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使全球健康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主题，也凸显了全球健康传播的重要性。

全球化和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是全球健康传播产生的两大动因。

全球健康的前身是国际卫生。以1851年第一次国际卫生大会为标志，国际卫生侧重于国与国之间针对传染病防控的合作与协商。二战结束以后，1948年成立的WHO，将国际卫生从最初的传染病防控，逐步扩大到制定药物标准、环境卫生、计划免疫、初级卫生保健、非传染性疾病健康管理，以及社会健康促进、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广泛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对人类健康也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一是人员和货物在全球的大规模移动，使得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得原先一些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与不良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常见病、多发病和最主要的死因；三是大量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威胁全人类的健康，需要以"全健康"的理念，可持续地平衡和优化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2010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发布了《全球健康与对外政策》的决议，将全球健康明确为"超越国家边界因素影响的卫生问题，包括应对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新生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国际发展问题，以及每年费用超过30亿美元的全球医保工业等"。新形势下的全球健康问题不仅跨越国界，也不局限于卫生本身，而是涉及到外交、经贸、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应对全球健康也不能仅靠卫生部门，而需要多方联合行动。

自20世纪以来，现代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能力，而且促进了更多的意见表达和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从而建构出新型的媒介化社会。我们不能仅仅视媒介为信息传播的工具，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对健康问题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信息疫情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健康和全球健康传播。

国际卫生援助是全球健康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伴的发展传播学则构成了全球健康传播的基础。发展传播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传播学将发展看作是从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需要借助传播来完成。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国际援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核心特点是强调媒介影响，特别是通过媒体运动提高大众健康认知。20世纪70年代，罗杰斯将健康传播定义为"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传播被视为通过人际和媒介渠道传播信息的过程，以推动援助方案的实施。

20世纪80年代，健康传播在美国逐渐确立其学术地位，新成立的一些专业研究机构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国际卫生援助项目中获取大量经费，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健康传播的发展。健康传播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把传播理解为人类信息传递和接受的过程，关注的重点是个人而非宏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集体行为被认为是个体实践的集合。研究集中于个体行为和媒介效果，主要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调查和控制实验等量化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大批关于个体健康行为影响要素和信息传播有效性的分析模型，如健康信念模式、理性行为论和计划行为论、健康行为的多阶段发展模型等，目的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传播干预措施对个体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从而为大量的全球卫生干预项目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并使之制度化。

有学者基于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20年的计划生育传播项目（Popul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s，PCS）（1982—2002年）和始于2008年的健康传播伙伴关系（Health Communication Partnership，HCP）项目的考察，总结出美国卫生援助的全球健康传播发展的四个阶段（表1），反映出从医疗和供给导向的模式演变为重点关注个人和社区作为健康生产者的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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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卫生援助的全球健康传播发展的四个阶段

表1

美国卫生援助的全球健康传播发展的四个阶段

阶段名称	传播模式
门诊阶段	口号是"建诊所，人们就来"，基于医疗服务供给的传播
现场阶段	以社区为主的信息、教育和传播产品分发
社会化营销阶段	借鉴商业营销策略，洞察消费者行为，改善供应机制，创造并满足用户需求
行为改变的策略传播阶段	应用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影响社会规范和政策环境，促进个体和社会的改变

关于传播有效性的问题也推动了对讯息设计的研究，侧重于评估讯息质量和讯息诉求，以引发受众关注，促进健康行为。还有研究基于媒体传播理论，分析各种健康信息运动的效果，以评估传播干预措施的直接和间接、有意和无意以及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与上述全球健康传播主流观点不同，以文化为中心的社区健康参与理论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死亡，而是反映人及其社区活力的重要指标。健康传播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谈论和理解与健康、疾病和幸福有关的问题，理解社会如何将健康和疾病问题化，并确定健康政策的优先次序。

与主流的自上而下的卫生干预和评估方法相反，以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健康传播强调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社区动员，以推动社会的结构转型。团结是其核心方法之一，就是根据共同工作的原则，通过伙伴之间的相互支持网络，与各种利益攸关方进行关键性的健康传播，倾听当地社区的本土叙事过程，共同创造多模态的健康知识，以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变。研究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参与性实验，证明了基于社区参与的健康传播优势。例如，在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干预项目（SHIP），通过性工作者参与讨论围绕性工作的不平等的健康结构和权力格局，阐明其健康行动主义。

以文化为中心的社区健康参与项目，强调采取积极的立场，通过传播动员和组织的过程，汇聚集体资源，提升集体效能感。他们从质疑个人健康生活方式如肥胖开始，审查缺乏健康机会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一旦确定了具体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就努力通过结构性的修辞策略，从问题识别、解释框架、解决方案以及公开呼吁等方面，力促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改变。

以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健康传播，特别关注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卫生政策对健康的影响，要为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状况、消除健康不平等而斗争。