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PSD的发病机制尚阐述不清。最近研究发现PSD患者转化生长因子-β、脂联素水平显著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MicroRNA-140-5p水平显著升高，芳烃受体核转运蛋白2蛋白和mRNA表达增加，这些均为寻找PSD患者的外周血标志物提供了重要证据。然而PSD作为复杂的异质性疾病，单个因子的改变难以解释纷繁复杂的临床症状，Wang等发现高水平抗磷脂酰和抗心磷脂抗体，血小板/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增加PSD发生的风险。Luo等发现缺血海马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前体比例在PSD的发病机制及抗抑郁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另有研究发现小脑顶核通过抑制microRNA-29c/TNFRSF1A炎症信号通路，通过小脑-下丘脑的γ-氨基丁酸和谷氨酸能神经投射参与PSD的发生。Shi等通过影像学研究发现腹中部前额叶-前扣带回-杏仁核-丘脑情感环路参与PSD的发生。Xu等发现PSD患者存在全脑-局部拓扑网络结构异常。

遗传因素在卒中和抑郁症的发生中均起重要作用，有理由推测在卒中和抑郁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风险基因，Zhao等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和载脂蛋白E是抑郁症和卒中的共同风险基因。该团队基于目标测序方法通过两阶段病例对照研究发现5-羟色胺受体3D和神经原3基因与PSD显著相关。Liang等发现P11、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酪氨酸激酶B基因与PSD发生显著相关。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精神疾病分类体系均未对PSD给出明确的诊断标准，部分相关研究使用抑郁症（MDD）诊断标准，或仅依靠抑郁评估量表的评定结果作为诊断标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则将这类患者归为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障碍（293.83）" ，并将其分为伴抑郁特征（F06.31），伴类重型抑郁发作（F06.32）和伴混合特征（F06.34）。

袁勇贵课题组提出广义的PSD包括卒中后抑郁症状障碍（PSDSD）和卒中后抑郁症（PSDD），并明确各亚型PSD诊断标准。PSDSD强调抑郁和卒中平行发展，关系密切，抑郁可以是卒中直接脑损伤所致，或是卒中后的急性心理社会反应；PSDD则更可能是卒中诱发的（内源性）抑郁症，常于卒中半年后发生，可以由卒中或者卒中后遗症诱发。PSDSD是介于正常和PSDD的中间过渡状态，该状态既可以继续发展为PSDD，也可以维持原状或自行缓解，在卒中后1周时即可对患者进行诊断评估，而PSDD即卒中后的抑郁症，其诊断需首先满足PSDSD的诊断标准，同时符合DSM-5中MDD诊断标准。为了明确诊断，PSD应与卒中后淡漠、卒中后焦虑、卒中后疲劳及卒中后精神障碍等相鉴别。

及时合理的抗抑郁治疗不仅有助于PSD患者抑郁症状恢复，对其神经功能康复也有积极影响，并能改善长期预后。PSD的治疗应该以良好的医患关系为基础建立包括患者及家属在内的治疗联盟，争取得到患者及家属主动配合，共同致力于患者的健康恢复。建议当患者满足PSDSD诊断标准时，即可开始给予抗抑郁治疗，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等。

PSD患者首选抗抑郁药治疗。根据PSD患者抑郁的症状选择相应的抗抑郁药物，了解可能存在的药物副作用，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要充分掌握所选药物与其他现服药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现患疾病的影响。临床医生应密切观察患者对治疗的反应，计划好定期的评估和保持警惕，时刻关注可能发生的药物副作用，与患者充分沟通提高其治疗依从性。

在抗抑郁药治疗方面，研究发现帕罗西汀、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舍曲林、氟伏沙明及米氮平等抗抑郁药均可用于PSD治疗。关于抗抑郁治疗的时效性目前存在争议。Fruehwald等在一项随访研究中发现，卒中后服用3个月氟西汀的PSD患者18个月时的情绪改善及功能恢复状况甚为明显，而早期服药时则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针对PSDSD而言，维持治疗时间可以适当缩短，一般在抑郁症状消失再继续治疗2～3个月。而PSDD患者则需要像抑郁症一样经过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足疗程治疗。

中医药也可用于PSD的治疗。目前有临床研究结果支持的、可用于PSD治疗的中药制剂包括乌灵胶囊、舒肝解郁胶囊、逍遥解郁散和芍药苷。轻度抑郁可以单用中药治疗，中重度抑郁可以联合抗抑郁药治疗。

预防性应用抗抑郁药方面，最新的FOCUS临床研究团队发现卒中后给予6个月氟西汀治疗后可降低PSD的发生率，但对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无显著影响。Kim则发现预防性应用艾司西酞普兰并未降低中重度PSD的发生风险。

PSD作为卒中后常见精神疾病，对其发病机制及临床诊疗的研究从未停止，但由于PSD是涉及卒中和抑郁的复杂性疾病，至今仍机制不清。因此，探究PSD的核心发病机制，建立诊断与治疗标准，促进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和社会功能恢复，最终减轻PSD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损失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