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是指急性症状发作后1 h内发生的以意识突然丧失为特征的、由心脏原因引起的死亡。SCD约占所有心血管死亡的50%，直接危害生命健康。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完成的中国SCD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SCD的发病率为每年41.84/10万。以13亿人口推算，我国每年发生SCD的人数约为54.4万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人发生SCD。2019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目前心血管病患者为3.3亿例，心血管病死亡高居国民死亡原因首位。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冠脉介入术后存活患者心室重构和心功能的持续恶化，导致SCD的发病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室性心律失常是造成SCD的主要原因，约占所有SCD的80%。SCD发病过程突然、病情凶险，有效营救时间短暂、抢救成功率极低。2018年美国数据显示其院外、院内发生心脏骤停的生还率分别为10.8%、25.8%。我国由于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不足，院外SCD生存率不足1%。因此，SCD重在预防，包括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除颤器通过电能来终止恶性心律失常，从而有效预防SCD。心脏性猝死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临床试验的结果（AVID、CASH、CIDS、MADIT、MADIT Ⅱ及MUSTT）已充分证明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sion defibrillation，ICD）能有效降低SCD高危患者的病死率。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和疾病预防意识的提高，我国ICD植入数量及一级预防比例逐年升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上注册系统的最新数据，我国2019年共植入ICD 5031例（不包含再同步治疗除颤器），较2018年增长12.5%。其中一级预防2264例（45%），二级预防2767例（55%）。《2020室性心律失常中国专家共识》指出，对于ICD和射频消融技术共有适应证（如室速），ICD的治疗推荐级别更高。此外，冠心病血运重建后SCD的预防（EPCI）等项目的推进为SCD的防治提供了更多的本土循证医学依据。但是与国际相比我国每百万人口的ICD植入比例仍偏低。美国在2014年就已经实现了每百万人植入ICD 550台以上，而在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也有近100台的植入量，我国2019年每百万人植入量仅为3台。而在我国ICD植入的患者人群中，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一级预防的患者比例比较低，二是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比例比西方国家明显要低。此外，ICD植入筛选不足、ICD术后患者管理等问题亦是SCD防治的难点。

当前指南推荐左室射血分数作为SCD的主要预测因子，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足。笔者于2015年提出了SCD的"1.5级预防"概念。Improve SCA研究结果显示，1.5级预防ICD植入组相较于未植入者全因死亡率降低49%。1.5级预防组每多救活一人，需要治疗的人数为10人，远低于一级预防的40人。EU-CERT-ICD研究和SCD-HeFT研究结果再次充分肯定了ICD一级预防所带来的生存获益，同时也表明ICD的疗效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

通过风险因素分析，从而有效识别SCD高危个体进行有效预防是预防SCD的首要任务。临床基本特征、生物标志物、影像学和功能学检查以及基因检测等手段有助于SCD的风险识别。基于上述多种因素的风险预测评分或模型，对于SCD风险的预测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如HCM Risk-SCD模型可有效评估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SCD风险。但是SCD高危人群内异质性大，针对不同基础疾病或疾病的不同时期，SCD的发生机制均可能存在差异。目前尚无某一指标令人足够满意。SCD风险评估的指标或方案或许应该更加个体化，并且在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中充分证实。

SCD仍是严重危害广大人群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SCD的预防不仅需要依靠广大医务工作者，还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包括建立健全的心脏急救体系、开展全民心肺复苏计划、提高公众对SCD的认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