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以长期持续的情感低落为最主要临床表现，据统计，全球约3.5亿人患有该疾病，每年造成的经济负担位于临床疾病前列，是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近年来，抑郁症的患病率逐年增高，2008年，WHO将重度抑郁症列为世界范围内疾病负担的第三大原因，并预测到2030年时，抑郁症将升至第一位。虽然已经开展了大量针对抑郁症的基础研究，但是我们对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然知之甚少。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认为生活中的应激事件是抑郁症发病的直接诱因，而遗传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等则是造成抑郁症易感人群的重要风险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不得不应对越来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便是与日俱增的竞争与压力。这种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可谓是抑郁症发病的直接诱因，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决定了这一诱因的复杂性。社会环境是生产关系的载体，它不仅包括了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更包含了制度、法律、国家政策甚至国际关系。

有文献报道在抑郁症的发病人群中有92%的患者经历了生活中的应激事件，而精神分裂症则只有53%。经济条件越差、个人的学历与社会地位越低，患病的风险越大。更有调查指出，女性更易患抑郁症，可能是由于女性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的能力弱于男性。

即使身处于相同的环境中，不同的人们面对压力却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能力以及结果，决定这种个体之间差异的另一关键因素便是基因遗传的多样性。

通过对抑郁症家族和双生子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一级亲属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大约是正常人的2~10倍，遗传率估计范围在31%~42%。一些在具有家族史或双生子家庭展开的研究可以尽可能地弱化病因中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既具有相同的经济条件或虐待行为经历，因而可以只考虑基因组的差异性。一项针对724对同卵双生子的研究认为，抑郁量表的评分、应激反应、抑郁样行为与抑郁症患者的DNA甲基化水平有关。同样，在一项针对抑郁症死后患者的脑组织检测结果中进一步发现了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的甲基化，并在血液样本甲基化分析中发现了具有细胞类型特异性的T细胞和单核细胞。

虽然早期的一些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区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理想，但是近年来，一些针对抑郁症患者的全基因组研究在筛选抑郁症的发病或影响其治疗效果的基因位点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Howard的团队对807 553人（246 363名病例受试者和561 190名对照受试者）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他们鉴定了102个独立变异体，269个基因和15个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组。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还进一步发现了抑郁症可能和其他精神疾病，包括神经性厌食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之间有共同的遗传成分。一项对5303名汉族重性抑郁障碍的女性和5337名对照受试者的研究中，发现了2个抑郁症基因位点，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而更进一步，Wray等在2018年对135 458例患者和344 901名对照者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荟萃分析，确定了44个独立的显著位点。

我们已经知道在人类的基因中存在一些与抑郁症发病或治疗相关的特殊位点，干预这些遗传位点则可以进一步影响抑郁症的一些病理表现，并改善抑郁症状。神经炎症假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常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这可能是由于小胶质细胞M1型与M2型比例失衡以及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引起了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增加而造成的。Lee等研究发现了慢性应激下调了小鼠海马区表观遗传因子HDAC2和SUV39H1的表达，而HDAC2和SUV39H1通常会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1（MKP-1）的转录，失去抑制的MKP-1表达会增加并经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激活下游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如：IL-6、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等，从而使抑郁症状进一步恶化。

抑郁症的发病并非单因素单独作用造成的，而是多因素多系统共同作用引起的。环境的影响可能引发炎症，基因的缺陷则会增加疾病的易感性，而长期持续的慢性炎症反应则会加重机体的损伤和病情的进展。虽然目前一些针对高风险基因的干预手段仍停留在实验动物上，但是相信针对这些基因位点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朝一日能回馈于临床，为临床上治疗抑郁症提供新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