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湲，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教授。30余年来从事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曾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主委、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常委、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全科医疗分会会长、WONCA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科医师杂志》副总编等。近年来创建了顾湲家庭医生咨询工作室，开发患者为中心的家医签约服务、慢病与健康管理、社区家庭护理、医养结合等基层适宜技术，培养带动了基层卫生服务模式建设与能力提升。

1994—1995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社区与家庭医学系进修，师从来自澳大利亚的韦斯利·费伯（Wesly Fabb）教授，他是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自1972年成立后前30年的总干事，被尊称为Mr. WONCA（WONCA先生）。在导师言传身教的半年里我收获颇丰，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编著了第一本系统介绍全科医学的教材《全科医学理论与实践》（与吕繁合著）。我在书中将全科医生的素质总结为3句话：“强烈的人文情感，出色的管理意识，执著的科学精神”，这3句话反映了进入全科领域之初，世界家庭医师的榜样所给予我的认知与震撼。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国外数十位全科/家庭医生来华交流或协作，我所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培训中心是境内第一家专业培训机构，因此有机会与他们近距离工作与学习，那段时光终生难忘。

马来西亚M.K. Rajakuma教授作为WONCA主席及前任主席多次来中国，他赞扬我们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对广大农村卫生保健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对世界各国卫生事业的启发；他满怀热情地到我们培训中心和基层医疗试点考察，促成了WONCA对中国发展全科/家庭医学的经费立项与技术援助，以此帮助我们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的成就实现学科化、制度化；并在2003年北京亚太地区WONCA大会上呼吁，不要因为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健康公平、忽视农民和贫困人口的健康照顾。

加拿大Brain M Cornelson BM教授和中国台湾地区李孟智在WONCA项目支持下，于1991—1992年分别到首都医科大学培训中心工作了3~6个月；以色列 Martine G. Catarivas MG教授在1992—1994年任以色列大使馆医官时兼任我中心客座教授；美国Dan O. Smith教授在2007—2008年间自费来华居住。他们在北京及外地开展全科教学与临床督导，参与多次地区及全国的全科培训班或研讨会，还到护养院指导医养结合服务，帮助我们培养骨干师资。

他们对患者亲切、尊重、体贴地服务与沟通，对医学生和基层医生热情、耐心、细致地教学与引导，对中国同道诚挚、率真、平等地讨论与协作，都令人印象深刻，像“没有以学生为中心的老师，就培养不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这样的肺腑之言，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我发现，尽管这些家庭医生在性别、年龄、人种、国籍、出身、经历、职务、个性等方面有诸多区别，然而在前述3种专业素质上却如出一辙：作为医者，具有对患者的高度同情心和责任感，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的热爱与持久兴趣，和服务于社区人群、与人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强烈愿望；作为管理者，有强大的自信心、自控力和领导力，敢于并善于承担责任、建设全科团队并善用其他资源；作为现代医学训练的自由职业者，在社区相对独立的执业环境中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地按照临床诊疗程序和科学思维工作，对任何疑点都不放过；在对患方进行教育时亦不忘科学性。正是这种共同的奇妙人格特质，使人们能放心地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他们，使全科医生队伍能在强手如林的专科化时代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壮大，成为高素质专业学科的载体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主要承担力量。

国外标准的全科/家庭医生固然令人感佩，国内的现实却不容乐观。由于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尽管多年来政府出台了系列支持政策，高校和教学医院在举办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岗位培训与继续医学教育方面都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能全方位提高基层医生的素质和技能，但培训合格者下不去，基层一线医生又难以接受到长期系统的规范化培训。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的关键步骤。基层医生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做真做实签约服务，才能为分级诊疗增加砝码。目前的一个痛点是基层医生的临床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国外全科医生能以极强的专业能力解决诸多临床问题并与专科医疗服务衔接，我国广大基层医生（特别是乡村医生）基础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如何能在短时间改善这一点？

1995年我与原中央首长保健医生曾昭耆教授相遇。曾老具有六七十年全面扎实的基础医学和丰富深入的临床医学训练，还兼具家庭医生对患者与病情的全人化、个体化服务理念。在培训基层医生的同时，我们无数次地探讨上述问题，结论是：要按照分级诊疗的“正三角”服务模式，以及民众健康与医疗资源守门人的要求来界定与规范基层全科医生的教育目标与教学内容。

我们认为，全科医生的临床能力必须适应基层医疗服务的需求，即：胜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大多数健康问题的第一线处理，还要及时识别那些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急难重症并恰当转诊；对于危害民众健康的主要慢性病要做好终生管理与康复。可以用“四善”来概括，那就是“小病善治、大病善识、急病善转、慢病善管”。至于如何界定症状和疾病的大小急慢？就要依照社区导向的基层医疗（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COPC）模式，在当地经社区诊断了解居民的健康需要和需求，做出培训的科学决策和实施计划，贯彻“问题为导向，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思想，以“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长短结合、线上讲课与线下指导相结合、学以致用的互动教学方式，吸引基层医生参与。近五年来，我与工作室的同道们深入各地基层开展此类培训，很受欢迎。

实现“四善”的前提是充实全科医生的“硬实力”。全科医生诊病既不应靠碰运气式的“模型辨认”，也不能靠“撒大网”式的辅助检查，而首先必须练好临床基本功——即“望触叩听”（查体）+问（患者主观资料）、想（临床思维），这是基层医生关键的临床胜任力。为此，曾老在耄耋之年总结了一生的临床经验，书写《漫漫从医路》和《基层医生诊断技能手册》（我与曾老合著），以数百个鲜活的案例全面呈现了临床基本功的重要作用，留下了老一辈全科/家庭医生珍贵的学术遗产。

全科医疗最突出的特点是接地气，可及性强，能接纳任何患者。那么在中国，群众对基层诊所需求最多的服务是什么？我认为是中医。绝大多数诊所和社区卫生站内，中医诊室门庭若市，往往服务到很晚。这是为什么？

对全科医学一经了解，便发现其基本原则与中医学非常相似。例如中医学的整体论（“天人合一”“心身相关”“脏腑经络学说”等）、养生预防康复的原则和措施、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制宜的处理、简便经济有效的诊治方法以及强调医德和医患关系等，不仅与全科医学如出一辙，而且在许多方面具体、有可操作性，也适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健康信念。此外，中医学在对病毒感染、老年慢性退行性疾病、肌肉骨骼疼痛以及各种功能性疾患这类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问题上，也有独特的效果——而这些问题全科医生每天都可能遇到。医生遇到暂时不明诊断的问题时，他在小心地以时间作为诊断工具的同时，不必让患者失望而归（中国民众的就医需求中，往往把“开药”看作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可以根据其整体状况和舌、脉等表象做出中医学的功能性诊断并开出适当的中西药方剂，或施以针灸、按摩、推拿、食疗、体疗等综合有效的干预；从而在符合医学要求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患者的各种期望，也更容易得到患者的信任而改善其遵医嘱性。

鉴于中医学在社区的广泛应用，全科医生应保持开放的心态，了解其在当地的主要类型、特点和疗效，以便能顺应社区文化和群众的健康信念，得心应手地解除患者的疾苦；并有助于丰富充实全科医学的理论和有效手段。同时应该看到，中医学毕竟不是建立在现代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其操作者往往缺乏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有时可能在治疗中造成对患者的伤害（如对老年骨质疏松患者进行推拿按摩，若不慎可能导致骨折甚至截瘫的后果）。因此，全科医生逐渐了解、熟悉中医学知识，并教育患者需要使用这类医疗时首先要经过全科医生的评估和转诊，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对患者潜在的伤害。同时，在基层医疗普遍网络化、数字化的基础上，可以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医学思维和技术在各地的适用性进行评价，并逐步纳入基层全科医疗技术指南与操作规范。这种创新将有利于中国特色全科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是对世界家庭医学的贡献。

值此祝贺《中华全科医师杂志》创立20周年之际，我想对杂志的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全科医生们说几句话：我们穷毕生之力为全科医学在中国大陆扎根打下了基础，而这个新型学科的发展壮大要靠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家庭医学/全科医疗是以社区为基础、需求为导向的基层健康服务，突出表现了医学的人文艺术特性与社群特色。因此在本学科领域的创新，需要坚持“顶天立地”的思路，即：一方面要顶天——比照世界尺度建设自己的学科标准，如全科规范化培训、接诊原则、临床思维、循证用药、医患长期合作、全周期健康管理等；另一方面要立地——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切入点，根据本地民众需求和具体条件建设落实全科团队角色和职责，以家医签约服务为契机做大做强基层健康服务市场，获得全民的广泛拥护与利用。如能践行这个思路，相信5~10年后适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医学学科与全科医生队伍一定会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