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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医药不分家，药物是医生治疗疾病的有力助手。然而，在化学制药兴起之前，真正有用的药物其实只有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寥寥几种。即使踏入20世纪，大多数医生所采用的方法一般仍是砒霜、水银和泻药，偶尔加上不限量的咖啡和威士忌。真正改变药物历史的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带来了抗生素和更为精准的施医用药之法。虽然笔者学医出身，但对药物研发的历史所知甚少，更不必遑论各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为了弥补这一短板，认真阅读了英国医生德劳因·伯奇的经典之作《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获益匪浅。作者以药物的使用和研发为主线，用引人入胜的话题，带领读者饶有兴趣地认知看似枯燥乏味的药物简史以及人类的抗病故事。作者考察了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中的一系列经典药物，用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你吞下的每一粒药丸，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本书所涉及的话题包括：深受医生、诗人、战士喜爱的鸦片如何风靡世界数千年？奎宁在英国如何成为禁药后又再次崛起？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如何产生了改变整个医药行业的抗生素？用毫不起眼的柳树皮制造出来的阿司匹林如何逆袭成百药之王？伯奇擅长用机智的方式将医学教科书和现实生活里有关医药的槽点逐一拎出，诠释出每一桩诡异的医学事件背后，都有深厚的错误传统和大众心态在作祟，并把医学史上各种怪诞的典故直言不讳地呈现出来，既让人发笑，又引人深思。如果你有意了解药物研发的前世今生，有兴趣回眸人类与疾病抗争的艰辛历程，阅读这本与众不同的医学史读物，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这是一本以药物研发和使用为主线的医学历史书，作者带领我们走过一段令人惊叹的医药实践之旅。书中的每一章都是一则犀利的短小寓言，充满趣味知识和深刻洞见。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每一种经典药物的诞生都有化学、生理学、生物学之间的厮杀与进步。这也是一部饱含思想精华的科技社会史，带领我们思考现代医药是如何脱离无知并造福人类。正是人们采用更可靠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实验，与不顾伦理以追逐利润的制药工业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逐步实现了规范的药物监管，从而让生命的价值得以更好地被尊重。书中提供了很多关于药物的基本常识，对普罗大众生活中的求医问药大有裨益。例如，时刻保持怀疑精神，用可靠的理性方法客观检验某种假说；不存在所谓的"偏方"　"祖传秘方"，凡是有效的药物，必定包含某种活性成分；通过了解药物的历史，就能正确理解抗生素是人们依照化学规律制造出来的药品；放下对医学及医生的迷信，要清醒地认识到杏林高手也有骄傲自大之时，普通人也会有丧失理性的时刻。

作者指出，人类的天性就是易于轻信，而不擅长怀疑。我们都有简化并混淆事物的倾向，容易落入思维惯性，任其将我们带向失败。是药三分毒的古训广为人知，但是并没有削弱医生在人们心中能控制药效的形象，反而还加强了这种印象。在饱受痛苦之时，人们很难抗拒认为药物有效而带来的安慰，这就是药物始终有强大市场的根源。但一种药物的效果哪怕再强，也几乎无法通过个人体验来可靠衡量。作者认为，在生成可检验的假设时，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预设是开展试验的最好理由，却是试验的最糟替代。而且无论我们多么自信，都需要将试验设计成能够证明我们是错误的。比起相信谬误的人，什么都不相信之人离真理更近。如果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么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会沦于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害死他们，玷污历史。时至今日，放血与水银疗法虽已过时，但不加检验的肯定与过度自信却仍在盛行。因此我们应始终牢记先哲的箴言：我坚决相信，如果把现在使用的所有药物都沉入海底，对全人类肯定是件好事，但鱼类就要遭殃了。

作者指出，药物发展的演变过程，是人类用智慧与愚昧艰难抗争的历史。人们普遍对传统疗法存有偏好，因为很难相信使用了数千年的疗法居然无效。而与之相悖的另外一面，我们又偏爱所有看起来最现代的东西。19世纪的医生深信自己的神圣和仁慈，怯于承认产褥热导致的大量产妇死亡是因为自己手上带着细菌，从而明显推迟了消毒液的普及。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医生治病太多凭借直觉和传统，他们害死的患者远比救活的患者多。他们的药物和建议毒如砒霜，真诚并满怀善意地置人于死地。医学的设立是基于患者对受助的渴求与医生对助人的渴求，这种渴求压倒了理智，要什么都不做，或者说承认无能为力，其难度是巨大的。直到今天，医学中也很少有任何操作比什么都不做更难。但是，当医生开始当真以为自己十分重要的时候，危险就会随之而来。自信能让医生更受人们信任，因而也逐渐融入了医生的性格之中。至于彻底治愈的方法，一种完美无缺的、能让患者连患病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的方法必定是无稽之谈。

作者坦言：医学科技已经大有进步，但大多数医务工作者的思维却还在原地踏步。习惯的力量如此强大，而临床医生更偏好相信巧妙的解释，而不是直白的统计数据。医生普遍认为药物多半有效，他们治疗患者时说的是一套，针对自己时做的却是另一套。很多医生是经过缓慢痛苦的过程才习得了怀疑精神，即使是听起来最合理的理论也需要经过检验，这种观念比医生拥有的所有药物都更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要让医生清醒认识到依赖直觉和临床判断的缺点极为困难，是链霉素试验的成功让并非情愿的医生认识了循证医学。如今我们在享受药物带来益处的时候，更要感谢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等主张"理论需要用可靠的试验来验证"的哲学家，以及哈维和高尔顿等敢于怀疑传统并且不厌其烦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最终建立了循证医学的体系。因此作者坦言：科学就像锤子，只有你知道自己在拿它做什么事之时，它才真正有用。无知是激励人们提出问题、追求进步的重要动力，谦逊才是医生提供的最有益于健康的东西，甚至超过药物的作用。

作者坦言：药物研发的历史绝非一帆风顺，由于人类认知所限，曾制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人间惨案。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监管体系能够鼓励所有创新，同时扼杀全部错误。不管开展多少试验，都不能保证所有医学决策均是基于最坚实可信的证据，但这都不是停止尝试的理由。医学历史之所以如此具有灾难性，部分原因是人们喜欢无凭无据地断言事物属性，比如认为天然的就一定好。现代医学中令人心酸的笑话：人们对某项论点的确定程度与其对支持该论点的证据数量成反比。越是缺少可靠的实验证明，人们就越是态度坚定，仿佛信心就像浆粉一样，只要施以足够的热情，就能把想法与事实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即便进入20世纪，医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教导和未经检验的谬误与传统。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同时也是与谬误的抗争。1976年，先哲就指出医疗干预中至多只有10%是基于有力的证据。针对越是严重的疾病，检验出什么真正有效就越重要。

回眸史册，美国对第一种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的试验就遭到更改，没有采用死亡或完全发展成艾滋病的指标，而是仅观察CD4细胞数量的增加；欧洲则坚持使用硬指标的试验，最终结果证明齐多夫定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并会产生抗药性，无益于艾滋病治疗。沙利度胺的市场寿命仅几年，就使得逾万名"海豹肢畸形"的婴儿出生，其中仅一半活到了成年。在过去30多年间，医生一直凭直觉使用类固醇来治疗颅脑创伤。通过对238家医院招募的总共10 008例患者的研究显示，类固醇治疗组的绝对死亡风险比安慰剂组高出3.4%，结果害死了成千上万的病患。不仅如此，这些人间惨案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证实医生害死了大量病患，而是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仍然不肯修正医生的信念。作者认为，正是反复的试错和锲而不舍地努力，所取得的温和效果的累积构成了医学对人类健康的主要价值。时至今日，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套让我们摆脱混乱、防范错误的系统，但没有一条路径能够完全避免思维谬误，正如人不可能免于疾病。我们能指望的最佳做法就是对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保持警惕，并通过检测与试验不断地排除错误。因此在医疗中提倡"试验胜于猜测，测试胜于传言，干预胜于观察"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