无疑问是“液体活检”中更具影响力、临床实验室应用最多的标志物。但是临床实验室应当认识到，尽管ctDNA的研究和20世纪相比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目前的ctDNA临床应用，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虽然少量ctDNA相关的标志物已经用于临床，具有明确的临床预期用途，但是大部分ctDNA相关标志物的临床有效性仍然处于医学研究阶段；对于ctDNA相关标志物的检测，尽管有一些已在临床实验室应用比较成熟，但是也同样存在方法学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