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韩启德院士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联合创办国内首个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并于2017年正式招生。这一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响应国家战略，我们于2018—2021年连续四年召开"医疗、人本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从医疗、人本与媒介（medical，humanity & media，简称MHM）三者关系出发，发展健康传播，助力"健康中国"。

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体现了医学向整体健康观的转移。实际上，整体健康观比现代临床医学的分治观要古老得多。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古希腊的"四体液"说，都包含着整体健康观。WHO在1948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这就是整体健康观的体现。

20世纪30—50年代，以微观检测和个体分科治疗为核心的现代临床医学的崛起，曾一度打破了整体健康观，使生物医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整体健康运动"又再次强调了整体健康观。1977年恩格尔（G.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获得教条的地位，但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因此要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取而代之。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阿拉木图宣言》则再次重申了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并对其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深化。

结合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来看，亦能看到整体健康观的端倪。首先，从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来看，按照"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综合救治，把中西医结合作为提高疗效的主要保障，是医学救治的整体观的体现。其次，医院和疾控系统的密切配合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尤为关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面对这样一场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靠医务工作者和医疗系统，而没有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人民群众的尽力配合，也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这就需要社会管理上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已经超出医学范畴，而是一种行政管理理论，也被称为"全观型治理"和"协同政府"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与网络治理、数字治理并称为后新公共管理的三大主流治理理论。从医疗救治到更宏观的社会整体性治理领域，健康传播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都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健康教育的概念早在20世纪初就在美国某些医学会议和机构中使用。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中将健康教育列为初级卫生保健任务的八项要素之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大部分卫生宣传机构改称为健康教育机构。1985年《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创刊，后来由1986年成立的中国健康教育所接管。目前，健康教育属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大分支，在国外很多新闻与传播学院都设有相关专业和研究机构。国内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追溯起来，健康传播最早是由健康教育学者们引进中国的。1987年，我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理论，并探讨了宣传、教育与传播的关系问题。

健康教育学以健康相关行为为研究对象，侧重探讨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策略和措施，而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应用并服务于健康教育。也就是说，健康教育为主，健康传播为辅。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片面性在于，将具有很强的观念创新和研究创新的传播学，降低到技巧和工具的层面，窄化了传播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来说不同于健康教育。与"传播"一词对应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它来自拉丁词communicare，意思是"告知、分享、使共同"。首先，在人际层面，communication指人与人之间开放而坦诚的对话。不是简单的交谈，而是一种特别的、亲密无间、袒露心扉的谈话，甚至是心灵的相通，精神意义上的共享，因此，传播学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交往。其次，在社会层面，传播学的创立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认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因此，传播研究关注的是人类最根本的社会交往过程。第三，大众媒介的兴起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媒介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信息传递，而是在社会动员、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媒介化社会，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构成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最初的战争宣传，到市场经济和选举政治，传播学在回应社会重大主题中发展壮大，并发展出包括健康传播在内的诸多分支领域。

健康传播最早被称为medical care communication，侧重于把沟通作为除药物干预和手术干预之外的重要的医疗干预手段之一。以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家法奎尔（J.Farquhar）和传播学者迈克比（N.Maccoby）合作开展的心脏病社区预防计划为开端，健康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更名为health communication,并越来越注重以讯息为中心（message-centered），借助于媒介技术，面向社会大众的健康干预研究。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健康促进的理念越来越受关注。1986年WHO召开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提出健康促进五大行动领域，即（1）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2）创造支持性环境；（3）强化社区行动；（4）发展个人技能；（5）调整卫生服务方向。从中可以发现，对健康的关注已经从个体健康拓展到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2000年联合国提出八项"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又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都包含有明确的社会健康指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在信息传递、知识普及、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社区动员、政策倡导、建立信任和资源整合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也为健康传播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003年"非典"事件，催生了从健康传播角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传播和风险沟通等方面的研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则引发了全社会对健康的高度关注，也进一步促进了健康传播从信息疫情到新媒体健康传播等多主题的广泛深入研究，但真正为中国健康指明方向的，是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

《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指示精神，《纲要》明确将"全民健康"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确立了"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大卫生观"，并提出将"健康融入一切政策"，将"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作为战略主题，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推动社会共建共享，人人自主自律，实现全民健康。

从《纲要》所确立的五大战略任务来看，无论是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还是建设健康环境和发展健康产业，都与健康传播密切相关。因为健康传播既着眼于个人层面健康素养的提升，也着力于社会层面的健康治理和健康促进。按照本文提出的"MHM"这一模式，无论医疗还是媒介，都要以人为本促进健康，这也是"健康中国"的核心理念。只有从这一理念出发，结合中国实际，发现和解决与传播相关的问题，才能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同时，促进中国健康传播的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